加国媒体专访中国女权行动者李麦子

李麦子，原名李婷婷。1989年出生于北京，大学主修公共管理。曾参与“带血的新娘”，“占领男厕所”，“文塔边剃光头”，以及“西安花木兰”等行为艺术女性维权活动。

2015年3月，她与另外的四位女权活动人士因“三八国际妇女节”前的一个反性骚扰活动被逮捕，引发了国际关注。她在被关押了37天之后获释。

同年，她被《外交》杂志评为“全球百大思想者”。

而她自己称自己为女权行动者。

最近这段时期，她正在蒙特利尔，参加一个人权活动培训活动。

趁着培训的间隙，她来到了加广中文台接受我的访问。

李麦子坐在我们的直播室，从她对于自己性取向的认知过程，到成为“女权行动派”，可谓无话不谈。

李麦子在加广直播室。

加广：还记得自己对女权这个概念有所认知是什么时候？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李麦子（麦子）：我想，我从小就有一种天生的正义感吧。记得5岁的时候，看到爸爸打妈妈，我就拿这个苍蝇拍去拍我爸。

我觉得，我们家的教育就是形成了我的这种神经比较大条的感觉。

上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是从山区搬到北京郊区的，所以，在学校的融入上有些问题。我又是属于那种不服软、不去拉帮结派的，结果就被一些学生霸凌。

后来，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性教育非政府机构组织性教育。我第一次听到了社会性别（Gender）这个概念，也解开了我自身的一个困惑。

因为我小时候，村子里的人就叫我假小子，像个男孩儿，那时候我就有些困惑，我难道不能这样吗？

加广：那你对自己的性取向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清晰的认知的？

麦子：那就更早了。这个和你青春期的发育有关。那时候，和几个比我大些的女孩子走得比较近，称姐妹儿。有一个女孩儿就是拉拉（女同性恋的昵称），她有个女朋友。

然后，我就把我的困惑也和她说了，结果她给我的答案非常消极，她说，不要走我这条路，这是心理疾病。

我们那时候可能和城市里的孩子相比较，信息还是比较闭塞。

所以，真正承认和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应该是上了大学，大一的时候。

那时候，家里给买了电脑，我在网络上搜索同性恋的信息。但那时候，网上的信息也非常片面，侧重裸露啊什么的 – 我那时候看到心理上是很难接受的。

我那时候就开始反思，这一群人活得不可见，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活？

我后来就很自发性地组成了一个拉拉群，组织一些活动。

但那时候，大部分的活动是在酒吧里，大家抽烟喝酒，环境也很混乱。

我就又想，为什么我们只能在这么混乱的情况下活动。所以，在2010年，我和其他几个人发起成立了当地（西安）的一个“女同性恋小组”，开始做一些文化倡导的活动。

我那时候真的是找各种资源，也因此认识了一些比较早就开始行动的女权人士。

加广：2010年，你才21岁，对于同性恋的处境不仅仅是思考，而是真的付出了行动。你还真是个行动派。

麦子：我也不是很清楚。我觉得 ，可能我是那种希望对社会带来积极改变的人。

我的父母都是有天然正义感的人，会出于好心来做一些对个人并不一定有利，甚至是有风险的事情。

还有，我从小被霸凌的经验让我起来反抗。

加广：进入“非政府组织NGO”做事情是怎样的一种经验？

麦子：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始进入了亿人平，它是一个做政策倡导的，但它愿意做女性的话题。2012年，我还没有大学毕业就参与了“占领男厕所”的行动。

加广：你还记得参加过的第一次“女权行动”是哪一次？

麦子：在这个之前，我参加了“带血的婚纱”行动。那个行动我认为是有历史意义的，因为我们是举着牌子，在前门大街走了20分钟。

我当时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20分钟一直有警察在后边跟着，说：“快点儿走，快点走”。

如果是几个访民在那样一个敏感地带抗议，肯定马上就被抓了。

但我们当时，穿着婚纱，举着牌子。或许警方没有这类处理这类活动的经验。不过，也让我觉得，实际上，我们活动的空间还是有的。

其实，这也是把一种倡导方式与社会议题相结合，找到了一种在中国的特有空间。

加广：这类行为艺术的方式一直贯穿你行动的始终。这个是如何形成的呢？

麦子：我本身并不是学艺术的。

在2011年，我第一次接受培训，那是在非洲。当时就有来自不同国家的活动人士讲述他们街头行动的经验。

而我那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没有什么经验。我那时只是做过一个“征集100个异性恋微笑”的活动 – 就是让一百个人微笑拍照，表示“我对同性恋友好”。

我觉得，国际上各个国家的话语体系非常不一样。

后来，进入NGO工作，我发现，街头艺术这个形式是个本土化的开创，非常聪明地找到了一个空间。

目前，很多的NGO都被变成了一种服务性质的机构，但是，一些公共议题的倡导，比如女性的话题几十年实际上没有人做的。

而且，就是这类的行动，现在随着国内形势越来越严峻，类似行动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了。

所以，这也可以说是个时代的产物吧。

加广：前不久，中国出台了更严格的NGO机构管理条例，这个对你们的活动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麦子：断奶啊 – 这是最直接的。以前，NGO机构可以接受国外的资金支持。

这个法案出台之后，这就不可能了。

这以后，政府会把一些倡导它不喜欢的议题，比如劳工议题、同性恋议题之类的放进一个名单，这些是拿不到注册登记的。

而只有做主流议题，或是服务性质的NGO才有可能得到许可。

加广：明年这个法案正式实施之后，你们的议题如何继续呢？是否还可以继续呢？

麦子：首先，我要承认，有许多议题我们都做不了了，没有像以前那样有行动力。

但是，我觉得，我们过去几年的行动还是很有效果的，比如对女性暴力的关注。

现在的感觉是，任何与女性相关的话题都会被炒大。女权话题首先是让公众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这种觉醒对以后，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舆论的影响就会现象出来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少公众在女性议题上的退步。

有一个道路就是民间动员的工作。我举个例子吧，我们尝试做了在春节我们做了一个反逼婚的议题。这不是一个单纯女性的话题，但它是一个反对父权体系的一个议题。

而且，我们不接受国外的资金，资金都是国内公司来的。

后来，有关部门不许我们用“逼婚”这个词，就改成了“世界那么大，单身也可以很幸福”。而这个话题可谓经久不衰，影响力很大。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空间，只要你去发现。

（以上是我采访中国女权行动者李麦子的上半部分。明天，我们会继续播出对她的访谈，讲述她在2015年被政府拘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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