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中原王朝与草原帝国：丝绸之路启示

如果能汲取唐朝与清朝成功的经验，采取一种兼容中原王朝与草原帝国的开放态度，重视西北经济与国际贸易网络的开展，不仅有助于地方经济，对于民族关系与国防建设都能起到一定的助益。就这点来说，“一带一路”的建设方案能否取得重大的成功，对中国未来的国家建设，可以说是举足轻重。本文摘自2016年7月25日澎湃新闻网，作者孔令伟，原题为《清朝的AB面：草原帝国还是中原王朝》。

一、清朝是个草原帝国，还是中原王朝？

大家晚上好，很高兴今晚能在内蒙古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与各位谈一谈清朝与草原帝国的关联性。在开始今天正式的演讲之前，我想先分享一个小故事。或许不少听众都听说过国学大师钱穆（1895-1990）的名字，甚至读过他的著作。钱穆生于晚清，十岁的时候在清政府新办的小学读书。学校中有一位体育老师是革命党人，问他：“汝知今天我们的皇帝不是中国人吗？”老师的一番话，对钱穆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当钱穆回家向父亲询问此事，父亲答道：“师言是也。今天我们的皇帝是满洲人，我们是汉人，你看街上店铺有满汉云云等字样，即指此。”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清朝是一个很特殊的王朝。许多内地人传统的印象中，满人原本来自东北草原，文化水平比较低，进入北京统一天下后，全面学习中原先进文化，最后被汉人同化了。虽然清朝统治者通过禁毁书刊，有意识地抹去明末满汉对立的历史记忆；但实际上一直到清朝灭亡前夕，满汉之间的差距在社会上仍隐约地存在，并未消失。近年来，学者们开始认识到即便在入主中原之后，清朝仍然保持着草原帝国的特殊性格。直到清朝灭亡，这些草原帝国的特性仍没有彻底消失，这在中国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现象。

那么，清朝究竟是不是一个“被汉化”了的中原王朝？还是一个延续了蒙元传统的草原帝国呢？这样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激起了中外学者近百年来激烈的争辩。从二十世纪初日本学者白鸟库吉（1865-1942）等人的“满蒙非中国论”，到近年来所谓的“新清史争议”，中外学者究竟在吵些什么？而这样的学术争辩，究竟又能为中国未来的历史学发展，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更具体地来说，海外学者所强调的清朝“草原帝国”特性，到底体现在哪里呢？本持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态度，中国的读者是否能通过理性批判，从作为“他山之石”的新清史中汲取思想养分，以此作为讨论中国史的借鉴，这应该是一个值得当代中国学人思考的议题。

二、平行线：近百年中外清史与内亚学界的分流

中外学者之所以对清朝政权性质，久久未能达成具体共识，除了现实因素造成历史观念的差距外，对历史材料的掌握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由于晚清革命党人的政治宣传，满洲文化及语言遭到严重的妖魔化，其中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1903年邹容（1885-1905）在《革命军》中倡导“皇汉”之说，主张“驱逐住居中国中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如此激烈的种族主义思想，固然有其革命的历史背景，但却也对近代中国的民族团结种下不良的影响。即便民国政府建立以后，接受了晚清满蒙立宪派人士主张的“五族大同”观念，开始提倡“五族共和”，然而革命暴力与所造成的历史伤痛，不仅使得汉人仇视满人，也使得大量的满人不敢使用满语。顺带一提，民国时期的“五族共和”，其实源自晚清满蒙立宪派人士的“五族大同”说，与蒙古文化中的“五色四藩”观念有所关联。蒙古传统文化中以五色指代五族，因为晚清立宪派中多有满蒙人士，因此将这个传统观念带入立宪运动中，北洋政府以五色旗象征五族，也正是这个缘故。（乌云毕力格、孔令伟，2015）辛亥革命以来一系列的政治宣传对满人所进行的妖魔化，不仅使得不少人未能客观地评价清朝的历史遗产，同时也忽视了满文文献的重要性。即便王国维、陈寅恪、郑天挺与王锺翰等史学先贤振臂疾呼，今日仍有学者无法跳脱出“以汉文史料为主，满文史料为辅”的大汉族主义怪圈。

国学大师王国维（1877-1927）在1922年给金石学大师、后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信中便提到：“现在大学是否有满、蒙、藏文讲座？此在我国所不可不设者。”并建议挑选有史学根基的研究生，前往欧洲进修满、蒙、藏文。史学大师陈寅恪（1890-1969）本人更曾在1920年代于德国师从黑尼士（Erik Haenisch， 1880-1966）等东方学大家学习满、蒙、藏文字。受到陈寅恪的启发，清史前辈郑天挺（1899-1981）也清楚认识到满文之于清史研究的重要性：“近陈寅恪先生于《读书通讯》论史乘胡名考证之要，读之心喜，因取清史习见满语加以诠释，明其本义，申其蕴潜。”然而王国维、陈寅恪、郑天挺所建立的学术传统，因为种种现实因素，在中国没有彻底发挥影响而趋于没落；而反对并抵制使用满文文献的声浪最终在学术界取得优势，直到今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憾事。

