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秘档：赵紫阳与邓小平 忤逆抑或屈从？

赵紫阳试图控制政治运动的尺度与邓小平存在严重分歧（图源：AFP/VCG）

今年7月份，前中共最高领导人赵紫阳的一批重量级文章在香港公布于世。首次披露的赵紫阳1980年出任国务院总理到1989年去职中共总书记期间珍贵的原始资料，将有助于揭示1989年天安门学潮下台前，赵紫阳与中共最高层尤其是与邓小平的微妙关系。这些曾经的“秘档”究竟会为赵紫阳“漂白”还是“描黑”？

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之子鲍朴在一篇书评中回答了两个问题。鲍彤被称为中共在六四事件中逮捕入狱的最高级别官员，而他的儿子鲍朴则一直在针砭大陆政治，曾出版赵紫阳祕密回忆录《改革历程》等书。

人们无法确定鲍朴在回答两个问题时是否足够客观公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部涵盖赵紫阳整个1980年代文章、报告、讲话、谈话记录、信函、批语等，共180万字498篇文献， 90%未曾发表过的《赵紫阳文集（1980-1989）》，将有助于人们澄清一些谜案。

第一个问题是，赵紫阳与当时中共的实际掌权人邓小平究竟存在多大的分歧，又是如何与邓小平共事的。

人们知道，赵紫阳之所以被邓小平选中正是看重他的经济才干，这基本上与邓小平当时急于发展中国经济的迫切心态是吻合的。但是，相对于邓小平，赵紫阳要考虑的问题可能还是仅限于此，从内心是抗拒各种政治运动对经济的干涉的。

所以，从《赵紫阳文集》中，鲍朴可以轻易地摘取赵紫阳一些显而易见的、希望政治运动尽量远离经济领域的言论。他说，1981年7月邓小平感觉到知识分子中流行自由思潮，认为共产党的理论宣传软弱涣散，于是下令清除精神污染。刚任国务院总理一年的赵紫阳当然不得反对，但是他立即宣布经济领域不搞清除精神污染。

鲍朴引述了以下几段重要内容，“这里，我还要重申，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是中央坚定不移的方针。现在讲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是指思想战线。经济战线，中央没有这个提法。”（《文集》第二卷249页）

时机成熟以后，他对这场政治运动的范围进一步做出限制：“群众要求美化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是完全正当的，是应当提倡的，决不允许把它同思想战线的精神污染混淆起来。”（《文集》第二卷382页）

当澳大利亚总理霍克问起关于反清神污染是否会动摇中国改革的方向，赵紫阳回答：“中央规定了一系列政策界限，就不怕了。”（《文集》第二卷275页）

二十年以后，赵紫阳自己总结认为“由于这场反自由化不得人心，在经济领域、农村领域、科技领域都刹车了。就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没有搞下去就不了了之。”（《改革历程》183页）

同理，1987年“反对自由化”中，邓小平1月4日在家里开会，把几年来没有压制住的自由主义思潮的责任归结于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胡被迫辞职，反对自由化运动开始。
接替胡任总书记的赵紫阳的第一件任务就是执行政治运动，而他是如何在这件事上执行的，《文集》的第四卷中的多处均证明了《改革历程》里面的论述。1987年1月19日，赵紫阳提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要解决政治方向、政治原则的问题，主要在思想理论战线进行，不在经济领域里搞。不要刮风，不要任意发挥。”（《文集》第四卷17页）

“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严格限于中国共产党内，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着重解决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农村不搞，企业、机关只进行正面教育。有人担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会不会又是一次政治运动？我代表中共中央负责地向大家说明：我们不搞政治运动……决不会也决不允许重复左的那一套错误做法。”（《文集》第四卷23页）

终于经过4个月的拖延处理、限制对被处理人员的“以人划线上挂下联”，在1987年5月一场整肃运动无疾而终。参见（《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文集》第四卷96页）

鲍朴总结道，一个政治家对领袖、权力与事业三者关系的处理大概不外有三：一是言听计从严格执行；二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三是自我判断因势利导。有人说赵紫阳对邓小平的政治决定采取的“自我判断因势利导”的做法，最终导致了他本人的下台，拂逆上意毕竟瞒不过察言观色的领袖。但赵紫阳本人对邓小平的态度看法，依然无法从当时各类公文中完全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