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老人政治文化 党媒力挺“新乡贤”

北京时间8月15日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更好释放“老同志下乡”的正能量》，其中对临近或已退休的高级干部如何继续发光发热的探讨，引发了一些评论者“老人干政”的担忧。事实上，习近平上台以来所做的种种努力已经逐渐终结了“老人干政”的政治风气，而鼓励退休干部“下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对“老人”的“活动范围”做出了限制。

文章从一名副部级干部主动申请做驻村书记的事迹谈起，认为从一方面来说，60岁左右或退居“二线”的干部，很多仍然年富力强，且很多人“已经看透沉浮”，有静下心做点具体事情的意愿；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农村的“空心化”也需要这样的人来发挥作用。作者结合2016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提出应出台更多措施鼓励“老同志下乡”。

然而，这些内容却引发了一些评论者对于“老人干政”的担忧。中国政治自古以来就携带有“老人政治”的基因，1949年以来的记忆更有足够的理由让人警醒：毛泽东时代虽然解决了权力终身制，但没有解决“老人政治”；20世纪80年代后到90年代中期间，八名正国级的中共元老掌握了中国的实际决策权，甚至接连罢免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任中共总书记，由他们所组成的“中顾委”甚至一度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

到了胡锦涛当政时期，“九龙治水”、“击鼓传花”以及“政令不出中南海”等种种传言，其背后的问题都被观察人士指向了“老人干政”。特别是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前的“裸退”，更被外界评论为“以高风亮节为习近平留下最后也是最大一笔政治遗产”。

责任虚位是权力的大忌，也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混乱的根源，“老人干政”更是被评论是拖累现任高层反腐败行动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阻力。大陆官媒对此格外“上心”，《人民日报》2015年8月就曾刊文《辩证看待“人走茶凉”》，直言批评“老人干政”；紧接着有北京媒体对一些“退而不休”的中共官员插手干政进行了简单梳理，又一次引发强烈反响。可以说，舆论对于“老人干政”有着足够的警觉度，所以这次《更好释放“老同志下乡”的正能量》一文引发评论人士的联想不足为奇。

这样的担忧可以理解，但稍显“惊弓之鸟”。中共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无论是扳倒多只副国级“大老虎”的铁腕反腐，还是反复强调“政治规矩”来约束党员领导干部，到最近出台、且得到官媒密集宣传的《党员问责条例》，都给终结“老人干政”营造了有利条件。

特别是曾经每年夏季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领导人“务虚会”，都被视作中共“老人干政”的一个重要平台，而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北戴河的政治色彩悄然消退，2015年、2016年更是连续出现“北戴河无会”的局面。有评论认为，在习近平努力塑造的官场新生态中，贪腐官员无论身后是否站着“老人”都坚决予以惩处，接班梯队也逐渐嵌入严格的用人机制当中，这些做法或彻底终结“老人干政”的政治风气。

更何况，《人民日报》刊发的《更好释放“老同志下乡”的正能量》一文，其中的主张有非常明确的聚焦点，就是“下乡”，让退休干部带领乡村脱贫，推动乡村发展。这样的观点其实并不新鲜，2016年3月，中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钱念孙就曾提出继承中国传统的乡贤文化，建议让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还乡”，发挥这群人在能力、知识、经验上的优势，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让退休干部“下乡”，其实也是对“老人”们的“活动范围”进行了明确的划分，表面上看似乎在鼓励退休干部“参政”，实际上“新乡贤”的身份定位已经与各级政府部门的决策层拉开了距离，所谓的“发挥余热”更多带有在乡村发展第一线自我奉献、实现人生价值的色彩，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老人干政”的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