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王震与许家屯的一次合作

海南经济特区的筹建决策过程中，经过了多次反复，有近10年漫长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有很多人成为海南特区筹建的热心推动者。至今，海南人依然念念不忘王震、许家屯、梁湘等人所做的贡献。本文摘自2011年第3期《中国改革》杂志，作者徐庆全，原题为《海南特区建立的推动者》。

1988年4月26日，海南省委省政府正式挂牌，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宣告成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从中央决策层面来说，海南经济特区的筹建决策过程中，经过了多次反复，有近10年漫长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有很多人成为海南特区筹建的热心推动者。至今，海南人依然念念不忘王震、许家屯、梁湘等人所做的贡献。

王震受命考察海南

1980年6月30日至7月1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海南问题座谈会，就加速海南岛的建设集思广益。会后，国务院批转了《海南岛问题座谈会纪要》。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研究海南岛的开放开发问题。这一年12月，受赵紫阳总理的委托，王震到海南考察，就海南的开发建设、对外开放提出意见。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王震担任农垦部部长期间，就数次到过海南。1982年1月下旬，王震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奉中央之命赴海南岛慰问各族人民。王震和廖承志与各族干部和群众进行广泛交谈。座谈中，王震多次指出：“海南岛是我国的第二大岛，地势平坦，土地潜力很大；它地处热带、亚热带，气候温暖，雨量和日照充足，是理想的热带作物种植园；矿产资源丰富，特别是莺歌海、北部湾油田前景很好；三亚和大小东海等地，风景优美，适合发展旅游事业。”“有了现在的改革开放政策，又有23年的红旗不倒的老革命根据地的光荣传统，海南岛理应对国家的四化建设作出较大的贡献。”（何立波：《王震与经济特区改革》，《党史博采》2008年第4期）

王震从海南考察后回到广州后，召开了有广东省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关于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座谈会”。海南的领导人雷宇、罗天等参加了会议。雷宇后来回忆说：

我们从海南赶来，主要是罗天汇报的，罗天汇报了两个多小时，等到我说的时候已经没时间了，要吃晚饭了。最后我就用五分钟的时间，把海南岛的改革开发讲了五条意见。王震听得很清楚，他说，就按照雷宇汇报的五条意见给国务院起草个报告。然后在我汇报的基础上，写了一个给国务院的关于加快海南开发建设的草稿。这个草稿先拿到国务院经济特区办，特区办主任何春林，副主任胡光宝，有一个组长叫张戈，最后张戈要我们一起去北京，去了北京，我就不再参加这个文件的起草了，是省委政策研究室的林述文和我们海南岛的谢汝希这两个人，这两个人主要是配合工作。后来形成了中共中央十一号文件。十一号文件严格来讲就是我汇报的那五条（杨继绳采访雷宇记录）。

王震在会上作了专题讲话。通过座谈讨论，大家对开发建设海南岛必须采取的方针政策，取得了一致意见。王震主持的这次会议，直接促成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文件（中发〖1983〗11号文件，确定以对外开放促进岛内发展的方针，授予海南行政区在对外经济活动方面较多的的自主权，并指示中央各有关部门采取积极态度，从人、财、物方面给海南岛以必要的直接支持。《纪要》提出了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的具体方针、政策、措施和改革海南行政区计划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劳动工资体制的方案等等。

1984年5月3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撤销广东省海南行政公署、成立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的建议。10月，《中央扩大海南对外经济贸易主权八项规定》出台。海南岛可以自主进口17种国家控制的商品，其中主要是汽车，就使海南得以将国家控制的商品进口，被转卖到大陆腹地。当年，转卖汽车可以赚取厚利，海南岛成为全国炒卖汽车的“天堂”，酿成了举国震惊的“海南倒卖汽车事件”。

在中央处理“汽车事件”的过程中，一些紧急措施未免矫枉过正，使得海南的对外贸易全面停顿，《中央扩大海南对外经济贸易主权八项规定》也几近收回，使海南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海南一时失去了改革的动力。

王震对海南的开放依然十分关注。“汽车事件”两年后，1986年2月，赵紫阳同胡启立、田纪云深入海南岛考察。10月，王震来到广东，召见梁湘，交给他一个任务：去海南作调研，提出加快开发海南的意见。王震说：“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都提出过海南建省的设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设想均未实现。我看现在条件成熟了，现在委托你考虑一下，提出意见。”

王震是梁湘的老首长，当年在延安时，梁湘是王震359旅的部下。而就在此前不久，作为深圳经济特区的拓荒者的梁湘，被免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的职务，调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一直处于赋闲状态。王震将考察海南的任务交给梁湘，自然包含着对梁湘在深圳的工作的首肯。梁湘欣然受命，前往海南，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海南特区宣告成立后，海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大力吸引外资、土地出让或成片开发的新思路。洋浦以其港口条件优越、土地相对平整，原有居民较少和便于封闭隔离等综合比较优势，成为实施这一思路的首选之地。王震坚决支持这个新的思路。1988年12月1日，王震到海南考察，听取省领导关于洋浦开发问题的汇报，并题词：“洋浦开发，前景广阔”。

