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惨案揭秘

1972年9月5日天亮之前，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旗下一个分支的八名恐怖分子，冲进了以色列运动员所在的公寓。接下来是国际社会持续20多个小时的一场噩梦，最终以一场援救行动的灾难性失败而告终。本文摘自2013年第2期《档案春秋》杂志，作者胡明浩，原题为《1972年“慕尼黑惨案”回溯》。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11名以色列运动员被恐怖分子杀害，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蒙上了恐怖的阴影。事件发生后，西德政府封锁了所有相关的档案资料，使事件的真相变得扑朔迷离。2012年，德国政府应《明镜》周刊的申请，解密了一批相关档案，终于打开了历史大门的一道缝隙。笔者循着历史的足迹，浏览了德国国家档案馆网站、国际奥委会网站的一些档案材料，以及BBC、ROUTERS（路透社）、DER SPEIGEL（《明镜》周刊）、SPEIGEL ONLINE（明镜在线）的新闻报道，试图解读这届“盛况空前”的奥运会期间发生的令人惊骇的悲惨事件。

奥运村的凌晨灾难

1972年8月26日，第20届夏季奥运会在联邦德国（西德）慕尼黑开幕。奥运会的前几天里，一切都如人们料想的那样完美，似乎这届“史上最成功的奥运会”就要完美地收官。但9月5日凌晨，一起“意想不到”的事件，让慕尼黑成了奥运会历史上的噩梦n

9月5日凌晨4点，本届奥运会即将进入第11个比赛日，奥运村像往常一样安静。奥运村围墙外出现的9名“运动员”似乎并没有破坏这个宁静的夜晚，他们身着运动套装，手里拎着运动包，门口的几位保安没有对他们的身份产生怀疑。一个名叫阿布·达乌德（Abu Daoud）的“运动员”在目送8名同伴翻越2米高的铁丝网围墙进入奥运村后，随即乘出租车离开了。

进入奥运村的8个模糊身影，“轻车熟路”地来到了31号公寓门口，摸出了一把钥匙打开了公寓大门。这是一栋4层的运动员公寓，里面住着以色列、乌拉圭和香港的奥运代表团。

这8个黑影蹑手蹑脚地进入公寓后，直接来到了一号房间，这是以色列摔跤裁判尤赛夫·戈特佛伦德（Yossef Gutffeund）住的房间。听到门口有动静，尤赛夫连忙起身去查看，但他却看到了手拿冲锋枪的陌生人。他一边大声喊叫，提醒自己的室友，一边用自己135公斤的体重抵住了门，想把这群人挡在门外。同屋住的举重教练突维亚·索科洛夫斯基（Tuvia Sokolovsky）被叫醒后，瞬间就明白了眼前的情况，立即夺窗而出，逃离了现场。

同屋住的摔跤教练莫谢·温伯格（Moshe Weinberg）则奋起与他们搏斗，但不幸被子弹击中了面部，这个大块头很快就被控制住了。很快，尤赛夫也被控制了起来。这8个人又逼迫温伯格去找其他的以色列运动员，温伯格机灵地带着他们来到摔跤和举重运动员住的三号房间。他希望这些大块头能够制服这群不速之客，但他看到的却是同伴们惺忪的睡眼和惊讶的表情，很显然，三号房间的这些大块头一点准备也没有。

这8个人把找到的11名以色列运动员集中到一个房间里。这时，已经受伤的温伯格又向他们冲了过来，他想用自己虚弱的身体作最后的努力，顺手抓了一把水果刀向对方刺过去，但一声枪响，无情地夺走了他的生命。温伯格的努力没有白费，摔跤运动员高德·索贝里（Gad Tsobari）成功地跳出阳台逃脱。但是，其他的运动员就没这么幸运了，举重运动员尤赛夫·罗曼诺（Yossef Romano）也在与对方的搏斗中被射杀，其余的9名以色列运动员束手就擒。

这8个不明身份的袭击者是谁？为何要深夜潜入奥运村杀人？他们和这些以色列运动员有什么深仇大恨？

经调查，潜入奥运村的这8个人全部来自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黑九月”。在1967年6月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整个巴勒斯坦地区，迫使50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流离失所。部分激进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逐步结成联盟，他们以约旦为基地，制造了多起针对以色列的恐怖活动，极大地影响了约旦的国际形象。

1970年9月，约旦国王侯赛因下令驱逐在约旦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但遭到巴勒斯坦方面的强烈抵抗，数千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死于这场冲突。为了纪念这起发生在9月的事件，1971年9月一支以发动袭击和执行暗杀任务的秘密部队——“黑九月”（Black Septermber Organization）正式诞生。

