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习近平的回答可得多少分？

未知中共究竟是从何时才真正将“七一”当做一个隆重的节日来庆祝的。只是，据称在中共建政初期是没有这一说法的。其一中共新生还很弱小，中共四大之时（1925）尚不及千人；其二说来“寒酸”，即使中共一大的出席者都对中共成立的确切日期莫衷一是。于是，这个“诞辰纪念”便免了。

根据中共公开资料，七一党庆最早见于中央文件是在1941年6月。当时，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指示“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这是党庆的开始。至于为何在彼时抗战艰苦的时期纪念党庆，想必都懂得。

不过，党庆却未必仅仅是庆典——任何组织的仪式化行为都具有特定的“政治”含义，即凝聚人心，让一整套价值体系内化为不证自明的集体信条，这在一个时刻处于生死存亡边缘的组织来说尤为重要。

在1949年之前，中共的最高层需要面对的是全体党员，告诉他们存在的意义，也就是时隔95年来后习近平在这次大会所说的中共为什么叫共产党，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习近平连续用了10个不忘初心，也是在公开回应。

1949年之后呢？中共已经在全国取得政权，它要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组织，甚至不是一个阶层，而是整个国家。而随之，它要回答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但是同样还是一个问题，中共存在的意义。只不过，其身份已经发生变化，从鼓吹暴力革命颠覆既有社会秩序（姑且认为彼时的社会秩序是完全不合理的）的革命党，转化为一个掌握国家机器并反对任何颠覆（暴力与非暴力）的执政党。

韩非子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中共讲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身份角色的转变，必然决定了自己对中共存在的答案相当不同。

从镇反、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到大跃进，再到文革，整个毛泽东时代都围绕着一个中心任务来展开。它是在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吗？也许的确有，但更多的则是，或者客观效果是，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确保中共在全国的有效统治，而采取暴力手段。当然，你可以说是为实现人民福祉，但是结果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灾难。社会主义究竟是中共执政的目的还是手段？

文革复出后邓小平曾提到一句话，大意是如果经济搞不上去，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一句空话，那么中共是早晚要丢掉执政权的。或者引用更多的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看得很清楚，天下可马上得之岂可马上治之。近年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讨论很多，甚至包括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也在谈。其实邓小平回答得很清楚，人民生活搞不上去的话，这个执政党是迟早要被淘汰的。所以，邓小平抓住经济不放手，“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其实不仅邓小平对此有清醒认识，连他的“政敌”也无法反驳这是事实。毕竟，在临近香港的地方，每年都开始出现大规模的逃港事件了。

有了“清醒”的方向定位，继任的江泽民、胡锦涛还需要有任何动摇吗？似乎是不需要了，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共不需要担心这样的问题了，尤其是1989年六四事件后的“寒蝉效应”改造了知识分子。

但是，万事万物都在发生变化。人们意识到，胡锦涛时代后期，中共党员的蜕化变质已引起普遍的公愤，经济增速的下滑成为难以避免的事实后加剧了社会不满，而快速增长的社会矛盾则随时可能成为导致群体事件发生、波及政权安危的定时炸弹。怎么办？是铁腕维稳，还是自证有能力自我净化、兑现诺言。

十年前，胡锦涛在85年党庆时反躬自省中共本身，警告说，“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五年前，胡锦涛对6,000多名中共高级领导干部、民主党派人士，以及北京群众代表发言中，提出中共正面对“长期、复杂、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与此同时“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都“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而今，今年7月1日，不同于胡锦涛，习近平撂下不少底气十足的狠话，如引邓言“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如警告“让腐败分子在党内没有任何藏身之地”，再如“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党建、意志形态、外交、港台等内容包罗万象，俨然“国情咨文”，但至关重要的核心，只有一条“若人民反映强烈的问题不解决，党就会被淘汰”。

总之，正如毛泽东的进京赶考说，它对，也不对。“对”的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个人心向背的政权决定了它的存在与否。“不对”的是，这场考试没有一次性过关，一劳永逸之说。今天，倘若中共无法解决自身的问题和国家发展的问题，淘汰是迟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