不料，海南这种举措在1989年3月的政协会上却被一些认为是卖国行为，发生了始料未及的“洋浦风波”。为平息风波，王震对许士杰、梁湘说：“一些同志反对外商承包洋浦开发，是因为一时不了解，你们也可以多做些正面宣传嘛！”许、梁上书中央。在邓小平等人的关注下，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为了表示自己对洋浦开发的态度，7月14日，王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开发商日本“熊谷组”企业在香港的负责人于元平，支持他搞洋浦开发。

许家屯上书邓小平，建议开发海南

海南“汽车事件”前后，原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就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香港媒体和香港财团对海南的开发抱有极大热情，许家屯以自己的特殊地位，来推动海南开放的脚步。

1986年2月赵紫阳和田纪云、胡启立海南之行见诸媒体后，海南的开发引起海内外的关注。

这一年，许家屯在与李嘉诚的一次单独约会中，谈到海南岛的建设时，李嘉诚主动提出，他有兴趣去海南岛投资，并承诺“一次可以投资一百亿港币，开发海南”。许家屯认为，如果李嘉诚真能到海南岛投资，不仅对开发内地有利，而且可以引发香港、海外大资本进入内地投资的新局面，对稳定香港，也会有很大影响。为此，从未去过海南的许家屯，乘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开分组会的间隙，请假去海南考察。

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姚文绪陪同许家屯考察。许家屯认为，海南确是中国南方另一颗明珠，地理、气候、资源俱佳（唯一不足的是人才，教育水平低）。欠缺的是，只待开发。他向姚文绪讲了参观后的设想：拟向中央建议，海南脱离广东，单独建省，搞一个全国最大的特区，要求中央给海南特区比其他特区更“特”的政策。区党委的同志们听后，都很高兴。姚文绪并说，海南从“汽车事件”后，这样把过去给海南的优惠政策都“收”回去了，海南的情况很困难，干部们情绪也很低沉，希望许家屯的建议能得到中央的考虑。他并说：“在没有建设大特区之前，最好中央先恢复过去给海南的优惠政策；若是不能全恢复，恢复一部分也行。”

回香港后，许家屯立即写信给邓小平并党中央，把他受李嘉诚要去海南投资的启发，去参观海南的感觉，以及区党委的意见做出反映，建议海南建省，成为大特区，实行货物、人员、资金进出口自由，成为第二关税区（深圳要拉铁丝网，搞“二线”地区，海南无须，因它是天然海岛），货物进出内地，可做进出口处理。许家屯特别提出：采用香港经验、资金、人才，把海南建成一个大特区，一个自由港。

邓小平把信批给赵紫阳办理。赵立即批给谷牧，请他具体化。赵批示的大意为：赞成许的意见，海南建省早就有此想法，现在可以考虑设特区，建省。在大特区没有落实之前，可以把原来给海南岛的优惠政策先恢复。

海南特区宣告成立后，许家屯被聘请为顾问，他一如既往地支持海南开发。对洋浦开发计划，许家屯予以支持。他不仅在香港与于元平交谈，而且向赵紫阳陈述这一计划对海南开发的作用。“洋浦风波”发生后，梁湘和许士杰向许家屯求援，许家屯直接向王震、赵紫阳反映情况，以求得支持。1989年6月初，许家屯直接李鹏建议，继续启动洋浦开发项目。十三届四中全会后，许家屯乘与江泽民见面的机会，又把洋浦开发问题提出来，建议中央早一点批准洋浦开发（根据知情人的回忆并参见《许家屯香港回忆录》有关内容）。

梁湘赴勾画海南特区蓝图

1986年10月，领受王震指派的任务后，11月15日至22日，梁湘到海南考察。考察结束后，梁湘就加速开发海南给王震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建议，将海南从广东分出去，单独建省，并像深圳那样办经济特区。

报告中，梁湘介绍了“三中全会以来海南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绩”，指出“海南的现状与它所处的地位仍然不相适应”的情况，提出“加快海南开发建设的几点建议”：

1、要实行更加优惠的政策，允许海南实行类似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中央已确定厦门为自由港。海南更具有实行类似自由港的某些政策的优越条件。它“孤悬海外”，便于执行更加开放的政策；它在地理上靠近东南亚国家和港澳地区，便于发展对外经济文化活动；它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潜力很大。海南经济迅猛腾飞，对于开展两个大岛、两种社会制度的经济竞赛，促进台湾回归，实现“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为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作好准备，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建议国务院允许海南岛实行类似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如对进口生产用的物质和出口海南生产的产品免征关税，资金自由进出，外商来往方便。在步骤上，则可先恢复和落实中共中央【1983】11号文件所给予海南的优惠政策，然后逐步实行上述政策。

