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现双中央：王明以钦差大臣挑战毛泽东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领导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第一，“一年多来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新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二，“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的错误。王明向毛泽东发起的第一次挑战失败了。本文摘自2004年第6期《党史博览》，作者李东朗，原题为《王明向共产国际状告毛泽东始末》。

王明是一个典型的教条主义者，他凭借共产国际背景而一跃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他把马列主义绝对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虽然他在事实面前一再碰壁，但碰壁后，他仍心有所恃而坚持错误。在他的错误主张被否决后，他感到了失落，但他不是从失落中反省，而是纠缠于错误，责怪别人，暗中诋毁毛泽东，甚至向共产国际告状。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领导和中共的工作给予了肯定。王明向毛泽东发起的第一次挑战失败后，举起了学习毛泽东的旗帜。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王明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的。这时，中国正在进行艰苦的抗日战争。共产国际从苏联希望中国牵制和消耗日本，使日本无法向北进攻苏联的战略考虑，也从担心中国共产党与曾经过10年血战的国民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后，能否正确地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考虑，派“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王明回国“帮助中共中央”。

王明一回国，就向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发起了挑战。他要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对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提出许多批评，他批评说：“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我们不能提出要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也不能投降国民党……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又如，“过去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再如，“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帝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我们对政权问题，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的斗争方式也要注意，如章乃器说多建议，少号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义的”。显然，这些指责都是针对毛泽东而发的。

王明只注意了斯大林看重国民党力量、强调与国民党联合的一面，而忽略了斯大林提出的另一面，“对于中国共产党现在基本的问题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取得领导地位”。他教条地照搬法国人民阵线的经验，主张：“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经济，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

在组织上，他以“钦差大臣”自居，将自己凌驾在党中央之上。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俨然把自己作为党的核心。尤为突出的是，他不经中央同意，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文章和谈话，如1937年12月25日，他在汉口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3月未经中央通过就在武汉《群众》月刊发表自己撰写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自己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并不经中央审阅就交与国民党。在收到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后，他致电中央：“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可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要发表”，“否则对党内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

对于毛泽东，王明极不尊重。他事先不征求毛泽东的同意，用毛泽东名义发表一篇2月2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的谈话；拒绝在《新华日报》刊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并将自己对该文的不满带给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共中央的决策提出许多批评，擅自将长江局的文件散发全党。

凡此种种，不仅严重地干扰了毛泽东的领导，而且使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变得十分微妙。

王明的右倾主张很快在蒋介石坚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和压制共产党的事实面前遭到失败。共产国际根据任弼时所作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的报告，对毛泽东的领导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第一，“一年多来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新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二，“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的错误。王明向毛泽东发起的第一次挑战失败了。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批评，他指出：“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但是，对王明个人，毛泽东采取了与人为善、宽容和同志式帮助的态度。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针对对王明问题的讨论，毛泽东说，王明在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得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儿，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

在对毛泽东的挑战失败后，王明转而对毛泽东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六届六中全会上，他表示尊重毛泽东是党的领袖。他说，对毛泽东在会议上的报告，“我都同意”；全党必须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六届六中全会后，在许多报告、讲演和文章中，王明大讲毛泽东是“中共领袖”，是“我们最敬爱的同志”，“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等等。并在延安第一个举起了“学习毛泽东”的旗帜。在5月3日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大会上，他颂扬说：“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在理论上，毛泽东“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是伟大的理论家”，《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针，同时也是对马列主义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苏德战争爆发后，王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再次向毛泽东发起挑战。王稼祥、任弼时揭了王明的“老底”。

实际上，王明拥护毛泽东领导的讲话是迫于共产国际的压力、迫于当时的现实而作出的表面文章，言不由衷。

在颂扬毛泽东英明伟大的同时，王明却文过饰非和坚持错误。1939年5月，他撰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仍然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6月，在《十七年来的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继续宣扬他在1938年写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中的观点。1940年，他将其“左”倾路线的代表作、写于1931年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再版。

