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遇难编外消防员家属一年未工作 粮田荒废

在天津港“8.12”爆炸中，抢险救援牺牲110人。图片来自网络。

柳环怕被人识破丧子的伤痛。从天津回来后，他甚至很少再戴那顶老旧的八角帽。

那帽子给他带来困扰，他到蔚县县城，客运站的保安一眼就认出了他，“你儿子是不是出事了?”

52岁的柳环至今做过最勇敢的事，是一年前，为儿子柳春涛闯了天津港“8·12”爆炸事故的新闻发布会。

那个戴着一顶老旧八角帽和眼镜的河北蔚县农民，黑瘦、憔悴。他被大批记者堵在电梯口的消防箱边，上了当日各大媒体的头条。

柳环的家，在蔚县南留庄镇滑嘴村，他以收废品为生。儿子柳春涛牺牲时，19岁。

柳环和老乡们的出现，打断了正在进行的新闻发布会，使此前并未计入失联人员的合同制消防员首次被广泛关注。

据媒体事后统计，在天津港“8?12”爆炸中，抢险救援牺牲110人，其中有13人来自河北蔚县，他们都是天津港消防支队的编外消防员。

“13人中，6人来自蔚县南留庄镇。”柳环对剥洋葱说，童年，他们是彼此的玩伴。

爆炸一年后，牺牲者的家庭和幸存者仍在经历挣扎。因为“心情不好”，多位牺牲消防员的家属过去一年都没有工作。他们荒了以往种植的十几亩粮田，用时间寻找出口。

乡村少年

去年，柳春涛走后，柳环卖掉了儿子骑过的摩托车。“他妈见不得，看见就哭。”

2014年，柳环花2000块钱买了一辆二手的红色摩托，这成了柳春涛的“心头好”。17岁的年纪，大高个儿，他常骑上摩托接送读大学的姐姐回家，或者去找同学玩。

红色的摩托在散落煤灰的小路上，卷起灰黑的烟尘，“生龙活虎”。

上世纪80年代，大大小小的煤矿红火了整个南留庄镇。随着越来越严格的安全和环境标准，以及逐渐萎缩的需求，2000年以来，煤矿闭毁、并转。矿工四散到外地打工，小镇萧条，荒废的煤站遍布路旁。

滑嘴村是南留庄镇的下辖村，因为长期煤矿开采，地下空洞，成了搬迁村。

从柳春涛家穿过那栋有一千多年历史的青砖门楼，便是“发小”祁振山的家。

因为家里穷，俩人小时候常去小煤窑偷废铁换零花钱。

初中读到二年级，祁振山“上课听不懂了”。母亲不识字，父亲只会写名字，没人能辅导他。17岁的祁振山跟母亲说，“妈，我给你挣钱去。”

在蔚县县城的洗浴中心，他每天坐在浴室门口，给洗浴的人“披毛巾、叠毛巾”。干了小半年，心里膈应：“觉得不是男人干的活”，辞了。

柳环在搬迁后的村子里行走。新京报记者 李兴丽 摄

柳春涛也辍学了。像大多数南留庄镇的青年一样，他们去了北京打工。

在北京，因为不满18周岁，工厂不接收。俩人去了建筑工地，碗口粗的钢管，“扛了一天就累倒了”，后来又进了饭店端盘子。

在失去了煤炭支柱的乡村，辍学的年轻人没有更多的生计选择。村子里的墙上，常年只有两种广告：去京津的包车电话以及技校招生广告。

董泽鹏19岁，住在柳春涛家隔壁的曹疃村，家里曾花两万块钱让他在张家口学电焊工。技校破败，基本“学不上东西”。

与董泽鹏同村的苑旭旭18岁，初三退学后，在县城的KTV当服务生，一个多月后辞了工作。

“他觉得干这个太平庸了，要活就活得轰轰烈烈，不愿这么平平凡凡过一辈子。”苑旭旭的妈妈王丽英说。

“去天津”

