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祭文：灭亡之日与开花之始

有人这样评价《自由中国》杂志：“面对今日之台湾，很难说五十年前的那一天，究竟是《自由中国》灭亡之日，还是其生根开花之始。没有哪个民族天生不适合民主，没有哪个灵魂拒绝去拥抱自由——而路，还很长。”【相关阅读：炎黄春秋祭文：堂堂溪水出前村】

这条路很长，只是在1960年9月1日遇到了一些障碍。当天《自由中国》第二十三卷第五期刊出的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成为这本杂志最后的文字。

1949年国民党迁往台湾，此后蒋介石立志“勿忘在莒”，以严厉的威权手段开始了对台湾的统治。《自由中国》杂志便是在这样的土壤下慢慢成长起来。

其实创立《自由中国》杂志最初的构想是在中华民国政府撤离大陆前就已存在的。当时有一部分国民党党员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要坚定反共合法性，就必须要有一宣扬自由民主的言论机关，因此胡适、雷震、杭立武、张佛泉等人，研议创办《自由中国》杂志。

只是中华民国政府在不久之后被迫迁往台湾，《自由中国》杂志也随之落脚宝岛。1949年11月在台北创办，由胡适担任发行人，主要的编辑是雷震和殷海光。

起初，《自由中国》倾向拥蒋，积极反共，给国民党反攻大陆提供思想武器。只是没过多久，这批自由主义者的情怀让《自由中国》的方向和风格发生改变，除了批判共产主义外，还开始检讨台湾内部问题，批评国民党政府政策弊病。因此，杂志和执政当局关系逐渐恶化。

1951年6月，《自由中国》第4卷11期，刊出一篇夏道平所写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

揭露保安司令部管制金融的一件重大弊端。这篇文章被胡适盛赞为“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

只是雷震受到老上司王世杰的压力重新发表了“遵命文章”——《再论金融管制》，以作道歉。胡适非常生气，觉得《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的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最大的耻辱。最后因行政院长陈诚在王世杰敦促下，写了一封信给胡适，交《自由中国》发表，表示政府不会设陷诱民，对胡适远道诤言，愿本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诚意欣然接受，同时强调胡函能刊载，已可证明台湾有言论自由，方告平息。

这是《自由中国》与台湾当局的首次交锋，依靠胡适的影响力，杂志有很大的周旋于地。所以在此之后，《自由中国》继续批评当局，几乎是威权统治下的台湾整个1950年代在台面上唯一可以听到的异议声响。1955年4月，胡适在《自由中国》发表一篇读书笔记，提到宋朝范仲淹的《灵乌赋》，最后感想是“从中国向来知识分子的最开明的传统看，言论的自由、谏诤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所以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从1957年7月起，《自由中国》以“今日问题”为总标题，连续发表十五篇社论，指出蒋政府一党独大，为所欲为。

或许是胡适觉得杂志对政府的批评有些过火，或许是希望从另一个角度来劝谏蒋介石。1959年3月，胡适撰写《自由与容忍》一文，表达“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只是该来的还是如期而至，《自由中国》难逃停刊解散的命运。

“倘若我痛苦的嘴被掩住，千千万万的人就用它疾呼，在那安葬我的日子的前夕，愿他们用这法子把我铭记。”阿赫玛托娃在自己的诗歌里的预言常常惊人而可怕，她在《安魂曲》中的吟唱，套用在此处，倒也惊人地贴切：“而未来的某一天，在这个国家，倘若要为我竖起一座纪念碑……”胡适、雷震等人当年拼命争取的理想中的台湾，或许已经部分实现。而“纪念碑”，大家也都能看得到。

灭亡之日或许就是开花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