巴以双方的冲突由来已久，为什么这群恐怖分子非要选择在奥运会期间下手？奥运会的主办方西德政府在巴以之间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这就要从本届奥运会的筹办说起。

仇恨的渊源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是继1936年柏林奥运会后，德国第二次举办此项盛会。当时正处于冷战时期，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代表的两极世界正处在前所未有的仇视和对峙时期。而1972年奥运会是奥林匹克运动重新证明自己魅力和价值的绝佳时机，也是西德政府展示自己实力、洗刷1936年柏林纳粹奥运会负面影响的绝好机会。

为了成功举办此届奥运会，西德奥组委在硬件方面进行了精心的筹备，投入6亿美元，兴建了可容纳8万观众的主体育场、可供1.5万名运动员居住的奥运村，还有一座拥有1万个座席的游泳馆，西德想通过奥运会，让人们忘记冷战的阴影，重新找回奥林匹克和平、友谊、团结的精神。

在“软件”方面，西德奥组委也不遗余力地把快乐、和平传递给每一个人。在西德方面的努力下，本届奥运会成为奥运史上第一届设计吉祥物的奥运会。是第一届为各个体育项目设计并使用象形符号的奥运会。同时，本届奥运会将比赛项目扩充为23个大项，195个小项，这是此前任何一届奥运会所无法比拟的。

而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西德在政治上所作的努力。时任西德政府总理的威力·勃兰特（Willy Brandt），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极力消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在访问波兰时，在犹太人纪念碑前的“惊世一跪”，为西德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和认可。应该说，西德在政治上所做的一系列善意举动，为其赢得1972年奥运会举办权，并吸引规模空前的121个国家和地区的7170名运动员参赛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从现在来看，无论是第19届墨西哥奥运会，还是慕尼黑之后的第21届蒙特利尔、第22届莫斯科、第23屑洛杉矶奥运会，都因为政治的原因遭到了大规模抵制，其举办规模远不能和慕尼黑奥运会相比。

在这样的氛围下，无论是哪个国家或组织都希望参与这届欢乐、和平的盛会。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巴以双方。

与其他国家的奥运代表团相比，以色列人踏上德国的土地，仿佛多了一份沉重，因为这片土地曾经沾满了犹太人的鲜血。但是西德政府所作的努力，赢得了以色列的信任，以色列毅然派出了到当年为止规模最大的体育代表团，这一充满善意的举动赢得了全世界的赞扬。也正因如此，这支由42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从一开始就吸引了世人的眼球。

但反观巴勒斯坦，虽然也很想参与到慕尼黑的盛会中，但巴勒斯坦的申请—直没有得到国际奥委会的回应。

这边，巴勒斯坦苦苦申请却毫无结果，那边，以色列却收获了全部的赞美和祝福。两方的巨大反差就此成为了恐怖组织仇恨的引线，“黑九月”恐怖组织领导人之一阿布·达乌德便策划了文章开始时的这起恐怖行动，他们要让全世界的人们都听到巴勒斯坦的声音。拙劣营救

恐怖分子开出了他们的条件，他们要求以色列政府在9月5日中午12点前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的234名巴勒斯坦囚犯，否则就要枪杀人质。

被称为“以色列母亲”的以色列总理戈尔达·梅厄（Golda Meir）夫人是著名的铁腕人物，早在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之前就被称为“铁娘子”，其态度也意料之中的坚决一“决不向恐怖分子妥协”。但以色列政府愿意向西德派遣特别行动小组协助解决此次事件，由于西德法律不允许其他国家的军队在德国本土开展军事行动，因此，以色列的建议未被采纳。

西德准备的第一手方案是武力解救人质。为了不被恐怖分子察觉，慕尼黑的警察穿着鲜艳的运动套装，伪装成运动员，进入了恐怖分子藏身的31号公寓准备伏击。但警方的行动却被电视台的转播车传到了世界各个角落，当然也包括恐怖分子所在的奥运村31号公寓，西德政府只得被迫放弃这一计划。

警方的后手方案是与恐怖分子谈判。由联邦内政部长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慕尼黑警察局长施雷伯（Manfred Schreiber）、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长默克（Bruno Merk）、奥运村村长特罗格（Walther Troger）以及国际奥委会官员组成的危机处理小组进入奥运村与恐怖分子谈判。