讨生活的挫败把祁振山从北京又推回县城。经姑姑搭线，通过南留庄在天津港消防支队工作的薛宁介绍，他去了五大队当消防员。

出警救人的刺激、体面让祁振山觉得“过瘾”，“比给人家披毛巾、端盘子好多了。”

五大队是天津港六支“非公安消防编制”消防队中的一支，属于企业专职消防队，薪酬由天津港公司发放，不在中国消防系统编制之内。“不是正式工。”农村人的理解简单务实。

2015年年后回家，祁振山见到了在家休息的柳春涛。

为了把儿子留在身边，柳春涛的父亲把他从北京叫回了县城，他曾借了几万块钱，想安排柳春涛去县城一个单位上班，“没办成，被坑了。”

之后，他尝试在县城讨生活。找了几家饭店，“都不要人”。

当时，五大队正需要新队员。祁振山对柳春涛说，“你跟我去天津吧。”

柳春涛并不是第一次听说消防员这份工作。2014年，镇上的同学刘治强和李泽华先后去了五大队，“出警少，锻炼身体，还能挣钱。”是李泽华对这份工作的概括。

这暗合了柳春涛想当兵的念头。

2015年5月，柳春涛和隔壁曹疃村的董泽鹏、苑旭旭，陆续出发去了天津，进入五大队。

柳春涛去天津当消防员是瞒着父亲柳环走的。

“不让他去，是怕他和同龄的半大小子在一起糟钱，落不下钱。”按照柳环的意思，他想让儿子跟着村里年龄大的人出去打工，“能攒下钱”。

柳春涛趁他开着三轮车出门收酒瓶的时间，走了。一直到爆炸发生，一别3个月，父子俩憋着气，谁也没理谁。

8月12日23点30分左右，在五队旧址驻扎的祁振山和队友准备奉命支援火灾现场，此前，驻扎在五队新址的25名消防员已经到达现场。

如今，滑嘴村中只剩下十几户人家。新京报 李兴丽 摄

祁振山把消防服穿好准备出门时，“炸了”。

当晚留守的李泽华正在收拾出警战友换下的拖鞋，“像遇上地震一样”。他跑下楼，看到一朵十几米高的蘑菇云，巨大的火光照亮了天津港。

来自南留庄镇的柳春涛、董泽鹏、苑旭旭、刘治强、薛宁、王全失联，并相继确认牺牲。天津港消防支队五大队出警25无人，无人生还。

停摆的生活

儿子牺牲后，柳环堵在心里的气变成了悔恨和思念。

出事前，柳环每天开着机动三轮车，到南留庄所剩无几的煤矿收酒瓶——从8分钱到3毛，单是啤酒瓶就要分出13种。卖不了整瓶的，砸成玻璃片论斤卖，一天也能赚100多块。

柳环怀念那时的日子，琐碎而忙碌的农村生活就像上了发条的机械表，围着给儿子柳春涛攒钱娶媳妇的目标转个不停，“有奔头”。

但发生在400公里外的爆炸，一度让“机械表”崩溃、停摆。

儿子出事后，睡眠远离了柳环。

旷野的风跨过坍圮的院墙，爬进纸糊的门窗，好不容易迷糊着，凌晨两三点又醒了，再也睡不着。

村里人提醒他要到热闹的地方去。有人说，这样下去，“会得孤独症。”

柳环试了试，并不成功。

6月，一位亲戚的孩子结婚，他到南留庄镇上的饭店喝喜酒。喜庆的音乐轰隆隆响着，他屁股没着板凳，放下份子钱，一扭头走了，“就是见不得红火”。

在滑嘴村东面的曹疃村，董泽鹏的父亲董永生烟瘾更大了：从出事前的一天一盒，变成一天三盒。

以前爱赶集的两口子，很少再赶南留庄大集，“怕见人”。

柳环也怕被人识破丧子的伤痛。从天津回来后，柳环甚至很少再戴那顶老旧的八角帽。

那帽子给他带来困扰，他到蔚县县城，客运站的保安一眼就认出了他，“你儿子是不是出事了?”

