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5周年感言：一片冰心在玉壶

自1991年7月1日创刊以来，《炎黄春秋》杂志用25年的时间，已累积了20万读者。2016年7月1日是《炎黄春秋》杂志创刊25周年的日子，杂志编辑部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表文章《我们二十五岁了》，对过去25年，尤其是创刊初期杂志经历的一些重要事件进行了回顾。以下为文章全文，作者赵凡响。

《炎黄春秋》杂志创刊于1991年7月1日，至今已经25年了。25年一路走来，有苦有乐有遗憾，有风有雨有情怀，但力求真实再现历史的主调是一贯的；宣扬爱国大团结，“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的史德，我们始终不渝地恪守着；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从来没有过丝毫动摇。2016年6月，本刊单月印数已突破二十万。二十几万订阅者与编者携手，风霜寒暑共担当，一片冰心在玉壶。

一、我们的办刊宗旨

1990年，时任中顾委常委的萧克将军参与发起创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8月，经民政部批准注册之后，萧克就积极倡导创办一个刊物，并确定了刊物的宗旨：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不动摇；以史为鉴、以史资治。萧克将军不仅亲自督促办理有关审批手续，而且点将让从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位置退下来的杜导正负责这个刊物。

此后，杜导正社长多次与萧克将军就杂志的内容进行探讨，并将萧克将军所确立的办刊宗旨具体化。

萧克和杜导正都认为，在1991年的历史形势下，杂志应该围绕两个方面来做文章，一是捍卫邓小平所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二是以求是存真的态度书写历史。

就第一方面来说，到1991年，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十几个年头，中国上上下下也都感受到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但是，少数“理论家”依然固守着毛泽东晚期“阶级斗争为纲”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信条，对改革开放持否定的态度，时不时地对邓小平理论发难。1990年和1991年的形势，也在客观上为否定改革开放、否定邓小平理论的人提供了口实。

当时，全球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国家，多处于急剧变动的状态。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到柏林墙的倒塌，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到1991年8月，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宣告解体。

事实告诉人们，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欲求生存和发展，必须改革。但是，坚持传统理念的人，则据此从意识形态上拷问改革“姓资姓社”，对邓小平理论的质疑、否定的声音喧嚣四起。若没有1992年邓小平南巡，在所谓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反和平演变”的那场风潮中，改革开放很可能夭折。

就第二方面内容来说，为杂志确立一个求是存真的写史的原则，也是从当时的现实出发的。

众所周知，历史是构建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石。然而在有些国家，当构建意识形态的意义超越探究客观历史的意义时，用历史构建意识形态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用意识形态来构建历史。对此，有学者称之为“国家威权史观”。这种史观，在中国是长期存在的，至文革发展到顶峰。

国家威权史观被解构的开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十年“文革”，把很多历史事件颠倒了，要拨乱反正，就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给受害者平反。慢慢地，一些回忆录写出来了，一些出于威权史观的需要而定论的历史人物，其定论又被重新探讨。在这个过程中，对待历史，求真求实的呼声很高。

到九十年代初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践行十年之后，对事对人，说实话，说真话，客观公正，经得起实践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已成为学者的常规要求，——当然，那种非科学的心态直至今日仍然残存着。此时问世的《炎黄春秋》，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去叙述历史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学者对史对人的研究、评价，获得了更大的空间，但非科学的条条框框，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手脚。

1991年7月1日刊物问世后，萧克将军最关心的是刊物的方向，刊物的品格，刊物的质量。萧老把“求实存真”四个字看得格外重要。他很欣赏东汉哲学家王充的两句话：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换成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写好人好事，要写得适当，不要再去涂粉；讲坏人，讲敌人，也不能讲过（头）。1996年7月，《炎黄春秋》创刊五周年纪念，萧克将军把王充的这段话题赠我们。

萧克将军在与本刊编者的多次谈话中，反复强调研究历史“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他说：“历史的事实是最大的权威。”“搞历史研究的同志必须‘求实存真’，不能作违心之论。”本刊编者和作者对史对人的研究、评价，从总体上来说，基本上遵循了“求实存真”这一原则。

当然，对一些因国家威权史观的需要而扭曲了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要想“求实存真”很不容易。有时候，当我们被“敢不敢、要不要讲真话”所困扰时，萧克将军不但给予我们鼓励，而且坚定地为刊物发表的文章承担责任。

胡耀邦去世后，由于种种原因，各报刊对这位贡献巨大的领导人一直闭口不提。对于这种不尊重历史的现象，我们一直想有所纠正。1993年，在胡耀邦同志逝世4周年之际，我们在封二发表了耀邦同志的照片和悼念他的一首白话诗。尽管很不像样，但在当时是重要的突破。这一突破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要求我们停止发行这一期杂志。我们向萧克将军汇报后，他鼓励我们说，杂志做得对，不要惊慌，如果有人怪罪下来，就说是我萧克的主意。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让他们给我打电话。

杜导正是1937年参加抗日战争的“小八路”，在革命队伍中一直从事新闻工作，1949年后，先后任新华社河北分社、广东分社社长，新华社党组成员、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经过“文革”后，他对历史有深切的反思，对萧克将军所确立的“求实存真”这一原则高度赞赏，并身体力行。杜导正这种“胆识”，获得了杂志社内外的支持。