相对地，西方学术界从十七世纪耶稣会士接触满洲统治者开始，便开始认识到满文史料的重要性。随着早期欧洲汉学家，如法国学者雷暮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的辛勤耕耘，法、德、英诸国家纷纷结出满文文献研究的硕果；而俄罗斯更是由于地缘因素，在历史时期从清朝方面获得大量的满文档案、地图与书籍，由此成为收藏、研究满文文献的一大重镇。二十世纪初，法国东方学巨擘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等人提倡审音勘同的历史语文学（Philology），大量使用过去汉学家所未充分关注的满、蒙、藏与民族文字史料，迅速地取得傲视国际学林的成果。（沈卫荣，2016）其成就甚至超越了过去专擅汉文史料的传统汉学家，使得当时作为中国学术界领头人的傅斯年不得不呼吁中国学者重视以语文学研究民族文字的“虏学”，甚至喊出“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这样激烈的口号。（傅斯年，1928）然而由于种种客观因素，近代中国最终没能培养出一支能够充分运用民族文字的语文学队伍，而这也导致中国清史学界长期以来无法正视满、蒙、藏与突厥诸语史料，无法与在史料层面与国际同行进行实质性的沟通。这对于学术界讨论清代中国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产生了消极作用，相信这是我们所不乐见的。

三、参汉酌金：清朝统治的多元性及其元明遗产

清朝立国之初，除了大量取法汉地的政治制度之外，在社会文化层面则大量借鉴蒙古文化。这导致了清朝的统治具有中原王朝与草原帝国的二重性质，换句话说，清朝皇帝既可以在内地表现出儒家理想的圣君形象，亦可在关外以蒙古大汗与佛教转轮王自居，二者并不冲突。事实上，元、明两朝的统治，亦具有中原王朝与草原帝国的二重性质。随着近年来学界对于历史叙事的重新思考，我们可以发现元朝其实并不排斥儒学，所谓的“九儒十丐”的说法很可能是汉人对于蒙元统治的偏见（姚大力，2016）；而明朝也并非是一个单纯的中原王朝，例如明成祖、武宗、神宗诸帝，承袭元朝宫廷遗风，笃信藏传佛教。此外，明代宫廷与贵族服饰，亦深受蒙古与波斯文化影响。满人早在入关以前，便已留心辽、金、元三代的历史经验，尤为关注如何调和中原王朝与草原帝国的二重性。

清朝立国之初，其政权合法性主要建立在草原帝国的特殊性质之上。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立金国（aisin gurun）；1636年，皇太极改元大清国（Daicing gurun），这时候明朝还未灭亡，满人无法以中原正统自居，而更多地是倚赖蒙元的草原帝国遗产，以满蒙大汗的角色立足东北亚。例如“大清”的国号满文写做“Daicing”，实际上是蒙古语“Daicin”的借词，意为“战士”。所以“大清国”的意思就是“战士之国”，传统史家用汉文表面的意思，提出“以清代明”的观点，似乎是一种穿凿附会。直到晚清，满人仍然很清楚“Daicing”的真实含义，所以清朝的正式国号为“大大清国”（amba daicing gurun），也就是“大战士之国”，这点在满文档案中是很明显的历史事实。无论如何，若说清朝是1644年明朝灭亡后才建立的，无疑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去历史”表述。而在另一方面，满人在入关以前便积极通过汉臣，学习明朝的法律与文书制度，因此清代诸如《会典》与档册等官文书，并不完全是满人自身的发明。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满人全盘接受了明朝的典章制度，是一个彻底“汉化”的中原政权。天聪年间，汉臣宁完我便通过总结《金史》，归纳出“参汉酌金”的概念，认为“《大明会典》虽是好书，我国今日全然照他行不得”，而是必须根据满洲自身的社会情况，“立个‘金典’出来”。顺治皇帝在《大清律例》的序文中也明白指出清朝法律的制定原则，在于“详译明律，参以国制”。所谓“国制”，也就是满洲入关以前，大量借鉴自蒙古社会的传统习惯法。因此从法律制度上来说，《大清律例》与《大清会典》便是中原王朝与草原帝国文化相互结合的重要体现，而不是“汉化”的象征。