2、要扩大自主权，把海南升格为省一级的体制。海南本身在地理上是一个完整的岛屿，为利于实现对全岛的统一领导，建议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按省一级政权进行组建，并行使宪法规定的省级许可权，直属国务院领导。其理由：一是全岛在总人口、工农业总产值、财政收入等方面虽远远比不上先进省份，但亦相当于青海、宁夏、西藏等省（区）的水平，给予海南行使省级许可权，让其比较独立自主地组织领导全岛的开发建设，有利于沟通各省、市、自治区以及海外的经济联系、科技文化交流，加快海南经济发展的速度。二是海南岛目前有两个地级州市，又有一批省厅级的企（事）业单位，还有3个正军级的驻岛部队领导机关，给予海南行使省级许可权，有利于实现全岛的统一规划，统一领导。三是海南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地区，给予它行使省级许可权，才能按宪法的规定行使立法权，制定和通过地方性法规，以保障外来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我国的主权。四是实践已证明了现行体制不适应海南的开发建设。五是历史上海南也曾作过丁级省的管理。让海南单独成为一个省建制，有利于海南的开发，无损于广东的建设。

还要理顺海南内部的关系。海南省成为省一级体制后，可以考虑以地域经济联系密切程度为界限，切成东南西北中“五大块”，分成五个地级市，即加积市、三亚市、那大市、海口市和通什黎族苗族自治州，由海南直接管辖，各县由地级市管辖。

3、当前要突出抓好交通能源电信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交通方面，成立地方民航公司，大力发展民用航空事业，兴建国际机场，把现有5个军用机场改为军民两用；新建扩建深水港口；建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能源方面，抓紧兴建天然气发电站、火力发电厂和水电站，迅速提高供电能力。电信方面，大幅度地提高电话线路，尽快实现全岛各市镇自动电话，并能对全国各大城市和港澳地区以及一些外国自动拨号，使电讯网络内外沟通。交通、能源、电信建设的项目，海南早已上报，希望国务院有关部门尽快批准，以便及早动工。

与此同时，要充分发挥海南得天独厚、风景优美等自然优势，优先发展热带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加工，海水养殖、捕捞和加工，积极建立橡胶、南药、咖啡、胡椒、茶叶、腰果、可可、凤梨、花卉盆景、早春瓜菜、对虾、石斑鱼等农副产品出口生产体系，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道路。要盯着本地丰富的资源，引进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积极发展冶金、矿业、建材、橡胶制品、食品加工、石油化工等工业。还要把旅游业作为加快开发建设的一大产业来抓，先在三亚周围建立起一批具有海南特点的避寒、冬泳、度假、观光的旅游胜地。

海南的开发建设要作好规划，突出重点，逐步铺开。近期应该着重开发海口市、三亚市和通什市。

当前最大的困难是缺乏建设资金。保障资金的来源，一是实行财政包干，开源节流；二是积极引进外资；三是大胆利用银行贷款，建议中央近期每年给予海南低息贷款1亿至2亿元，以支援海南建设；四是发行开发股票债券，向社会集资；五是加强横向联系，某些企业采用国家地方联合经营，利益均分，通过大力发展内联企业的办法，来筹集资金。

4、充实调整各级领导班子。政策确定之后，关键在于领导班子。加快海南开发，进一步开放、改革、搞活，需要更多能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懂得商品经济，善于与国际资本打交道的干部。海南升格为省一级体制后，行政区的领导班子先要加强。鉴于海南基础差、人才缺，各级领导班子要任人唯贤，唯才是举，搞五湖四海。要把一批符合干部“四化”条件的、真正有献身精神、有胆识、有才干并能团结同志一道工作的干部，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可从广东省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抽调一批优秀干部支援海南建设，也可到全国各地公开招聘一批干部，以调整充实海南各级领导班子。

最后，建议中央成立一个加快海南开发领导小组，以实行强有力的领导，提高工作效率。

梁湘这份没有公开地披露过的报告全文5,000多字，是研究海南经济特区发展的重要文件。报告没有一句空话，既客观地分析了问题，又科学地提出了办法，勾画出海南特区发展的蓝图。

王震看到报告后很赞赏，立即分送邓小平和赵紫阳阅示。王震还把梁湘来信的副本转给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

荣毅仁很快回信：“海南的发展潜力是很大的，要是从体制上将海南升格为省一级建制，实施一些特殊政策，是会有利于加速海南经济发展速度的。”

1987年5月2日，正在新疆考察的梁湘被总书记赵紫阳召到沈阳谈话。赵问：“你对开发海南有多大把握呢？”梁湘说：“只要国家能给海南以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我对加快开发建设海南前景是乐观的，我满怀信心！”赵说：“你已名声在外，是急流勇退，还是去海南工作？”梁湘答：“我服从组织的分配，听从党中央意见，不计较个人得失。”几天后，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得知中央要建立海南省和经济特区的消息后，主动上书赵紫阳，请求到海南工作。这样，许士杰和梁湘就成为海南建省筹备组的一二把手。

海南特区成立后，梁湘担任海南省省长，直到1989年被免职，他为海南的改革开放作出了令人感念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