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要当心那只叫“公投”的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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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公投的后续影响仍在不断恶化。除了因为脱欧成功，主张留欧的卡麦隆（DavidCameron）要在三个月后辞职，伦敦金融市场还在持续动荡，而且英国社会脱欧和留欧两派也在进一步撕裂，不少人才刚开始意识到脱欧议题的深层次意义。这种影响还波及全球，既刺激了欧盟内更多国家的疑欧声音，也影响着全球市场的稳定。在台湾内部，也曾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分析整个脱欧过程会发现，包括脱欧派在内，有相当多的人认为这次脱欧公投反映了英国争取民主的决心和对独立自主的渴求。在脱欧派看来，尽管欧盟的成员国都是民主国家，但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成员国的民主与欧盟机构的民主是两回事，欧盟的两大决策机构欧盟理事会和欧盟执委会的领导人，包括权力最大的欧执会主席，都是由成员国政府直接任命，违背了他们所追求的民主价值，而且欧盟的决策机制和过程带有专制成分，侵害了英国的自主权。因为这些原因，脱欧派将脱欧视为把英国从冗杂、官僚化的庞大超国家组织欧盟中解放出来，有些人还认为这是民主价值的胜利，体现英国人传统的保守主义精神。

而实际上，在这些看似令人振奋的理由背后，有着更为实际的现实原因。首先是经济层面的考虑。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洲经济普遍遭到严重冲击，但是英国复苏较快。数据显示，从2010年开始到2015年，英国的年均成长率为1.8％，而欧盟仅为1.1％，其中法国和意大利更是只有1.0％和-0.52％。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人认为，至今仍未走出欧债危机困扰的欧盟和希腊等国，不仅会拖英国经济的后腿，还会输送源源不断的移民，冲击英国的福利体系，与普通英国工薪阶层争夺饭碗。其次是政治层面，已经持续多年的难民危机，让数百万中东难民涌入欧洲，而且还远远看不到尽头，包括欧盟在内的国际社会，也拿不出有效解决方案，只能透过强制方式向成员国摊派配额。这些难民的到来，严重冲击欧洲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而夹杂在其中的恐怖分子，先后在法国、比利时等欧盟成员国制造多起恐怖袭击，更进一步助长脱欧情绪。对此，匈牙利总理奥班（ViktorOrban）就直言不讳地说，“移民问题是英国脱欧公投的决定性因素，或者说是导火线。”

但是，英国人不能公开承认这两个原因，因为这样不够政治正确，也有损他们的“绅士”风度。就好像是中国人对英国脱欧的调侃，加入了微信群组，却连一个红包都没有抢到，而红着脸嚷嚷着退出群组。对于英国这样一个把人权关怀、骑士精神、自由贸易当成招牌的国家来说，实在是件说不出口的事。

英国人并非不知道脱欧行为与英国利益不符。在英国调查机构益普索-莫里（Ipsos-MORI）发表的包括600多名经济学家的调查报告中，英国90％的经济学家认为脱离欧盟将损害英国经济，特别是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82％的经济学家认为脱欧会对英国家庭收入造成负面影响。从数据上看，单是脱欧公投掲晓当日，英镑就已经暴跌11％，意味着普通英国人的财产缩水就超过一成，而且股市震荡，英国巴克莱银行（BarclaysBank）股票暴跌30％，英国皇家邮政下跌7％。从政治上看，英国脱欧还会诱发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独立的风险。台湾中央社等媒体报道，伦敦市民也请愿进行第二次公投，意在让伦敦单独入欧，英国社会有进一步撕裂的风险。

