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那么多民族热衷于捏造历史

被捏造的历史知识生产正是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生产的系统工程。通过教科书、通过大众媒体、通过国家控制的一切知识生产领域，这样的历史正在大规模复制、流水化作业着，却美其名曰“国家灵魂”、“民族精神”，谥其号曰“精神核武器”。本文摘自腾讯网，作者邓文初，原题为《为什么许多民族会沉迷于捏造历史？》。

“客家神话”的诞生：从衣冠南渡到保种留萃

“北有大槐树，南有石壁村”。

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故事，大约是用不着复述的，这里要讲的，是福建西部宁化县的“石壁村”，它是遍布南中国、散落全球各处的客家人圣地，是客家人作为一个“民系”（汉民族分支）的起源神话。

石壁村自然没有洪洞大槐树著名，至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个偏处一隅的地名。但随着沿海开放、大批海外客家华侨回国投资，“寻根问祖”就成为他们的心灵之旅。“石壁村”变成了他们心灵中的圣殿。

客家人认石壁村为其祖先寄居之地。据他们说，客家人先祖原是中原世家大族，最初是为了逃避黄巢之乱，由华夏中心迁移到华南蛮荒之地，以福建宁化石壁为中心，散枝开叶，遍布华南、华西、南洋诸海岛、美洲澳洲欧洲诸大陆，而后开花结果，遍布全球每个角落，人数达6000多万。

“衣冠南渡”是客家人历史中最温馨的汉字。

客家诗人黄遵宪用诗“中原有旧族，迁徙名客家。过江入八闽，辗转来海滨”来描述客家的历史，历史学家们则以另一种语言，重建客家人的“南渡传奇”——中华民族发祥于中原，其周边是夷狄戎蛮，在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原地区一再遭受周边游牧民族的侵凌，一些世家大族因此避乱南渡，其中大规模迁移有五次：五胡乱华时的晋室南渡、唐末黄巢之乱时的衣冠南迁、南北宋之间的宗室南播、元蒙入侵时的华族南移，以及明末满族入关时的避地南来。中原历经板荡，而客家人却保种留萃，守护着华夏的一脉香火。

客家人最重“崇先报本”，尽管寄居瘴蛮之地，生存已是十分艰辛，但他们却始终保存着先祖的谱牒，而谱牒乃是客家人华夏正宗的最好证据。《客属巫氏联修族谱》载：“巫氏……乃山西平阳府夏县人。迄东晋末造，五胡乱华，裔孙巫暹，由夏县避乱兖州，转徙入闽之剑津，居焉”；《兴宁温氏族谱》载：“我温族发源于山西河南，子孙蕃衍……逮东晋五胡乱华，怀愍帝为刘渊所掳……我峤公为刘琨记室，晋元帝渡江……后峤出镇洪都。子孙因家焉”；钟氏“其族皆处中州”、“世居颍州”、“赖氏居颍川。已更数代”；刘氏“先主次子永公，初封鲁王，继封甘陵王，魏咸熙元年，东迁洛阳，遂家焉。”……

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客家人开始系统梳理自己的族类源流，追溯起源。由此，“客家本中原汉族”、“客家是中华民族里的精华”、客家“是中华民族里最坚强、最有力的一派”、是“最进化的民族”；客家文化保留着“汉唐真髓”、客家语言乃“中原正音”、客家精神是汉民族开拓探险的海洋精神、客家是中国的犹太人等等接踵而至，美誉有加。尤其是，随着洪秀全、孙中山、容闳、邓演达、廖仲恺等等客家政治人物大量涌现，客家人地位一路飙升。随之而起的，是“客家神话”的诞生。

“客家神话”的真相：处边缘而想象来自权势中心

但真相总是使人不安，学人们也许不能揭示全部事实，但至少可以揭露大多的虚构。遗传学家取样分析92位梅州土著的免疫蛋白球，结果为“南方人种”；语言学家们对客家方言的研究显示，客家话属于南方语系，大约是古越语与汉族之间的混血，而以古越语为主。

至于家谱，历史学家们早已指出，它是明代推行宗族制度的发明，其体例与内容是从官方正史中“援引”、“延伸”而来。所以大多数家谱往往都直承上古某某“王系”、“帝系”，似乎大家都是帝皇神胄，正如所有汉族都宣称自己体内流传着的是黄帝血膺，尽管历史学早已揭示：始祖黄帝乃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明。

其实，从社会史视角看，无论客家是来自中原还是本地出土，是华夏正宗还是古越后裔，在其身处的南方烟瘴之地，他们是弱者：或为流民、或为棚户、或为贱民、或为种山者、或为租赁户，总之以无家可归者居多、以流离失所者为主。他们需要租种土著的土地才能活命，有时也靠打家劫舍以求生存。因为这一弱势处境，在争强好胜的南方环境中，便形成自卑、敏感、好冲动、易攻击的“族性”。处处树敌往往就处处挨打，处处挨打却绝不束手投降，虽势力不如人但心气绝难服输，结果就给自己造成一种被社会拒斥的情状，所谓“自我嵌陷”，自然就无可救赎了。

大约这也是所有弱势群体的共同心态，而其自我解救之道——“弱者的武器”，首先便需要“相信”自己的伟大，需要树立充分“自信”。其途径，无非就是起源神话的建构——处边缘地位而想象自己来自权势中心，没有历史却借道传说的古老传奇，于是，起源神话便诞生了。这，与其说是历史的叙事，不如说是现实的表述；与其说是历史追溯，不如说是心理补偿——一种具有安慰功能的奶嘴——至于真实与否，那倒是次要的了。

