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布局身后：彭德怀一贯桀骜永不平反

毛泽东一生批判过的人很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分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以及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都曾被批判，给他们的定性也大同小异，最终周邓两人都是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唯独彭一人被高举高打，落下不得平反的定性，原因何在？本文选自文学城，作者单世联。

通向公社化的路上，毛先后严厉批判了邓子恢的“小脚女人”、周恩来的“反冒进”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他们的定性大同小异。

1955年，围绕着合作化发展速度等问题，毛多次批判邓子恢：

为什么老是喜欢去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你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应是：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所以你们觉得社会主义因素没有什么可爱，忍心去挫折它。（薄一波，1997：347─348）

你们有一条路线，有一个方针，而是和中央的路线与方针相抵触的。（薄一波，1997：358）

再如邓子恢，完全是资产阶级了主派那一套，找他的朋友，企图分裂政治局，达到他的目的；无非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搞“四大自由”，讲农民怕冒尖。他就是跟我尖锐对立。（李锐，1999：卷三上卷257）

1958年，毛多次批判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反冒进”：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了一泄气不得了。（薄一波，1997：661）

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它相距不远，大概50米远。（薄一波，1997：668）

有些同志，当时同意（无一人反对），五个月，或一个月后，即表示反对，或者不同意，或者怀疑，而不经合法手续，即经同样性的会议加以改变，即进行反对活动，提反冒进。（薄一波，1997：666）

这里一篇反“冒进”的社论，……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什么要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只有一个指头有病，是九与一之比。这篇东西没有弄清这个比例关系，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李锐，1999B：71）

照毛的说法，邓和周都有思想问题、路线问题、组织问题。但1958年毛却说“邓老有资产阶级思想，但这个人是好人，可以改造的。”（李锐，1999B：200）同样，毛在庐山会议上又表扬周：“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李锐，1999A：166）

为什么只有彭德怀一旦挨批就万劫不复？

召集庐山会议的动机是为了纠1958年的左，毛承认“去年是打了一次败仗”。（李锐，1999A：15）会议的初衷是在坚持“总路线”的前提下作些调整。从他为会议拟定的19个讨论题目来，与彭信并无不同。据薄分析，毛要打倒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时机问题。“他认为信中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其中所列‘大跃进’的种种问题，并没有超出中央八、九个月来所一再讲的，而在过去的历次会议上‘不提意见’，现在‘搞这一手’，动机不纯。”（薄一波，1997：886）薄的分析有一定根据，以至于彭德怀1962年“八万言书”时还要解释：庐山会议上，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曾在会前和会中都讲过，不存在等待时机的问题。（薄一波，1997：1126）

要补充的是，这个“时机”不是彭一人造成的。据李锐分析，毛发动批彭的原因，首先是会议讨论中支持彭信的人很多，特别是22日张闻天的发言更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与彭相同的观点。与此同时，柯庆施、李井泉等左派人物向毛进言：彭德怀在拉队伍，人都被拉过去了。可以设想，如果彭信出来后应者无几，反对者众，很可能毛还会表扬彭的“反潮流”。

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毛决定打倒彭有一个过程。庐山会议的7月10日，毛在与周小舟、李锐等人的谈话中，赞同性地引用他的一勉句话：“成绩还是主要的（彭老总说一个指头多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李锐，1999A：66）7月17日，彭信已经印发，毛在与李锐等人的谈话中也没有“左转”和反击的迹象。甚至7月23日决定反击时似乎也没有要置之死地：“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李锐，1999A：166）似乎也只是比此前的邓子恢、周恩来更严重一些，距离右派更近了：“不过还有30公里”（李锐，1999A：167）当8月1日彭在常委会提出辞职时，毛还说：“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李锐，1999A：252）8月5日，各组揭发批判时，只有张平化提出“把他们留在党内”的“后患”问题。8月11日，毛才在大会上才说：“常委会过去我们议论过，还是他们干，但是究竟如何？还是辞职？还是改换工作好一些？还是照旧不动好”的问题。（李锐，1999A：360）“还是你干”当然不是真心话，但下决心打倒彭确有多方面因素，而决不只是一个“时机”问题。

以毛的智慧，当然不会真的相信彭会寻找时机“拉队伍”造反。如果没有历史旧帐，彭的错误性质至多与邓子恢、周恩来一样，批判一下，检讨几次也就过去了。但事同人不同。1929年秋冬之季，邓子恢与毛在闽西上杭同住一层楼，其时毛的四军前委书记在民主选举中落选，政治失意的同时又患上恶性虐疾，邓“无微不至地关怀与体贴，派人寻找好的中、西医为毛主席治病，托人专程去购买牛奶、白糖，为毛主席补养身体。还为毛主席每天买2斤牛肉炖汤，再炖上一只母鸡。”（曾志，1996）周恩来与毛没有共同养病、心心相印的交往，但他善于以检讨服输来化解他与毛之间的曾经有过的疙瘩，所以他们都能过关。独有彭不但过去敢于向毛挑战，而且桀骛不驯，毛早就十分警惕了。遵义会议后，明明是林彪要毛下台，他却偏认定是彭在背后挑唆；1937年，由彭德怀参加的“华北军分会”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共同开会，会议决定中提出了与毛游击战不同的“运动游击战”口号，“这本小册子是几个人讨论的，是任弼时同志写的。毛主席认为这是彭德怀的。这件事，在延安整风，特别是20天的华北座谈会时搞得最厉害。”（杨尚昆，2000）抗战期间有些地方随意杀人、不尊重人权，彭著文批评后，毛很反感，但杨尚昆回到延安后，“听说文章是别人起草的，署名的也不只是彭德怀一个人。”（杨尚昆，2001：203）类似的事很多，任何事情只要与彭有一点关系，责任就得他来负。1958年4月，毛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总结性地说：“彭德怀同志，你是恨死我了的”；“你彭德怀是一贯反对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年纪大了，要办后事了，也是为了挽救你。”会后，彭不解地问杨尚昆：“有事情没有事情都敲打这么一通，这到底是为什么？！”（郑文翰，2000）并正式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虽未获准，但苗头已露。庐山会议确实是一个“时机”，是毛找到了清算彭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