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无忧资讯 /
  2. 全球 /
  3. 徐向前回忆西路军覆灭的根本原因 /

徐向前回忆西路军覆灭的根本原因

西路军西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陕甘宁同河西走廊连接苏联的陆地生命线,打通苏联军援的西北通道,但因西路军孤军作战,没有后援而最终以失败告终。徐向前在回忆中作了多方面分析: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大大超出应有限度,这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原因。本文摘自2016年7月18日搜狐网,作者每日一字,原题为《徐向前说西路军惨败,不完全是张国焘的错!》。

中共开国元帅徐向前戎装照(图源:VCG)

西路军,指1936年10月由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四方面军主力0.6万人,刀棍队七千左右,非战斗人员0.9万,遵照中央和军委命令,西渡黄河作战,在河西走廊,西路军孤军奋战,伏尸盈雪,由于兵力悬殊,最后粮绝弹尽,惨遭失败,穿着单衣草鞋的西路军健儿视死如归,无后勤补助,无任何救援,与二十余万敌军飞机、重炮、骑兵组成的强悍火力敌军,顽强战斗半年,完成上级给予的所有任务后,战死7,000人,宁死不屈,歼灭敌人3.5万人,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的篇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由事件参与者陈云等,使得研究这段历史的环境逐渐改善,西路军的历史真相逐步得到澄清和平反,并为学界和公众所接受。

西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陕甘宁同河西走廊链接苏联的陆地生命线,打通苏联军援的西北通道,策应河东主力安全,但因西路军孤军作战,没有后援,为了挽救河东的利益,最终牺牲了自我,西路军走出了113位开国将军。

关于西路军的惨败,徐向前在回忆中作了多方面分析:一是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大大超出应有限度,这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原因。

1936年10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以后,中央军委有一个《10月份作战纲领》,提出了宁夏战役计划。这里面有一个背景,三个方面军会师以后,有一个总的行动方向,就是按照联共中央的意思打通国际路线,让红军到外蒙和新疆建立根据地,毗邻苏联,在西北造成一个抗日局面。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无暇东顾。斯大林的意愿是,苏联远东地区不受到日本人的威胁,希望中国的红军牵制日本从东方进攻苏联,而中国红军也可以通过这条途径,从苏联取得物资援助。为什么要北上?就是这个意图。要打通国际路线,当时的说法就是要“打通远方”。宁夏战役计划实际上就是要实现这个意图,所以,当时的方向是宁夏不是陕北,准备到宁夏去,就是准备过河。但是,这个时候蒋介石也在调动军队,想在黄河以东把红军全部解决了。10月份,红四方面军的红9军、红30军再加上红一方面军的红5军,连同四方面军军部,先过了黄河。国民党调集兵力赶往堵截,原准备渡河的红31军南下阻击,终因敌众我寡,被敌军切断黄河,未能渡过黄河。过了黄河的三个军一共21,,800人,成了孤军。开始还让他们继续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西北是马家军的天下,马家军有正规军3万,民团8万,一共是11万,敌我力量悬殊,根本没法完成宁夏战役计划。11月份,中央军委就提出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组成西路军,让他们西征,以一年为期,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这才是西征的开始。最后整个西路军全部失败。从1936年11月到1937年4月,陈云和滕代远到星星峡去接西路军的时候,21,800多人只剩下400多人。事情的经过大致就是这样,但是西路军浴血征战、兵败河西,长期以来却被作为张国焘逃跑主义路线破产的一个标志。《毛泽东选集》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及其注释就是这么说的,各种中共历史教科书当然也是这样说的。

80年代,研究者对这一历史结论提出疑问,国防大学教员朱玉教授、丛进教授最早写了文章。长期以来,把“打通国际路线”作为张国焘“逃跑主义”的产物,认为这个口号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背道而驰,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大量文献档案表明,“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整个战略部署的主要环节之一,而不能与张国焘“逃跑主义”路线划等号。因此,河西部队从北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到改为西进执行打通新疆的任务,完全是执行中共中央战略计划的结果,是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方针、部署、指示,而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西进计划”。毛泽东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1936年12月,这时西路军还没有失败,中共中央也没有清算张国焘路线,怎么会有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内容呢?显然,这是后来对稿子整理补充时所加。

至于西路军的失败,也谈不上是张国焘“逃跑主义”路线的结果,原因非常复杂。

徐向前在回忆中作了多方面分析:一是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大大超出应有限度,这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原因;二是敌强我弱,西路军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军腹地,且旷日持久,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左右回旋不好回旋,企图援应没有援应,丧失了作战主动权;三是战场指挥缺乏机断专行,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没有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中央军委要求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而在河西走廊建根据地缺乏起码的客观条件,河西走廊这个地方一无好的地形,二无群众基础,更谈不上武器弹药的接济,一个狭长的地带,四周是荒漠,根本无法建立根据地;西路军最高领导人陈昌浩不能灵活执行军委指示,从长征中违背中央决定、极力主张南下的一个极端,跳到机械执行中央指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另一个极端。举一个倪家营子战斗的例子,是一个最惨的例子: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同马家军血战20多天,终于突围出来了,但是陈昌浩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因为这是中央的指示。徐向前同陈昌浩激烈争论,最后不得不服从陈的命令。结果部队又回到了倪家营子,再度被马家军包围,待第二次突围出来时,西路军就剩下3,000多人了。

1980年,朱玉将文章《“西路军”疑》报送邓小平,邓小平批转李先念研究。1983年2月,李先念写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的报告,给了陈云。陈云同意李先念的说明,让他把这个说明送中央党史研究室,并送中央档案馆存档,请邓小平批转中央常委,邓小平批了两句话:“赞同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

关于西路军的问题,党史界争论很大。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发表了朱玉、丛进的一组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文章,引起高层指责,有关部门下令收回这一期刊物。有一种观点仍然认为,西路军和西征就是张国焘“逃跑主义”的产物。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有人写西路军是“奉命过河”。李先念看到后给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写信,质问“奉命,奉命,奉谁的命?”几万册全部印好的书将那一页全部撕去,改成“根据中革军委命令”,重新排印。

2004年,中央电视台播映电视文献片《李先念》,其中第二集《血染祁连》,把西路军的来龙去脉介绍得非常清楚,对西路军的历史作了全面和客观的反映。不久,香港凤凰电视台也连续五次访谈西路军的问题。

当然,到现在为止,学术界实际上还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些研究者认为西路军的失败,除了上述原因外,西路军本身也有问题,在处理建立河西走廊根据地的问题上也有失误

网友评论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 51.CA 立场。
x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