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太基式和平？ 中美南海逐鹿趋近战争

南海仲裁揭晓，未出各方预料，该仲裁庭严重偏袒菲律宾，致使中国的国家主权受到伤害。局内外都有所了解，此次仲裁的真正玩家其实是美国西方等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中国，而这一结果则是前者对后者的一次成功遏制。

其实，守成国家与崛起国家之间的矛盾斗争在人类历史上不乏其例。个别少数迅速崛起的国家基于自身力量和需求的同时增长，总是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有效的安全保障。部分早已崛起的国家则基于既得现实利益考虑，总是力求保持现有秩序和地位，遏制后起之秀。于是，在对方视野中分别是遏制者与挑战者的两方之间的冲突便难以避免。

美国和西方国家担心新崛起的中国会像近代史里的一个个崛起的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一样走上对外战争扩张的道路。以己为训，更为坚定了其遏制中国或将之强行纳入既有秩序的决心。

事实上，如今的国际形势已与当年大为不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基调。中国所遭遇近乎所有守成大国集体性围攻的态势，与当年的欧洲的法国和德国两国更多一些相似之处。

法德都是欧洲大国，但都很难取得绝对的欧洲霸权。一方的崛起必然招致对方联合英国等其他国家的共同遏制。拿破仑、希特勒凭借个人能力或军国体制一度挑战了这种遏制，最终也都被多国共同扼杀。

正义与非正义是这种较量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政治的复杂性又不能完全由此解释清楚。丘吉尔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是国际政治的另一个解读视角。中国则也有“成王败寇”的逻辑。

在这些区域性或国际性战争之后，战败国无不遭到严惩，而战胜国则收获赔偿，这既包括利益方面的得失，同时也分别被贴上正义与非正义的标签。

如果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例，英、法、美在两场战争中都取得了胜利，日本先胜后败，德国则遭到两连败。

一般认为，胜利的一方更易轻启战端，但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在一战之后很快又发动了另一场大战，原因何在？德国在二战后对自己的反思得到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普遍认可，但责任是否完全只在德国身上？

一次大战后，胜利的协约国集团召开巴黎和会，英法美三巨头主导签订了处置德国的“凡尔赛和约”，缔造了“迦太基式的和平”。法国元帅福煦评论说：“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休战。”

为何如此？因为该合约对战败国德国的苛刻的勒索，埋下了复仇的种子。法国等国固然有勒索战争赔偿的欲求，在军事、领土主权等方面的限制显然还有遏制德国发展潜力的考量。

德国纳粹党在这种环境下诞生并迅速发展壮大，希特勒一上台就开始明目张胆的践踏条约（例如Z计划）并赢得国内的一片喝彩。而英法等国也自觉亏欠德国而在其咄咄逼人的攻势下一度奉行绥靖政策。史学家丹·洛林说，凡尔赛条约的连锁反应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因此，不仅是作为战败国的德国需要反思，作为战胜国的英法也需要对自己进行反思。由此推论，如今国际舆论中非常流行的所谓崛起大国必将挑战国际秩序造成局势动荡的思维，也应该重新思考。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可以说是新崛起的大国必然会遭到现在大国的遏制，而新崛起大国则也必然会回应这种遏制，如此也会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也就是说，如果出现崛起国家与守成国家之间的冲突，不能仅从前者身上找原因。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守成大国，是否能够实事求是地负责任地及时调整相互地位与关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一环。如果守成大国丝毫不肯退让妥协甚至进行全方位遏制，那么与崛起国家之间更激烈的冲突就将是难以避免的，应对此承担更多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直强调的坚持和平发展的决心也将受到考验。境外的围堵和遏制是一个方面，国内的利益需求和民族主义的增长也将因此越发难以控制。

以目前中国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可以肯定不会再有类似拿破仑、希特勒式的人物，中国也不会走上对外军事扩张的道路，但是如果遭到外部过大过强的遏制力，仍然很有可能导致与有关国家一同陷入失控的战争泥潭。此次美国遥控主导的南海仲裁，已令这种预期更多了一些可能性。如果战争爆发，几乎可以肯定其影响力不会仅限于中国周边。

在美国指向明确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布置下，如何避免中国被迫放弃和平发展并导致战争，将是中国、美国及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一项考验。此番南海仲裁究竟将会起到怎样的实际影响，还需继续观察。需要考虑的是，今后国际政治是靠努力协商还是靠政治影响下的“一锤定音”？显然，这一次的南海仲裁及其结果一个很不好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