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汹涌 五十年后红卫兵阴霾依旧

2016年是文革爆发50周年的节点，而8月18日则是一个颇为重要的日子：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接见红卫兵，由此拉开了红卫兵组织全国性大串联的序幕，同时也将中国各地原本零星、分散的造反运动迅速推向高潮。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今天的中国社会中，红卫兵身上那股民粹主义的情绪依然随处可见，值得警醒。

1966年8月18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这一天，毛泽东身穿军装，接受并配戴了红卫兵敬献的袖章。红卫兵们则高举“红宝书”，一遍又一遍的山呼“毛主席万岁”。

此后，毛泽东又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和学校师生达1100多万人，表达对红卫兵造反运动积极支持，把红卫兵和青年学生视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击力量。在“领袖接见”的鼓舞下，中国各地原本分散、零星的造反运动，迅速统一 到红卫兵这个风靡全国的组织形式下，发展成为一股席卷数千万青年的狂潮。

按照中共党媒的说法，红卫兵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到处串连、煽风点火、乱揪乱斗，搞乱了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是“文化大革命”中造成全国大动乱的重要因素。“如果说在‘八?一八’之前，‘文化大革命’还只是中国大地上滚动的、令人惊骇的阵阵闷雷，那么在‘八?一八’以后，它就成了把整个民族冲击得晕头转向的狂风暴雨了。”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图源：VCG)

《人民日报》评论部原主任编辑马立诚在接受多维新闻专访时曾表示，探讨文革时不能将其与中国历史切割开来，文革与义和团运动、1920年的湖南农民运动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是民粹主义的一次大爆发。而作为文革当中的一股重要力量，红卫兵身上无疑最能体现民粹的情绪，同时还凸显出容易被煽动、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等特点。

虽然大陆党媒对于红卫兵的评价是“不能把一切罪责都加给那一年代年轻人”，“因为他们所面临的社会历史环境，孕育着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的民族传统文化，是他们无法舍弃也无法选择的”。可是到了今天这样一个公认的可以选择的时代，红卫兵身上那种民粹情绪依然在中国社会中随处可见。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2016年7月发生的“赵薇事件”。大陆导演赵薇因为在新片中启用了有“台独”嫌疑的台湾演员戴立忍，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多次发文抨击赵薇、戴立忍，并将赵薇说成是可以随意操纵媒体的“危害国家的资本势力”，引来大量网友对赵薇发表过激言论，整个舆论场充斥着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情绪。

“赵薇事件”的过程中，共青团固然扮演了“煽风点火”的反面角色，但规模如此庞大的网友“一点就着”，同样值得反思。特别是，这股民粹情绪中的主力是一个被称为“小粉红”的群体，他们大多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强烈反对他人批评中国的种种不好，对于有辱民族、有辱国家的事件尤其敏感，而且评判标准简单粗暴——只要你没有明确表态“爱国”，那你就一定是“卖国”。

如果进行纵向比较，会发现“小粉红”身上“忠诚／仇恨”的二元对立思维，高密度群体式人身攻击的行为模式，甚至对自身置于集体无意识那种状态中的享受感，都与文革中的红卫兵群体有内在的相通之处。与当年红卫兵四处串联的热情一样，“小粉红”也将民粹情绪带到了奥运会，除了攻击霍顿、菲尔普斯等对孙杨出言不逊的外国运动员，就连他们平时喜爱的中国首富之子王思聪也因为“一言不合”，其微博就被“小粉红”毫不留情的“占领”。

更应该看到的是，中国社会中的民粹情绪并不只存在于“小粉红”群体。南海仲裁结果出炉后，河北乐亭、湖南长沙、浙江杭州、江苏连云港等多地都有人打横幅围堵肯德基等快餐店，呼吁以拒食的方式来抵制美日韩，以至于当地警方不得不出面维持秩序。从大陆媒体的报道来看，这群人的年纪大多在中年以上。更有甚者，杭州一家公司还发布了“爱国通知”，凡是购买新iPhone的员工将被开除，而弃用原有iPhone的员工会得到公司的补贴。

从抵制家乐福到反日游行，从“赵薇事件”到抵制肯德基，近几年来，以“爱国”为名义的群体性事件接连在大陆社会上发生，且频率逐渐密集。这些现象的背后，中国民众当中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与民粹主义情绪。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中国不光需要彻底反思文革，更需要警惕五十年前“八?一八”的阴魂不散——很多观察者认为，中国当下的民粹狂欢还远没有达到最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