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书店案须交代 保障“以宪治国”信心

本已沉寂的香港铜锣湾书店案有戏剧性的发展。店长林荣基以当事人的身分公开被拘禁经过，基本上印证了坊间“被失踪”、“被绑架”、“被认罪”的猜想，且按他的说法，整件事与贩售禁书有关，若放在“一国两制”原则和《基本法》保障香港“出版自由”之下检验，内地当局有抵触之嫌，特别是在香港分离意识有风之下，免令加剧港独分离主义的情绪，北京当局宜调查透明，公开交代，这不单展示维护现时危如累卵的“一国两制”决心，更表达内地“以宪治国”的决心。

虽说以贩售中共禁书的铜锣湾书店案看似告一段落，但实则疑点众多，按常理分折，的确令人费解的地方，到底该书店5人先后“失踪”，为何其后都证实在内地呢？尤其是股东李波，到底他怎样在毋须用回乡证之下，需要瞒骗妻子，以偷渡的“自己方式”返回内地吗？很难不令人质疑有人越境执法。虽然李波等回港后三缄其口，又否认自己是被掳走，但真相是否如此，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常识判断。然而，这种用常识来判断的方法，容易惹人疑窦。若捉拿5人的内地当局不厘清，港人的疑团将挥之不去，定必影响央港互信，动摇港人对“一国两制”的支持。

事实上，对于书店事件，内地当局再难很“理直气壮”了。中联办法律部长王振民出席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的活动时，形容李波失踪案“非常不幸”（Very unfortunate）。记忆所及，这是有内地官方人士首次对书店案定性。的确书店事件有诸多不合理之处，譬如在法院未审判的情况下，众人一一上央视认罪，尽管“非常不幸”不能解读为内地承认错误，但至少显示内地当局不再胡编乱造，而是实事求是体待。值得一提是，这次林荣基回港，据闻有两名内地执法人员远随相伴，并非用强押方式，这亦展示当局对香港“两制”的警觉，其实亦有可称赞之处。

颠覆熟知的“一国两制”

然而，铜锣湾书店事件涉及不单是香港，甚至是全球华人的基本人权，好似李波是英国公民，桂民海则属瑞典籍，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却用他们“首先是中国公民”，表示内地拘捕的合理性，而且如林荣基所言不错，自己被捕时当局没有说明所犯何罪。如是即是宣示内地的“强力部门”今后可以用“莫须有”的罪名拘捕全球华人。

毕竟《基本法》是保障香港有“言论及出版自由”，而且某些行为，比如香港的悼念六四活动，就算内地当局不喜欢，港人也不会因此惹祸，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一国两制”纲领。但现在若因言论或出版自由问题，返回内地会被扣查，有变相把内地法律适合于香港及其他国家之嫌，这未免有违《基本法》及其他国家的法律情况，亦是香港回归19年来，对“一国两制”最严重的一次冲击，颠覆了许多人熟知的“一国两制”。因此，为了维护“一国两制”的信心，亟需两地当局公开厘清、交代透明。

“以宪治国”的契机

事实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过，会“坚定不移”确保针对历史实事而制定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走样、不变形。此外，他还强调“依宪治国”的重要性，而《基本法》是中国宪法的关键组成部分，而《基本法》保障香港公民的基本权利，其重要性令内地一套不适用于香港。所以，在现在只有林荣基一人解说下，除了《环球时报》那些不能说代表中共的左派声音外，基本上内地当局没有作出任何澄清，这样只会显得隐瞒，招致更多的无谓揣测，既打击港人的信心，更触动了大陆人民对“依宪治国”的质疑。

正如多维新闻早前撰文所指，习近平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谓中共的“第五个现代化”，面对内地社会越来越多元化的民间声音，包括一些异见声音，如何保障党和人民的一致性，都需要一种现代化的新思维。与内地的“高墙”相比，香港只是“鸡蛋”而已，作为“强”的一方，应该展现出最大善意。

正如中国人大委员会张德江日前访港时说，“一国两制”是重要国策。所以，若铜锣湾书店案触动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最大输家可能是中央政府。内地当局应把这次事件视为“负面教材”，彻底调查，将事实原委公之于众，假如有错要改，这才是中共强调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从这个层面上，这次铜锣湾书店案可说是内地加深改革的一个契机，北京政府应该把握，而非左闪右避，利用这次在香港取得的经济，对内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来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