四、出将入相：满蒙汉集团与八旗制度的形成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早在二十世纪便已提出“关陇集团”的概念，指出唐朝统治的成功之处，便在于其糅合中原王朝与草原帝国的二元性，作为统治集团的“关陇集团”团结了鲜卑与汉人，体现出一个伟大朝代的兼容并蓄与自信开明。而清代的八旗制度与唐代的关陇集团，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关陇集团”一样，八旗并不是一种种族隔离政策，反而是一种团结满、蒙、汉族群的统治阶级政策。通过爵位、赏赐等制度，强化共同的旗人认同，超越满洲、蒙古与汉人之间的族群差异。这也是何以清朝覆亡后，不少汉军旗人仍以遗老自居，而拒绝认同新兴的民族国家。1950年代进行民族识别时，不少蒙古与汉军旗人因与满洲旗人文化相似，因而自我认同或者被识别为满族，也正体现出清代八旗认同之强烈。

除了八旗制度之外，满蒙连姻更是团结清朝认同的重要因素。满人很早就认识到与蒙古人结盟并利用其武力的重要性。通过与蒙古王公家族通婚以及进京朝觐制度，达到蒙古归心的政治目的。（杜家骥，2013）此外，清朝对蒙古地区也采取一种保护的策略，不收缴实物税，只要求蒙古成年男子作为后备军力，比起当时内地的赋税实际上轻松不少。另外也限制汉人开垦保护自然生态，禁止未经官方认证的喇嘛进入以免其以治病消灾为由“诓骗蒙古”。

五、政教二道：连通满汉蒙藏的佛教文化

除了八旗与连姻制度外，佛教文化也是清朝建构族群认同的重要依据。十六世纪后期藏传佛教格鲁派，也就是当时俗称的“黄教”，传入蒙古地区。俺答汗与三世达赖喇嘛结成施主与福田的关系，并将二者视为忽必烈与八思巴转世，以此为其政权提供合法性。藏传佛教政教合一的概念，随后风行蒙古地区，如作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继承人的察哈尔林丹汗，之所以声称其握有大元八思巴所造金佛，正是以藏传佛教作为草原帝国的正统依据。皇太极在击败林丹汗之后，获得大元金佛，一方面在盛京修建实胜寺将其供奉，邀请蒙古僧人前来主持法事；另一方面又寄满文信件给朝鲜国王，告知其已从蒙古人手中获得大元金佛，借此宣称其正式继承蒙元的正统。

清朝入关之后，在蒙古诸王的促请之下，顺治帝邀请了五世达赖喇嘛进京。1652年，顺治帝与五世达赖喇嘛在北京郊外会晤，正式结成施供关系，达赖喇嘛正式献上“文殊皇帝”的尊号，从此清朝皇帝在蒙藏人士心中，被赋予了“文殊菩萨转世”的神格形象。乾隆帝更是令文臣编撰《钦定满洲源流考》，利用考证学将满文的“满洲”（Manju）与梵文的“文殊”（Ma ju rī）进行连接，以此作为政权的合法依据。这些行为很明显是受到蒙藏文化的影响，具有草原帝国的特性。

即便不少学者依据乾隆帝的《喇嘛说》，认为乾隆帝只是利用藏传佛教控制蒙古人。然而仔细考察清宫的佛教文物与相关档案，《喇嘛说》实际上更像是一种安抚汉人的政治宣传。乾隆帝本人笃信藏传佛教，拜三世章嘉活佛为上师，修习藏传密教颇有心得，两岸故宫所藏密宗法本以及大量藏秘人骨法器，可以为证。值得注意的是，汉地儒生自元末明初以来，再三批判藏传佛教使用人骨，尤其元代西番僧曾挖掘宋理宗陵寝，以其头骨制成嘎巴拉碗，此事汉地文人颇为愤恨。朱元璋推翻元朝后，首先寻求理宗头骨，以帝礼安葬之。然而乾隆帝却私下收藏大量嘎巴拉碗，甚至亲自题写御制诗文，这些现象都无法从中原王朝的角度来解释。

此外，根据《燕行录》中朝鲜使者的日记，乾隆帝曾率领皇子与军机大臣带头跪拜六世班禅喇嘛，强迫遵奉儒家的朝鲜使者对班禅行跪拜。而乾隆帝甚至其陵寝地宫中大量使用藏传佛教元素，这些证据在在体现了乾隆帝的精神世界，明显与《喇嘛说》的政治表述相违背。

六、同文之治：清朝在西域的经营与乾嘉学风的内在理路

清朝所指的“西域”，实际包含今日的西藏与新疆。如上所言，为建构佛教认同，乾隆帝进行了许多官方佛教工程，其中之一就是满文大藏经（正式名称为《清文全藏经》）的翻译。为了彰显满文的官方地位，乾隆帝下令由章嘉国师主持，通过音韵学、版本学比对汉、藏文佛经，取舍长短，将其翻译为满文。在满文佛经的翻译过程中，形成了《同文韵统》等音韵学著作，并在官方的推动下，奖励了考据满、蒙、藏文字音的风气，这实际上促成了乾嘉汉学的另一条“内在理路”。

