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将吴建民：为什么外交部必须是“鸽派”

中国“魅力外交家”吴建民6月18日在武汉遭遇车祸逝世的消息引发各界关注，众多媒体、知名人士等陆续发文悼念。在中国外交事业上走过半个世纪，外交儒将吴建民这个名字值得铭记。

据了解，吴建民一直被视作外交政策上典型的“鸽派”，就在1个月前的5月18日，他还在《人民论坛》杂志发表署名文章，称要警惕当今世界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认为这两股思潮在中国都有很大的欺骗性，“药方是错误的”，是要把中国引向歧路。

吴建民曾与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罗援少将、《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激烈辩论。罗援认为军人都应该是“鹰派”，吴建民指他宣扬战争论“犯了时代性的错误”，“谁高举战争的旗帜，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今年4月，他在外交学院演讲中批评《环球时报》经常刊发极端文章，总编辑胡锡进搞不清楚状况。胡锡进则回击称吴是典型“鸽派”，让他想起了受了委屈还总想息事宁人的驻外大使。

难免会有一些激进的听众发表外交官太软的言论，但吴建民表示并不在意。他认为，观察世界，与世界对话需要有效交流，观察中国，与国民沟通也需要有效交流。“软”和“硬”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言战易，言和难”。

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以对错定调“鹰派”或是“鸽派”显然不科学。然而实际情况是，拥护和平理念的吴建民在中国外交事业的贡献有目共睹，并且这种模式能够存在即有合理性，他的离世甚至可以看做是中国外交的损失。就在前不久，中国外长王毅罕见当众指责加拿大女记者一事引发轩然大波，不少观点认为，这场口角之争既不必要又不得体；甚至有声音指出，这是一个国家在外交事务的一种极大的不自信。王毅被扣上“鹰派”的帽子。

纵观历史经验不难发现，很多大国一味奉行“鹰派”政策，最终都引发一场战争。中国自古讲究“四两拨千斤”，春秋时期，当时的外交就并非一派祥和，但是宾主必须即席赋诗，以诗言志，哪怕诗意暗藏杀伐。这是“礼”。《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外交家蔺相如机智斡旋、据理力争，最终完璧归赵。

再看俾斯麦之后到一战前的德国。鉴于当时德国崛起引起的周边国家的疑虑，特别是法国战败的复仇情绪，俾斯麦采取了多方安抚的外交政策，尽量避免周边大国特别是俄法结盟。然而俾斯麦下台后，德国外交全面转向鹰派，一味强调德国的利益，特别是重建世界秩序的野心，使得俄法结成军事同盟，最终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国之中，军方和外交部扮演不同的角色，军方或许可以强硬，但外交部和外交官的使命是与交涉国保持沟通，随时准备谈判、妥协，甚至让步。即便必须传递强硬的信息，通常也都“翻译”成外交语言，比如“遗憾”，比如“保留某某权利”。

在这个意义上，吴建民倡导的“鸽派”外交理念，源自于他的信仰抑或是一个外交官由于长年训练而形成的本能：时刻准备沟通，时刻准备妥协，哪怕最强硬的国家意志，也用最有效的方式表达沟通，他是站在国家利益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