他把那顶帽子压在火炕的箱底，剃掉了已经泛白的头发。“光头了”，很少有人再认出他。

事发后，段桂萍曾梦见儿子柳春涛回来了，在西屋炕上刚躺下，又翻起身要走。

“你去干啥?”段桂萍问。

“出去挣钱。”儿子头也不回走了。

这样的梦几乎出现在每一个失去儿子的家庭。“梦见他回来了，说一直在外面打工。”苑旭旭的父亲苑成钢对剥洋葱说。

董泽鹏的母亲也做了类似的梦，只不过儿子回来时全身光着，“我赶紧拿了个毯子给他裹上。”

因为“心情不好”，多位牺牲消防员的家属过去一年都没有工作，他们荒了以往十几亩的粮田，用时间寻找出口。

2015年的春节，是每个家庭最难熬的日子。

以前家里困难，一个月吃不上两顿肉的柳春涛最爱吃肉。段桂萍去镇上买了肉回来，大年初一，全家五口人，一口没吃下。

肉扔到院子里，冻成冰疙瘩，又化成泪。肉，从此成了柳家的避讳，全家都吃得“寡(淡)”了。

一年来，柳环藏起了那顶让他引发关注的帽子，走在路上怕被人认出。新京报记者 李兴丽 摄

勇气和希望

春节一过，村里人大都搬进政府修建的新村去了，滑嘴村转眼只剩下十来户人。

和整个废弃的村庄一样，柳环一家几乎生活在废墟上。整整一条巷子只剩了他一户人。穿过坍塌的一排土坯房，拨开一人高的苇草，才能到家。

柳环现在想清楚一个道理：要给活着的孩子创造好的条件。“孩子如果当时一直读书，就不会去做编外消防员，就出不了事。”

这个道理，成了所有牺牲消防员家属活下去的“拐杖”。2015年春节后，各家纷纷托人把剩下的孩子转到了县城的好学校读书。

这些抱过牺牲哥哥遗像的孩子，被寄予了整个家庭生活的勇气和希望。曾经去天津寻亲的家属现在打电话，问各家孩子的成绩成了为数不多的话题。

柳环也花钱托人把小儿子送去了县城。在儿子就读的学校旁边租了一套房子。

柳家二姐柳春宁的命运也被改写。按照原来的计划，她要在北京打工六年，攒够钱，出去玩一趟，就“回县城买房、结婚”。

柳春涛出事后，二姐辞职，回到县城专职照顾弟弟。

“挣钱没有亲人重要。”柳家二姐纤瘦，当年家里为了生柳春涛，她在老家南山的山洞里钻来钻去，“躲计划生育”。如今，她再次肩负重任，“小的不能再出闪失。”

弟弟下午放学后，想去县城的广场玩，柳春宁不敢贸然带他出门，“晚上，万一有什么情况呢。”

董永生和妻子也带着孩子进了城。全家租了一套房，陪着儿子上学。

让董家欣慰的是，儿子和女儿渐渐懂事。董永生的妻子没事的时候常翻以前的照片，女儿看到有哥哥董泽鹏的地方，拿小手急忙捂上她的眼，“怕我哭。”

从天津回来后，苑旭旭的母亲王丽英病倒在床。苑成钢不再外出打工。8月初，苑旭旭的弟弟妹妹上完20天的暑假补习班，他带着妻子和一双儿女去了山西，“散散心，不能老在家待着。

“给儿子安个家”

一年中，不少家庭开始考虑或已经在县城买房。这曾经是众多农村家庭奋斗半生的梦想——打工攒钱，搬到配套设施更好的城镇生活。

牺牲消防员的家庭以某种残酷的方式，由乡村踏入县城。“只有彻底搬离破败的老家，才能走出阴影。”这是柳家两姐妹认准的道理。

事发不久，儿子柳春涛的230万抚恤金下发。

姐姐柳春宁始终记得一位街口的乡亲，开口就问“赔了多少钱”?

