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埃尔多安与叛军的恩恩怨怨

安卡拉时间7月16日后，伴随着近两千余名涉及政变的土耳其军方人士被逮捕收押，在几小时内一度占据上风的叛军已经只剩下部分逃亡邻国的余党。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重返安卡拉收拾残局，并宣布涉事者是“居兰”（Gulen，又称葛兰）运动时，很多对土耳其国情了解有限的人会表示奇怪，这个“居兰”究竟是何许势力？

必须承认，土耳其对外界尤其是华文世界是陌生的。在2015年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前，更是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其国内势力与派系。当土耳其发生政变，令该国政治秩序地震时，面对这种新闻业者眼中千载难逢的局面，顺着地震显露出的断层来观察土耳其国内的派系生态就显得很有必要。而埃尔多安的正发党和反叛势力之间的恩怨更值得一提。

“颠覆世俗”的造反者

截至当地时间7月16日，安卡拉当局已经确定，称主脑人士居住于美国的“居兰”运动将为这场政变事件负责，并再一次向美国寻求引渡。尽管有不少分析人士怀疑土方这一指控或许存疑。但是，土耳其境内包括共产党在内的的左、中、右势力都先后表示“此次政变有国外势力参与”。这也意味着土耳其官方此番或许所言非虚。

那么，涉嫌谋反的“居兰”究竟是什么来头呢？根据目前外界可以掌握的的资料显示，居兰运动是一个温和伊斯兰主义社会运动，它的创立者为学者居兰（Fethullah Gulen）。居兰倡导宗教平等、宽容，主张不同宗教和文明间的对话，认为科学可以与宗教结合并为之所用，并主张通过现代教育来阻止穆斯林世界的衰落，培养与政治伊斯兰复兴运动相对应的社会力量。

在对待民主与市场经济的态度上，居兰认为伊斯兰可以与民主相兼容，进而赞同土耳其加入欧盟，支持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这一系列主张令居兰及其追随者在1998年被土耳其军方控制的政府以“颠覆世俗制度”为名被缺席审判有罪，居兰本人也因此不得不逃亡美国。

不过，这场审判对居兰运动也成了一大良机。在此后十几年里，居兰运动发展成为一个在全球160多个国家开设1000余所国际学校，掌握土耳其《时代报》、银河电视台等媒体资源，并控制阿斯亚银行及代表安纳托利亚中小企业利益的土耳其商人与企业家联合会的庞大集团。有分析认为，居兰运动真正的影响力来自土耳其政府内的追随者，其在警察、情报、反恐、检察等系统中的势力最为庞大。

埃尔多安的同路人

必须承认，居兰运动曾经是埃尔多安的亲密战友。首先，两者都面临军方的威胁。土耳其军方自诩“凯末尔（Mustafa Kemal）思想的传承者”，借此随意打压任意与其政见不同的党派，连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亲自建立的共和人民党也在1980年政变后被取缔。这使得埃尔多安需要居兰运动在公检法系统的协助确保其安全。

其次，正发党也极力淡化自身的基层宗派色彩，其中右翼的政治立场与居兰运动的立场主张相契合。如能得到居兰运动支持，令土耳其为加入欧盟展开社会改革，那么，这就将改变自上世纪土耳其建国以来的社会秩序。在居兰运动人士的协助下，埃尔多安当局通过一系列协议限制军方的权力，如弱化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行政权力而将其转化为一个咨询实体，审查军方的财政支出，削减国家安全委员会财政预算，将军方代表清除出高等教育委员会等。

伴随着埃尔多安和居兰运动的协作，他们与军方的直接冲突也终于爆发。2008年，土耳其总检察长再次以“违反世俗主义原则”为由向宪法法院起诉要求取缔正发党。在宪法法院驳回上诉后不久，居兰运动在警察、司法系统的支持者发起了对“埃尔盖内孔”组织（成员主要来自军队和安全力量）的大规模调查。同年，正发党政府提出的修宪议案在公投中通过，据此土耳其宪法法院的人员构成被调整，军事法庭的权力受到限制，军队人员也可由宪法法院审理，军方基本失去了发动政变推翻政府的能力。