危机处理小组向恐怖分子承诺，如果释放所有人质，西德政府可以支付巨额赎金，并保证恐怖分子安全离境，但遭到恐怖分子的拒绝，显然他们劫持以色列人质绝不是为了金钱。不过，危机处理小组成功把“最后期限”一再地往后推。最后，西德政府答应9月5日晚派两架直升机将恐怖分子和人质运往菲尔斯滕费尔德布鲁克（Furstenfeldbruck）空军基地，那里的跑道上已经停好了他们需要的波音727飞机，如果能成功登上飞机，他们将于当晚飞往埃及。

9月5日晚10点左右，恐怖分子劫持9名人质登上了德国政府准备的两架直升机，直到此时，警方才搞清楚原来恐怖分子有8人，而不是他们原来估计的4人。但这时，警方犯了一个极为致命的错误，竟然没有把这一重要的情报通报给在空军基地机场埋伏的同伴，而这一信息对解救人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警方手里只剩下最后一张牌，就是在机场内突袭来解救人质。这时，机场内已经埋伏好了狙击手，但由于西德宪法限制军方参加此类行动，因此，警方布置的五名狙击手只不过是平时爱好射击的普通警察而已。

到达机场后，2名恐怖分子去检查他们即将“乘坐”的波音727飞机，就在他们返回直升机的途中时，危机处理小组的默克突然命令一名离他最近的狙击手开了第一枪，但不幸的是这一枪只是打伤了其中的一个目标。

机场内顿时枪声大作，战斗—直持续到9月6日凌晨，这时双方已经激战了一个多小时，恐怖分子感到活着逃出去的机会非常渺茫了。随后，灾难发生了：一枚手榴弹炸死了一架直升机上的4名人质，另一架直升机上的5名人质则死于恐怖分子的枪下。

战斗结束了，8名恐怖分子仅有3人存活，而被恐怖分子劫持的9名以色列人质却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这起事件就这样以悲剧收场了。事后，全世界舆论哗然，纷纷指责西德政府，认为是他们的失误导致了惨剧的发生。而西德政府对任何指责都是三缄其口。

西德政府可以搪塞，但“左手持经，右手持剑”的以色列政府却不能坐视不管，1972年9月8日，就在惨案发生的第3天，以色列政府率先用军事行动作出了回应。以色列空军发动了第三次中东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同时轰炸了巴解组织在叙利亚境内7个、黎巴嫩境内3个游击队营地，20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炸死。9月16日.以色列3个装甲纵队越过边境进入南黎巴嫩，攻击并摧毁了至少130座怀疑住有巴解组织好战分子的房屋，造成60多人死亡，100多人受伤……

以色列的复仇怒火刚被点燃，更可怕的事情又发生了。1972年10月29日，“黑九月”劫持了一架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要求西德当局释放之前被俘的3名恐怖分子。迫于压力，两德政府答应了恐怖分子的要求.将这3名恐怖分子用飞机送到了利比亚的首都的黎波里。就这样，默罕默德·萨发迪（Mohammed Safady）、阿丹·阿尔·盖什（Adnan Al Gashey）、贾马尔·阿尔·盖什（Jareal Al Gashey），这3个沾满以色列人鲜血的暴徒被西德政府无罪释放.并在利比亚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这让以色列的愤怒达到了顶点，1972年底，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发起了代号为“上帝之怒”（Operation Wrath of God）的暗杀行动，在随后的9年时间里，10余名与“黑九月”组织有关的巴解组织高层被暗杀，只有义章歼始时出现的阿布·达乌德及被西德政府无罪释放的贾马尔·阿尔·盖什“幸运”地活到了最后，以色列的复仇行动震惊世界。

解密档案，揭露部分真相

“慕尼黑惨案”发生后。全世界都希望听到西德警方的解释，但遗憾的是，40多年过去了，人们始终没有听到令人满意的回答，疑团仍旧困扰着急于了解真相的人们。“慕尼黑惨案”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政治目的？德国《明镜》周刊披露的一些档案资料也许能帮助解答一些疑问。

应《明镜》周刊的申请，2012年德国联邦安全局（BFV）解密了_一批档案，这批解密档案中，有当时西德多特蒙德警察局及杜塞尔多夫的情报机构给西德警方发的传真，西德警方的分析材料、相关人士回忆录以及“黑九月”恐怖分子与德国极端势力来往的信件等。

其中一份传真显示，多特蒙德的情报机构曾经为西德奥组委设想的“21种突发状况”中，就曾预计到了巴勒斯坦人将对以色列运动员实施恐怖袭击。而警方在调查后认为，巴勒斯坦人连找住址都要寻求当地人的帮助，不可能有策划恐怖活动的能力，因此，情报机构的警告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警方忽略了。