但是，反对脱欧的一方除了强调这些负面影响外，并没有缓解主张脱欧者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的担忧，对于国民所关注的民生经济问题等，也给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从民生经济角度看，加入欧盟后，虽然有不少外资把贸易、投资相对更自由的英国当成进入欧盟的跳板，带来一定工作机会，但也有更多英国企业，因为更低的要素成本考虑，而选择把工厂搬出英国。尤其是前者只能带来少量菁英就业机会，而后者会导致大量底层工作流失。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次公投中主张脱欧者大多来自社会底层，因为他们并没有分享到英国加入欧盟的利益，他们也由此认为，如果脱离欧盟，受损失的会是那些政客、企业家等菁英阶层。殊不知，这些菁英群体，反而具有更强的风险规避能力和适应能力，会很快适应脱欧后的形势，而普通民众反而会成为英国经济，尤其是金融业遭到冲击的承受者。

所以，英国脱欧，与其说是把英国从欧盟解放出来，是民主价值的胜利，还不如说是某些英国人的一场情绪宣泄，是民粹主义的胜利。

而公投制度的设计，更是给这种不满情绪提供了宣泄机会，从瓶子里释放出民粹这只魔鬼。公投是一种直接民主形式，这一点谁都不能否认，但是公投本身有潜在的危险。公投是一个全民政治动员的过程。不同主张的政治团体，在通过媒体辩论、公众集会发言等方式争取和扩大自己的支持者，不可避免地将各自主张简略化、夸大化、甚至政治口号化。透过分析这次公投，就能发现正是那些最简单的民粹主义煽情口号，如“拿回我的国家”、“夺回我们的控制权”、“收回我们的边界”、“我们的独立日”等，为脱欧阵营争取到更多支持者。

公投的最大风险是可能带来多数暴政。今天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古希腊雅典公民大会，就因为处死苏格拉底（Socrates），至今仍被诟病。而在民主成为一种思潮的过去几百年里，类似于法国大革命那种政治动员和全民狂热的惨痛教训，包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等比比皆是。因为这个原因，除了极少数社会价值观分野不大的小国，当今世界多数国家都普遍奉行代议制的间接民主，既为大众选举政治领袖提供机会，也为民众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设置一道防线，不仅保证了政治决策的专业化，而且起到了避免政治决策民粹化的作用。遗憾的是，英国将像脱欧这样如此复杂、如此具有立场分野的问题付诸公投的形式解决，这就意味着，将由大多数对欧盟情况欠缺深入了解，甚至充斥民粹情绪的普通人，来决定这一事关英国命运的大事。更何况这些人也并非真正多数，71％的投票率，52％的人支持，也就是说，这37％的人，就绑架了所有英国人的命运。

民主是一种价值，要实现这种价值，就必须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要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对政治家的操守和能力就有着更高要求。而卡麦隆，在这两方面都显然不行。事实上，公投这只魔鬼，就正是卡麦隆这个自以为聪明的愚蠢“渔夫”从瓶子里放出来的。2013年他为了短期选举利益，无视脱欧议题的复杂性和直接民主的危险，轻率开出脱欧公投支票，将其视为一门政治生意，赢得了大选。2014年，苏格兰公投没有通过，他侥幸躲过难关。但这一次，他终于玩砸整场棋盘，赌掉了英国的经济未来，也搭上了首相职位。中国俚语里的“木匠戴枷——自作自受”，或许最能形容卡麦隆的尴尬。

英国透过公投方式从欧盟脱离所引发的社会撕裂与政经震荡，对台湾具有特别警示意义。对台湾人来说，公投并不是一个陌生话题。陈水扁推动的修宪和入联公投都是失败的典型案例。而立法院今年5月推动的《公投法》修正草案，大幅降低公投门槛，将一些社会分野极大的议题都要付诸公投表决，更可能给未来的台湾埋下严重社会和政治隐患。

台湾和英国不同，民主制度更不成熟，民粹主义更为严重，比英国存在更为严重的价值观分野，因为历史和现实原因，更无法主导地缘政治和经济结构变化。如果在司法制度层面，再这样贸然降低公投门槛，将公投这种手段泛滥化，可能将台湾置于社会撕裂和政治动荡的风险之中，不仅令台湾的民主体制蒙羞，还会让这个国家在政治争抝的泥潭里继续空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