至此，居兰运动和埃尔多安的正发党势力终于将盘踞土耳其数十年的军方力量赶了下去。尽管有些学者批评土耳其因此“伊斯兰化”。但是，埃尔多安政府终究是民选当局，他和居兰运动也是走合法程序将军方人士送入监狱，比起军政府1980年政变后有65万人被捕、180万人被列入黑名单、23万人被判刑的局面，土耳其2008年后仅有数百人入狱的政局变动就相当和平。而土耳其为加入欧盟而展开的社会改革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国的进步。

撕破脸皮 开始政变

但是，居兰运动和埃尔多安的正发党终究存在政见差异，居兰运动在政法系统的存在也让埃尔多安感到压力。首先，居兰运动的外交政策是趋向于加入欧盟的，这要求土耳其进一步削弱其阿拉伯-中东国家的属性，并尽量和以色列搞好关系。但是，埃尔多安政府在2010年前后就开始其“奥斯曼主义”的尝试，试图成为中东国家领袖，并带领众阿拉伯国家向以色列施压。伴随着2010年5月，援助加沙地带的土耳其“马尔马拉”号救援船遭以色列海军袭击，土以关系迅速恶化。居兰运动就此公开批评政府，两党之间的裂痕便出现了。

其次，居兰运动反对任何与库尔德武装势力的谈判媾和行动。这一点恰恰就揭了在2012年前后亲自派出情报部门亲信，与库尔德工人党（PKK）展开谈判的埃尔多安政府的逆鳞。为此，支持居兰运动的检察官就要求提出公诉，逮捕埃尔多安与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秘密接触的情报高官。此案之后，约700名曾与居兰运动牵涉的检察官和警官被免职，正发党和居兰运动的关系开始恶化。

再次，居兰运动在土耳其外交活动中的延伸效果一定程度上也取代了安卡拉的权威。居兰运动资助美国等国家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学者等知名人士访问土耳其，在不同的国家为土耳其的利益积极游说，这些都有利于改善土耳其的国际形象。但这也给居兰运动刷上了一层政府身份的色彩，这恰恰是埃尔多安不愿意看到的。

伴随着两党政见不同，埃尔多安也对居兰有所忌惮，在双方关系不断恶化后，其对峙就逐渐升级。2013年6月，土耳其发生加济公园抗议事件爆发，这一土耳其版“阿拉伯之春”已成为居兰党人和埃尔多安政府的直接对抗。当年12月17日，土耳其警方又以打击贪腐为名，突然逮捕包括经济部长之子和内政部长之子在内的数十人，导致埃尔多安不得不举行紧急会议更换了近半数内阁成员。2014年2月25日，一段疑似埃尔多安授意其子安置家中巨额现金的录音又被曝光。埃尔多安认为这一系列所谓打击贪腐的举动皆是居兰追随者策划的阴谋，随即展开强势反击，当局对居兰的制裁也正式开始。

资料显示，自2014年1月至今，有数万名警官因被怀疑为居兰运动的支持者而遭解职。正发党更利用亲政府媒体强化居兰运动“国中之国”的负面形象，一度封禁推特、优兔等社交网站，逮捕知名专栏作家。和军政府一样，埃尔多安也通过立法手段认定居兰运动为恐怖组织，要求美国遣返居兰，甚至派律师赴美起诉居兰。最后，土耳其政府还彻底打压了居兰运动所属机构，强迫阿斯亚银行股东出售股份，调查土耳其商人与企业家联合会，关停银河电视台，并试图在国外设立学校来取代居兰运动的国际学校。

7月15日的政变发生后，正发党和居兰运动之间的矛盾终于演变成流血事件。这一事实反映出土耳其统治集团内部深刻的矛盾。通过镇压政变，埃尔多安或许可以毫无顾忌地消灭一些政治对手。但由于政变过程中发生了流血事件，而且政变最终是靠军队的力量镇压下去的，因此军队高层的发言力可能会不降反增，这恐怕就是当年与居兰联手打压土军势力的埃尔多安所始料未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