毛泽东曾多次帮助王明认识错误。1940年12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总结过去的经验，对于犯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了解过去的错误，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复的错误。”并明确指出：“1937年12月会议否认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错误的，这一口号到六中全会才取消。”1941年3月2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又指出“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是有些错误的”，要求党内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但王明置若罔闻，采取了拒不认错的态度。

1941年10月，王明发觉有机可乘，便向毛泽东发起了新的挑战。这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为防止日本配合德国向苏联进攻，要求八路军对北平、张家口、包头一带的日军发动进攻。由于当时正处在敌后抗战最困难时期，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答复说“我们决心在现有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目前每支枪平均只有子弹20发）。因此，我军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可能很大，如不顾一切牺牲地动作，则有使我们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结果对中共或苏联都是不利的”。但苏联、共产国际对毛泽东这一根据实际、从长远考虑的答复感到不满。10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发来一封质询电报，提出15个问题要求中共中央回答：在苏联受到德国入侵的严重关头，中共准备采取什么行动来援助苏联？面对日本在华北地区加强进攻，中共准备如何改善国共关系？如果中共因为其尖锐对立的态度而破裂与蒋介石的合作关系，那还能与哪些人合作抗日……言辞颇含责备。王明认为这是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否定，回顾历史，他当年就是利用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否定而走上中共领导岗位的。他说：“那边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问题，后来就有文章的。”于是，便发起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新攻击。

10月7日晚，当毛泽东与王稼祥、任弼时到王明住处商量向季米特洛夫复电时，王明向毛泽东提出了一连串责难。10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又作长篇发言，进一步指责毛泽东。他说：党的抗日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统一战线时期将反帝反封建“含混并举是不妥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政权问题和经济政策中“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缺点”；在反对顽固派的反共摩擦中“有些斗争是可以避免的”，“对地方实力派消灭过分，对地主搞得过火”。提出“我们必须与国民党的关系弄得更好些”；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上，可提出“与国民党大同小异（形式上）”，而现在是“小同大异”；中央应向国民党当局“承认是地方政府，承认国民政府的领导”；“我们今日还不希望国民党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这个问题要向蒋声明，向国民党说清楚”；“今后阶级斗争要采用新的方式，使党不站在斗争的前面，而使广大群众出面，党居于仲裁地位，可有回旋余地”，等等。同时，美化他的右倾错误并寻求翻案——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他在长江局工作时“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个别缺点是“强调斗争性不够”；在组织上“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的原因，是“在国外单独发表文件做惯了”。他咄咄逼人地对毛泽东说：“你是党的领袖，我的话对否，作结论权在你！”并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但是，王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的言论和态度在10月8日受到中央书记处其他成员的一致反对。陈云、凯丰等人明确不同意王明的观点，并指出王明与许多错误有关，而其与中央的关系是各种错误的根源。

王稼祥指出，王明回国后的言论与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谈话意思是不同的，比如关于政权问题，斯大林说，将来你们军队到了那里，政权也会是你们的。关于战略问题，斯大林说，打日本不要先打头，这实际上便是要打游击战争。季米特洛夫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对于中国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没有听说过路线不正确的话。”

任弼时说，我与恩来在莫斯科时，季米特洛夫找我们谈话，说到王明同志一些缺点，要我们告诉毛主席帮助王明改正。我们回来只对毛主席说过。前几次毛主席与王明同志谈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他还不愿意接受。昨晚他又提出新的原则问题。在今天书记处会议上，我不得不把季米特洛夫等人对我说的问题谈出来，帮助王明同志来了解问题。曼努伊尔斯基问我：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的意见？是否想团结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围？季米特洛夫说“王明缺乏工作经验”，“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据共产国际的干部反映，有一次王明与米夫到一个地方参观，米夫向别人介绍王明为中国党的总书记时，王明居然默认。任弼时批评说，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说的这些话和王明回国后的表现，他确有“钦差大臣”的味道。他的主要问题是个人突出，自以为是，对国共关系问题，有原则上的错误，特别是忽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