十八世纪下半叶清朝平定准噶尔后，将新疆纳入版图，不仅拓展了清朝对托忒文、察合台文等中亚语文的认识，同时也推动了西北舆地之学的发展。如《西域同文志》的编纂，借鉴了《同文韵统》中的音韵学概念，试图勘定满、蒙、汉、藏、察合台与托忒文等六种语文的西域人名、地名，其中的参与者不乏乾嘉学术的重要学者，如褚寅亮、阮葵生与褚廷璋等人。由此说来，乾嘉汉学的兴起与清朝在西域的经营息息相关，与其说是文字狱的影响或对理学末流的反动，不如看作儒学内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推衍，及其对国家版图扩张的呼应。而这点也反映出清朝兼容中原王朝与草原帝国的复杂性质。

七、一带一路：当代中国可从清朝的西域经验中学习什么？

清朝覆亡已超过一世纪，然而如何相对客观地讨论清史，进而分析清朝为近代中国所留下的遗产，仍然很有很长的路要走。清朝为当代中国留下了许多重大的遗产，中国辽阔的版图与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与清史摆脱不了干系。内亚学以及民族语文之于清史研究，之所以具有无可替代的特殊性质，正在于清朝统治的多元性。如果将清朝的统治单纯化约为中原王朝，刻意抹杀其草原帝国的特性，将民族史割裂于清史之外，甚至刻意贬低民族文字史料的重要性，这不仅严重妨碍客观历史研究的进行，甚至对民族团结也将产生消极的影响。相反地，如果能汲取唐朝与清朝成功的经验，采取一种兼容中原王朝与草原帝国的开放态度，重视西北经济与国际贸易网络的开展，不仅有助于地方经济，对于民族关系与国防建设都能起到一定的助益。就这点来说，“一带一路”的建设方案能否取得重大的成功，对中国未来的国家建设，可以说是举足轻重。

如同上述第二节所说，清朝统治的成功之处，与其“以史为鉴”的思想不无关联。近年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方案，能否正确地评价清朝在西域经营的历史得失，从海内外清史研究中适当地汲取养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1629年，皇太极不问民族出身考选人才，命令“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因而得以重用宁完我等汉官，制定出“参汉酌金”的治国思想，终成一代伟业。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多民族国家，如何从五十六个民族中公平地选拔任用优秀民族人士，从多元的民族文化中汲取智慧，制定出“参考汉族、斟酌民族”的重大方针，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具体来说，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方案，首先需要有配套的智库与执行人才；而考量到“丝绸之路经济带”特殊的地理位置，多民族人才的培养显然是一个重点。所谓“丝绸之路经济带”，实际上包含了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以及西南四省区市重庆、四川、云南、广西。在西北与西南九省区市中，居住着大量的蒙、藏、维、哈与锡伯等各族同胞，这些兄弟民族在历史时期就频繁地在丝绸之路上与外国进行商业往来，对于丝绸之路上邻近国家的语言及风俗文化相当熟悉。以新疆地区的维族与哈族为例，他们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坦等国人民交流，与内地人相比，几乎没有语言文化障碍。如果能在“一带一路”建设方案中，培养并重用擅长实务的民族人才，不仅能强化国家认同，更能取得极大的经济效益。

除了实务方面的执行人才外，“一带一路”建设方案也应重视学者智库的养成。而所谓的智库专家，必须任用真正熟悉内陆亚洲历史、文化、语文等各个层面的学者而不宜片面侧重于当代议题。众所周知，晚清的“自强运动”之所以失败，在于其改革留于表面，而未能认识到西方文化真正的历史源头。今日“一带一路”建设方案，也应该记取这个教训，应该以彻底搞懂内陆亚洲历史、语文与文化为首要宗旨，而不是流于当代议题的表象。

事实上，中亚各国与俄罗斯藏有数以万计清代的满文、察合台文与古俄文文书，是研究近现代丝路问题不可多得的历史宝藏。如何培养精通相关民族文字的清史学者，应该是未来中国清史学界急需关注的课题。近年来，清史研究的前沿已经开始重视到过去长期被忽视的草原帝国层面。随着中国档案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满、蒙、藏、察合台、托忒文档案纷纷映入中国研究者的眼帘。越来越多过去不为人知的清史课题，正在被发掘当中。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能够熟悉地运用王国维与陈寅恪当年所提倡的语文学方法来解读清代的民族文字史料，如果能坚持二十年，相信中国新一代的学者，必定能在国际学界引领风骚。而学术人才的培养，若能结合“一带一路”的建设方案，必定能为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伟大愿景，提供关键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