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残：注定悲剧的俄罗斯知识分子

1815年，战胜拿破仑帝国的俄国罗曼诺夫王朝，走上了欧洲大陆之巅，成为欧洲君主国的保卫者、秩序的仲裁者，奥地利首相梅特涅（Klemensvon Metternich）代表欧洲各国向俄皇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上尊号“神圣王、欧洲救世主”。百战疆场的俄国军队踏上归程时，带回帝国的除了荣耀，还有震撼与愤满。见识了西欧“花花世界”的俄国贵族、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一面热情讴歌抒发爱国之情，一面决绝地批判直面落后的现实，探求俄罗斯民族的未来，探求这个民族如何才能屹立于世界。

就在1815年，年仅16岁的亚历山大·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发表了第一首爱国诗。他开始抛弃诗歌的欧洲范式，用俄罗斯民族的语言范式写作，俄罗斯在世界文学殿堂有了一席之地。俄罗斯自然科学奠基人、诗人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Mikhil Lomonosov），在17世纪曾饱含深情地说过“俄罗斯大地能够诞生自己的柏拉图和智力敏捷的牛顿”，普希金的出现首先在文学领域产生了“俄国自己的柏拉图、牛顿”。普希金以诗歌真诚地讴歌俄罗斯民族，批判国家的专制与权贵的腐败堕落，启蒙俄国。“接受这个教训吧，帝王们：//今天，无论是刑罚，是褒奖，//是血腥的囚牢，还是神坛，//全不能作你们真正的屏障；//请在法理可靠的荫蔽下//首先把你们的头低垂，//如是，人民的自由和安宁//才是皇座的永远的守卫。”

1825年，率先觉醒的俄国自由派贵族发动了“十二月革命”，遭到残酷镇压，却以其行动惊醒了这个老大帝国，更大的冲击即将来临，担负这一使命的是普希金的挚友彼得·恰达耶夫（Pyotr Chaadayev）。这位曾长期担任沙皇近卫军军官、远征巴黎的诗人、哲学家，在探索俄国未来道路上走得比普希金要远得多、激烈得多。1836年9月底，恰达耶夫《哲学书简》八封信中的第一封辗转在《望远镜》杂志发表，也是发表于恰达耶夫生前的唯一一封。

“我们解放了整个欧洲，却单单把镣铐留给了自己”，恰达耶夫在信中对俄罗斯，做出了最无情、尖锐的批判。俄罗斯的历史，“首先是野蛮的不开化，然后是愚蠢的蒙昧，接下来是残暴的，凌辱的异族统治。这一统治方式后来又为我们本民族的当权者所继承了--这便是我们的青春可悲的历史。”“我们不属于人类的任何一个大家庭；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我们是世界最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也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总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对人类理性的进步也没有起过任何作用，而我们由这种进步所获得的所有东西，都被我们所歪曲了。……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在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不让自己花费力气去亲自想出什么东西，而在别人想出的东西中，我们却又只接受那欺骗的外表和无益的奢华。”他甚至主张放弃东正教信仰天主教。

整个俄罗斯社会为之癫狂，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读过此文，朕认定这是一个十足疯子大胆的胡言乱语”，宣布恰达耶夫为疯子，禁止他写作，定期派医生为他“检查身体”，《望远镜》杂志被查封，图书审查官被撤职，出版人遭流放。知识分子、自由派贵族激烈地传抄、讨论，因之分裂。以季·格拉诺夫斯基（Timofey Granovsky）、斯·索洛维约夫（S.Solovyov）、弗·契切夫等为代表的西方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反对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坚信俄国将来也要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迎头赶上。斯拉夫派同样反对沙皇专制，但却主张保留“村社”制度，认为彼得大帝的改革歪曲了俄罗斯的历史，希望回到彼得之前的“纯净的俄罗斯”；不过，斯拉夫派并不绝对排斥向西方学习，只是其学习颇有“中体西用”的意思，以阿·霍米亚科夫（Aleksey Khomyakov）、阿克萨科夫兄弟（Konstantin Aksakowand Iwan Aksakow）、基列耶夫斯基兄弟（Ivan Kireyevsky and his brother Pyotr Kireyevsky）等为代表。

正如被称为“真正的思想家”的西方派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在斯拉夫派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葬礼上所言：“是的，我们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与众不同。我们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我们像伊阿诺斯或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无论是西方派还是斯拉夫派，目的都是为了俄罗斯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恰达耶夫在晚年也深信俄罗斯的神秘使命，俄罗斯也可能在欧洲的精神生活中占有最高的地位，“我们将使旧社会中产生的大部分思想走到尽头，我们将回答人类所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

由于俄国知识分子天然的缺陷，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争论是不可能有任何结果的，也注定了他们悲剧的命运。与普希金、恰达耶夫一样，俄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出身贵族、担任公职，这一便利条件使他们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近距离观察帝国的运作，有机会接触西方的文化，但却因此远离了底层社会，提出的改革主张多是空中楼阁，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的经典形象“多余人”正是他们的写照。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主人公奥涅金是“多余人”的鼻祖，赫尔岑《谁之罪》中的别尔托夫、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等比比皆是。“他们虽有变革现实的抱负，但缺少实践。他们生活空虚，性格软弱，没有向贵族社会抗争的勇气，只是用忧郁、彷徨的态度对待生活，在社会上无所作为。”最终，如毕巧林般轻掷生命，在决斗中死去，普希金如此，莱蒙托夫易如此。

尽管这场争论注定不会有任何结果，也影响不了政府的决策，但在“多余人”的呼号下，俄罗斯民族意识觉醒，以屠格涅夫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崛起，俄罗斯文学迎来了黄金时代，启蒙时代来临了。农民社会主义、民粹主义、革命主义等各种思潮的兴起奠基了俄罗斯现代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