西德外交部的一份解密档案也证实了西德政府曾经得到过加强奥运安保的建议。这份档案表明，就在“慕尼黑惨案”发生的三个星期前，一名巴勒斯坦线人曾向西德驻黎巴嫩的外交机构告密，称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会对奥运会下手。而西德外交部也把这份线报向当局作了汇报，并建议“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卫奥运会”，但没有引起西德当局的重视，当局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如果上面两种情况能得到西德当局的重视，这起惨案完全有可能避免。那么，事件发生后，西德政府与巴勒斯坦方面又有什么样的“默契”呢？

上世纪60年代的西德政府曾因为支持以色列而与阿拉伯国家交恶，埃及、阿尔及利亚甚至一度与西德断绝了外交关系。据当时西德外交部的政治档案馆中存放的几份档案披露，为避免破坏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以及国内的石油供应和商品出口，西德政府与阿拉伯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其中，时任西德驻黎巴嫩大使的沃尔特·诺瓦克（Walter Nowak）与当时政府的一些往来公文和信件，进一步证实了西德高层与巴解组织之间的接触。

沃尔特·诺瓦克的一些公文中证实，“慕尼黑惨案”发生后的几个月时间里，西德外交部与巴解组织的高层在开罗举行秘密会谈，西德政府副总理沃尔特·斯基尔（Wa～er Scheel）代表西德方面出席，甚至连负责调查“慕尼黑惨案”的德国联邦犯罪调查局（BKA）也参与了与巴解组织的秘密会谈。

巴解方面则派出了阿布·尤赛夫（Abu Youssef），阿里·萨拉姆（Ali Salameh）等高层人物，而这些人都是“黑九月”组织的幕后首脑。会议的主旨是“重新构建西德与巴勒斯坦之间的信任”，而更深层的目的是避免巴勒斯坦对西德开展恐怖袭击。对于巴解组织来说，虽然这些接触是秘密进行的，但对于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前文中曾提到，西德政府在调查了一些恐怖分子后认为他们没有策划恐怖事件的能力，那么，这起恐怖事件他们又得到了哪些人的帮助呢？此次解密档案中，一封“黑九月”发出的恐吓信，也许会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1972年10月，西德警方抓获了极右翼团体“大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战斗组织”（National Socialist Fighting Group for a Greater Germany）的两名新纳粹分子，而警方在检查两人藏匿的“窝点”时，发现了一封落款“黑九月”的恐吓信。信中，“黑九月”向德国法官发出威胁：“如果继续让以色列情报人员参与对‘黑九月’成员的审讯，复仇将很快开始。”

警方的绝密档案表明，沃尔夫冈·阿布拉莫夫斯基（Wolfgang A bramowski）和威利·波尔（Willi Pohl）是“大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战斗组织”的骨干成员，波尔曾于1972年前夕见过“黑九月”组织的领导人之一阿布·达乌德，并帮助买过几辆奔驰车作为交通工具，还曾经开车带着达乌德转遍了大半个德国，帮助达乌德与来自各地的巴勒斯坦人会面。

而达乌德正是利用了波尔德国人的身份作掩护，轻松地完成了恐怖活动的事前准备工作。达乌德还要求波尔帮助介绍一名伪造证件的朋友，波尔就介绍了阿布拉莫夫斯基。后来警方调查了解到，波尔与阿布拉莫夫斯基曾帮助恐怖分子伪造了多本科威特和黎巴嫩的护照。

解密档案表明，直到1972年8月24日，也就是慕尼黑奥运会开幕前2天，波尔终于知道了恐怖分子的计划，虽然不记得是否提过“慕尼黑”，但恐怖分子确实向他说了“用劫持以色列人质的方法换取200余名巴勒斯坦人的自由”。9月5日，“慕尼黑惨案”发生当天，波尔正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他在电视上“见证”了恐怖分子杀死以色列运动员的过程。随后，他又飞到了中东，与“黑九月”另外一个领导人阿布·伊亚德（Abu Iyad，时任巴解组织情报局长）见面，伊亚德向他表示要报复西德，并要求波尔协调德国的新纳粹分子予以配合。过了几天，波尔准备“大干一票”的时候，被西德警方逮了个正着，“黑九月”组织与他联系的信件也一同被缴获。

2012年德国政府解密的这些档案材料，使“慕尼黑惨案”的某些疑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印证，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真相仍未浮出水面。希望真相早日大白于天下，以告慰逝者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