由于外有萧克、张爱萍、费孝通等等，内有杜导正等几个同志的“胆识”，这份杂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高层次的作者。他们或是资深的革命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或是学识渊博的专家，对国内外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的研究。这不但使本刊所发表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而且作者的“胆识”也对编者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或者说，作者也给编者“壮胆”了。

二、我们的编辑方针

《炎黄春秋》创刊25年来，从总的编辑方针来说，大致遵循的是萧克、张爱萍、费孝通、杜润生、李锐和杜导正等人所确立的办刊宗旨。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1年至1994年；第二阶段是1995年至2005年，第三个阶段是2005年至今。

第一个阶段，可以说是探索的阶段，也是杂志的初创阶段。《炎黄春秋》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的刊物，研究会是民间社团组织。我们没有国家编制，也没有要国家一分钱，完全靠借款还款、自我滚动发展起来。受这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在这一阶段中，生存和发展是第一位的。因此，在编辑方针上，萧克和杜导正所确立的办刊宗旨实现得并不彻底。在市场运作的探索阶段，不同的承包人，在选题的策划上也有所不同，因而杂志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但是，即使有这样那样的客观条件限制，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杂志仍然发出了一些相当有突破性的文章，尤其是在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叙写方面，求是存真的原则是贯穿其间的。在重大历史事件方面，关于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关于西路军问题的评价、关于百团大战的历史地位、关于反右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等等，都比较早地涉及到，并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在重要的历史人物评价方面，对陈独秀的评价、对王实味冤案的叙述，以及前面提到的对胡耀邦的纪念等等，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举动。

第二阶段，编辑方针更加明确，贯彻得更加坚定自觉，而对于现实的关注，尤其对于邓小平理论的捍卫，也成为杂志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5年开始，《炎黄春秋》基本上做到了自给自足，第一阶段中客观条件的制约已基本消除了；经过多次变动，编辑部的人员也基本稳定下来。因此，各期杂志的面貌基本一致，办刊宗旨也实实在在地落实到编辑方针中。《炎黄春秋》在内容布局和选题策划上有重大突破：既有从宏观上剖析重大历史事件和理论主张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的文章，又有从微观上为重要观点提供实证的文章，更有关注现实、提出与现实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探讨的文章。

如何选择有关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稿件？《炎黄春秋》的编辑方针是，把政策用足。就重大历史题材和历史人物来说，中央先后有两个“历史问题决议”。这两个决议的尺度就是我们需要掌握的尺度。至于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的有关规定，如重大选题备案制度等等，我们都认真学习，努力遵循，但绝不搞“自我放大法”。很多读者认为，本刊比其他报刊开放一些，说话大胆一些。造成这种印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些报刊因为“自我放大法”而层层加码，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上级对本刊的老编辑和老作者比较尊重，也没有层层加码。

在尺度掌握方面，我们在在用足政策上下工夫，将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有关出版内容的宽泛规定清晰化，成为可操作的具体规则。限制明确了，就不必在限制之外的空间里缩手缩脚了。

第三阶段，也就是从2005年至今这一阶段。这是编辑部践行办刊宗旨比较成熟的阶段，也是杂志发挥社会影响最大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三条。第一条：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挖掘成为系列有序的内容。譬如，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1978年来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等等，都是从不同侧面，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而对于重要的历史人物评价，也更加全面、客观，尤其是对于在中共历史上某一阶段产生过重大历史作用的人物的评价，突破性更强。譬如，对于胡耀邦的研究，有发前人之未发的文章。第二条，对于关乎中国当下的理论问题进行系统地探讨。这部分内容，成为杂志内容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就发稿量来说，版面不足三分之一，但产生的社会影响则是巨大的。第三条，对国外具有重大借鉴意义的事件和人物命运，以及社会体制，都从中国当下的现实出发，予以探讨。

在杂志社和编辑部内部，已经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民主决策机制：社委会负责制。社委会是杂志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我们决策方针是：意见一致，通过执行。意见不一致，不急，下次再议；急，少数服从多数。这种决策机制也适用于重要稿件的编发。

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和变化的。25年来，办刊环境也有所变化。作者的叙述和评论越来越广泛深入，读者的眼界越来越宽，政府的管理尺度时松时紧，但基本趋向是在波动中略见宽大。在多重条件的限制之下，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办刊宗旨，努力寻找适当尺度，满足读者的要求，同时又接受相关法规和纪律的约束。总体看来，我们的办刊宗旨贯彻得越来越好，杂志内容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逐步提高，读者也越来越多。

25年路程，将近300期杂志，3,000多万字的文章，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出《炎黄春秋》的办刊宗旨。这个宗旨，如果用一句话描述，就是“实事求是”。如果用两句话描述，就是“实事求是”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者的关系，正所谓历史与逻辑的一致：任何不带偏见的人，只要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自然会主张改革开放。同样，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稳步渐进的改革开放效果最好，对社会最有利。我们的工作有许多缺点和偏差，磕磕绊绊地一路走来，也有很多失误，但是，上述办刊宗旨，始终贯穿在我们的各项工作之中，并将在我们今后的工作中继续贯彻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