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救胡耀邦 叶剑英北上勤王斗法陈云

叶剑英与胡耀邦关系密切，人称为当世伯乐与千里马。

叶剑英是1897年生人，比1915年的胡耀邦大18岁，就年龄而言胡耀邦称叶剑英长辈都不为过。叶剑英非常赏识胡耀邦的为人，而胡耀邦也非常敬重叶剑英。

两人第一次有工作交集是在1941年。当时延安整风，叶剑英从重庆回到延安，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而胡耀邦在军委总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在整风运动中，胡耀邦参加了总参谋部的审干工作，他坚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没有冤枉一个好人，给叶剑英留下了特别良好印象。

1946年，中共中央决定胡耀邦改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与司令员萧克、政委程子华合作。忽然有一天，胡耀邦高烧腹泻，当时叶剑英担任中共代表在北平参加军事调停处执行部工作，遂送胡耀邦在北平协和医院诊治，并判断为阿米巴肝炎。在叶剑英、罗瑞卿的照顾下，他很快康复。这是叶剑英第一次救胡耀邦。

中共建政后，叶剑英在北京主持军事科研，而胡耀邦先主政川北，之后在北京组建共青团。1962年，胡耀邦主动要求下放，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毛泽东家乡湘潭市的地委书记，在此期间与湘潭第二书记华国锋共事一年。湖南的经历为胡耀邦文革后能够突出丛围起了一定作用。

1964年，胡耀邦转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在这里，叶剑英第二次救胡耀邦。

当时左的思潮泛滥，胡耀邦看到当地政治运动过火，打击面过宽，抓人多，开除党籍多，开除公职多。在与省委其他同志研究后，果断决定“三暂停”：捕人暂停、双开暂停、夺权暂停。不料此举被说成是“大搞纠偏运动，大刮翻案风”等等。从1965年2月下旬起，胡耀邦遭到连续批判。

叶剑英闻讯后，特乘坐军用专机从北京来到西安，予以援手。在当晚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与叶剑英同行的上将张爱萍高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

之后，叶剑英说：“耀邦你还是跟我走吧！”胡耀邦遂以参加军事会议名义随叶的军用专机回京，死里逃生。叶剑英第二次营救胡耀邦。

怀仁堂事变后的第六天，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胡耀邦家看望，并求教治国建议。胡耀邦总结：“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看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这三条中兴建议，即后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开放”，后人也称赞胡耀邦之言为“隆中三策”。叶剑英听后非常赞赏，深以为是，竭力向华国锋等人推荐胡耀邦出来工作。

于是，在华国锋下台后，胡耀邦成为总书记。而与胡耀邦同年出生的邓力群，代表中共党内左派与胡耀邦斗争，斗争焦点就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文革后，中共在政治上的相对开明带来了文艺、新闻、理论界的相对自由，对文革的反思（“伤痕文学”）与对自由的宣扬成为了一种社会思潮，而这些却被左派看作是来自西方的洪水猛兽，由作家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就被他们看作精神污染的典型代表，1980 年底，长春电影厂将其拍成电影，改名《太阳和人》。

电影从未公开放映，但在党内掀起了轩然大波。王震和陈云分别代表军队有关部门和中纪委以批判姿态介入。尔后1982年邓力群到任中宣部，代替对《苦恋》持柔性立场的中宣部部长王任重。

胡耀邦对这股自由的社会思潮是提倡的，希望通过社会思潮来推动改革。然而过于宽松的政治态度远远超出了邓力群等左派的容忍范围，甚至让支持他的邓小平都有些难以接受。

于是左派首先发难，在1983年2月中旬开的政治局书记处联席会议上，陈云在会上严厉批评胡耀邦，并与胡乔木、邓力群、姚依林、宋平会商后，发出通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要胡耀邦下台，拟议邓力群取代。胡耀邦再次陷入险境。

叶帅此时在广州养病，收到胡耀邦的求助后，立刻北上找陈云。陈云不得不给叶帅面子，胡耀邦危机才得以暂缓。这是叶帅第三次为胡耀邦解围。

只是叶剑英年事已高，病情逐渐恶化。1986年10月22日凌晨1时16分，叶剑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叶剑英去世后第二年，胡耀邦便因反自由化不力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