在农村，由金钱激荡起的流言在背后包围着父母。

柳环很少去小卖部打牌了。8月7日的黄昏，村里的羊倌赶着十几只羊与柳环在街口迎面遇上：“老柳，挣大钱的。”柳环没有接他的“打趣”，面无表情地回家了。

蔚县13位天津爆炸牺牲消防员入葬河北蔚县烈士陵园。图片来自网络。

但下定决心在县城买房并不容易。

“爸爸半分都舍不得动那笔抚恤金。”柳春宁对剥洋葱说。

柳家两姐妹劝了半年。“父母一辈子没住过自己的房子”、“家里房子是危房”、“弟弟上学需要人照顾”……直到说到，“小涛一辈子苦，没吃过没穿过，买个房子也算是给他安个家。”

柳环动了心。

趁着到县城看两个孩子的时间，柳环一个一个楼盘看房。最终，他把房子买在蔚县城南的地方。灰白系的徽派建筑，干净，不失庄严，“不想在城中心，太热闹。”

幸存者也在挣扎。

爆炸后，仅剩10人的五大队坚持出警。以往担任接警和后勤工作的李泽华也顶替战斗员出警。

他每天睡不着觉，“觉得孤单”。后来，以往自认为胆子不大的他，随队出警、拍照片，却并不害怕。“觉得大不了，到底下去见他们。”

李泽华还做了奇怪的梦，梦见大家一起在食堂吃饭。“原来单身的他们都找女朋友，催我也赶紧安家立业。”

2016年清明节，仍在天津当消防员的祁振山和李泽华特地回来看望牺牲的战友。祁振山给他们带去了水果、金元宝、香烟。面对曾经一起走出蔚县的战友，他跪在墓地旁。

祁振山和李泽华介绍柳春涛等童年玩伴去了天津，他们原本担心柳春涛的父亲会怪罪他们，“不怪你。”柳环说。

“这一年才觉得像个男子汉”

临近8月12日，家属们开始筹划“去天津看看”。

苑成钢想去天津，除了要给儿子烧纸外，他还有件放心不下的事。“天津做的承诺还没有实现。”

2015年9月，天津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局表示，天津港“8·12”爆炸事故点将建海港生态公园，并树立纪念碑，让人们永远怀念牺牲的英烈。

这条消息刻在了苑成钢的心上。“我的孩子那幺小没了，当时天津说会建个碑，这些抢险救援的孩子们都能被记得。”一年中，他一直关注树碑的进展，但至今没有新消息。

在400公里外的天津，祁振山和李泽华已经在夏初迎来了正式的新战友。

他们透露，新队员大约20多名。与以往“一个喊一个就来了”不同，新加入的队员都是先统一集训完毕，“再分配到各个队”。

除了招聘方式，训练和考核也更加严格。“比如爬杆，以前是和双杠二选一，现在是两项都要考核，4米多的杆子爬6趟及格。”祁振山说，现在每个季度考核，“特别严。”

新队员的补充在不断淡化五大队曾经的伤痕。

但训练和生活中，曾经的情景依然会在不经意间再现。“比如讲到灭火时，教导员会提到某个场景跟爆炸时类似。”

训练之外，李泽华和新来的队友打牌。大家因为一张牌，吵吵起来。这是李泽华和牺牲的几位兄弟曾经历过的“一模一样的场景”。从此以后，他打篮球，很少再打牌。

一年中，李泽华和祁振山的家人不止一次提出，让他们换个安稳的工作。两人都是各自家中的独子，去年的爆炸，让他们的父母格外后怕。

李泽华知道当年走出乡村的困惑并没有改变。回县城的工作无外乎“网管、饭店、KTV”，开出的工资不到两千。

在消防队，他的工资涨了800，拿到手3700，“不想走。”

祁振山今年一年的出警不算多，车翻了、涨潮被困了，“都是救人”。父亲在北京的建筑工地打工，隔三差五问他要不要换个工作。

祁振山的回答，令他的母亲印象深刻。他说：爸不懂，以前我年纪小，接电话(接警)，很枯燥。这一年才觉得像个男子汉。

“他肯定是欢喜这份工作，不然为什么一直不走?”祁振山母亲对剥洋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