客家学者罗香林说（也是客家学的创始人），客家的成年礼在1850年，太平天国革命宣告客家民系的出现。天国与客家关系的研究颇为丰富，此处不提。这里只简单梳理一下晚近闽粤土客冲突概况，以揭示客家神话的社会背景。

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贵起义，“多系潮州之三阳及漳、泉人同伙作乱，而镇平、平远、三县之人并未入伙”，牵涉人数达1万2千。故有人称这起事是“闽粤分类之所由始也”。

雍正间吴福生起事，以客家人为主，组织1万余名闽籍客家，剿灭闽人。

乾隆年间林爽文起义。凤山县粤籍民遵义民制，分设六堆，“统计义民八千余人，屡经打仗杀贼”。义民、乱民即按话系分类，“贼”指客民。

道光六年（1826）闽粤土客械斗，因失猪引发。

道光二十年（1832）张丙起义后，挡水等地发生械斗，粤人乘机“分类”，进攻闽庄，闽粤土客互斗。

咸丰四年（1854年）淡水、新华闽粤土客械斗，因失牛引发。

咸丰四年红兵起事，土客“分声械斗”持续十余年，死亡达百万（其中客家人死亡在六十万左右），清政府派出湘军将领蒋益礼以大军压境、严厉镇压，并将客家人单独安置在新设立的赤溪厅，与土著隔离居住，冲突才得以控制（可参看山东大学刘平教授的专著《被遗忘的战争》）。

具体史实仅举《揭阳县志》记载的“九军之乱”：“九军之乱”起自清顺治二年，持续十数年，是客家人与平洋人（潮方言群、福佬）之间的冲突。县志记载：“客贼暴横欲杀尽平洋人，因其语言不类，平洋各乡虑其无援，乃联络近地互相救应，远地亦出堵截”。双方为此集结队伍，掀起械斗，相互残杀。客家人最后攻破揭阳县城，抓住福佬“钉锁于天中，以猛火燃迫，至于皮开肉绽。掘坎于地下，以滚汤灌渍，至于体无完肤。多以纸浸油，男烧其阳，女焚其阴，异刑不能阐述”。

胜利的客家人绝不放过妇女，甚至连死人也不放过。县志记载，他们“抢掠妇女，尽驱入山”，“所至破棺碎柱，贼名之曰‘辟死鬼’”。……

起源神话：历史与捏造历史

“土客械斗”背后，是强烈的“族类意识”。不管是作为外来人还是原来的土著，客家人被那些自认为正宗的粤人、福佬或者汉人加上“非粤种、亦非汉种”的标签，说“其山地多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民”，甚至还在客字旁加上一个反犬，将他们纳入獠、蛮、番鬼等等“非我族类”的异类阵营。这样的歧视在历史上即“分声意识”，现代人所谓话系差异、方言分歧。中国国家虽有汉字一统天下，但十里不同音的方言分歧却是现实，这种“分声意识”过于强烈时，则将直接导致隔阂、歧视，导致族类冲突，其严重性，堪比一场现代战争。

这就是战争的起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乃是一切族类战争的总根源，现代民族主义战争的起源分享的也是这一逻辑，而起源崇拜乃是其灵魂。

这里并非要指责客家，而是想揭示历史与起源神话之间的纠缠。其实不仅客家，也不仅汉族，在一个民族且民粹的时代，起源神话占据着历史的主流话语，虽不能说古今一义，但至少是中外皆然。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中曾举过一个例子，说在1932-1933年，“巴基斯坦”一词才被某些激进的学生“想”了出来，在这之前它根本不存在。到1940年，巴基斯坦建国要求才正式提出，到1947年，巴基斯坦才正式作为一个国家建立起来。但是，却出现了一部《巴基斯坦五千年》的著作、一部研究印度河流域城市文化的历史著作。一个刚出世的婴孩却宣称自己有着五千年的历史，这样的起源书写，究竟是政治神话还是历史著作？！

霍布斯鲍姆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摩亨佐-达罗文化与伊斯兰堡现任统治之间有什么联系”，但是，“5000年的巴基斯坦在一定程度上比46年的巴基斯坦好听得多”。

于是，没有历史也必须捏造出历史来。在这种情况下，就像罂粟是海洛因毒品的原料一样，对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或原教旨主义而言，历史就是他们的原料。在这些意识形态中，历史是核心要素。“对今天用种族渊源、宗教信仰、用过去或目前的国家边界来确定自己地位的人而言，神话和虚构是不可或缺的，他们试图从一个模糊不清、动荡不定的世界中找寻某些确定的成分，并宣称‘我能不同于其他民族并优于其他民族’”。这样的历史知识生产正是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生产的系统工程。通过教科书、通过大众媒体、通过国家控制的一切知识生产领域，这样的历史正在大规模复制、流水化作业着，却美其名曰“国家灵魂”、“民族精神”，谥其号曰“精神核武器”。

起源崇拜乃是历史的罂粟花！它使人陶醉，也使人疯狂。历史正是借着祖灵的蛊惑将人类引向革命、引向战争、引向灾难的深渊。

然而，谁能拒绝先祖的召唤呢？尤其是，那些漂泊无根的现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