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二月兵变疑云：贺龙垂死挣扎？

在贺龙遭受林彪一伙诬陷时，给他强加的一个“罪名”，是所谓“二月兵变”。后来，中央在给贺龙平反时查清，所谓“二月兵变”，纯粹是子虚乌有，是人为的捏造。那么，林彪一伙到底是怎么捏造“二月兵变”并用来诬陷贺龙的？本文选自炎黄春秋网，作者霞飞。

事情原本十分简单和正常

毛泽东早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就特别强调民兵工作，曾提出要大办民兵的设想，要中央军委落实。毛泽东还提词：“大办民兵师”，可见，毛泽东设想的办民兵的规模，是很大的。1965年，毛泽东仍然延续这个思路，一直主张办民兵师。

但是，组建民兵武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民兵们都是普通工农群众中的青壮年人，没有经受过军事训练，平时又都处在生产第一线劳动，因此，要组织他们把业余时间抽出来进行军事训练，而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又必须有军事素质好的正式军人进行组织和示范。于是，中央军委决定，从正规部队中抽出一少部分，专门对民兵进行组织训练。这一决定本来是林彪提出，并且经过毛泽东同意的。贺龙也同意这样做，但贺龙主要抓军事工业，对抽调部队进行民兵训练的具体工作，他并不管。贺龙在这件事情上所做的，只是在中央军委研究总的方针政策时，参与讨论，提出一些大的原则意见。但是，让贺龙想不到的是，抽调少量部队到北京组织民兵训练，竟然和他联系起来，甚至还给他扣上了“兵变”的帽子。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66年2月，北京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加强地方武装建设的决定，从外地调来一个团归北京卫戌区建制。北京军区规定，这个团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北京一些高校和工厂的民兵训练，同时担负一些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这个团还没有调来之前，先要解决在北京的驻地问题，于是，他们先派人到北京找营房。当时北京的房子也是十分紧张的。派来的人跑了许多地方，与许多工厂、学校、机关商议，回答都是住房紧张，无法解决。该团领导把这个问题层层上报，报到北京卫戍区领导那里，请组织上想办法解决。北京卫戍区研究后决定，由卫戌区副司令员李钟奇找到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借房。崔月犁虽然是副市长，但也不能强迫命令某个部门必须腾出住房给部队。他对李钟奇说：可以请这个团的同志再去找，认为有合适的地方，商谈中有阻力，再由他出面协调。李钟奇认为这个方法好，便要准备调进北京的这个团的同志再去找。于是卫戌区派了魏传连、陈先勇到大兴等郊县找房。可是，当年的大兴，规模还很小，房子更是奇缺。部队按照上级指示，不能挤占工人和农民的住房。部队作为成建制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也不可能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更主要的是，他们是负责北京地区高校和部分工厂的工人民兵进行军事训练的，不可能每天都从大兴跑到北京城里来组织训练。于是，他们按团领导的指示，又到北京近郊找营房。当时的海淀区，是北京的郊区，人口并不多，一些高等院校也设在那里。魏、陈二人便重点在海淀区寻找营房。他们当然不会考虑占用海淀区的农民住房，因为部队不能分散，农民的住房也紧张，只能在处于海淀区的高校中寻找。他们找来找去，听海淀区武装部的同志说：许多高等阮校里是有空出来的房子的，而且，目前一些高等学校师生都到农村搞“四清”去了，学校里的空房就更多，可以去那些高校联系一下，即使这些高校不同意部队占用他们的空房，你们就暂时借用学生们去搞社教空出来的宿舍，他们总会答应的。魏、陈二人就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去联系借房。由于他们的任务只是联系借房子，上级并没有要他们说明部队的任务是搞民兵训练，因此，他们在商量借房子时，没有讲部队的任务，因为这是纪律。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同志心中也明白，对于部队上的事情，不便于多问。但大学的住房都是有计划安排的，不好解决。北京大学搞后勤工作的校领导表示可以在校长办公会上研究一下，而北京市委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郭影秋听说他们的来意后则表示，军队住在学校，影响学生的学习环境，而且学生搞完“四清”后也马上就要回学校了，你们临时住，也住不了多长时间，就没有同意。

看来，这个团和北京地方的同志商量找营房，是行不通了，于是，问题又提到了北京卫戍区。北京卫戍区开会研究这件事，也觉得很难解决。因为卫戍区的部队营房也很挤。最后，卫戌区司令员傅崇碧、政委刘绍文表态，抽少量部队组织民兵训练，是毛主席大办民兵的决策，再困难也要办。这个团调入北京，我们不能让战士们没有住的地方。卫戍区要想办法挤出一部分营房，让这个团住进去。最后会议决定：让驻在南苑的卫戌区某部挤出一部分房子给拟调入北京搞民兵训练的团使用。

这件事情就这么决定了，但营房一时还腾不出来，这个团仍然在原地等待调动。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竟然被虚构成了“兵变”。

神经极左者的瞎议论发展成向上爬的大字报

负责训练民兵的团，找海淀区一些高校借房子，作为临时的军营，这本属于军队正常调动之事，再说，部队借地方的房子的事情，也根本没有办成，还是准备由北京卫戍区挤出一部分房子供新来的团使用，况且，这些房子还没有腾出来，这个负责训练民兵的团也仍然在原驻地没有动。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种“左”得过分的阶级斗争警惕性的支配下，一些努力寻找“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红卫兵，却把这称为“搞政变”的蛛丝马迹。

时间到了1966年。这一年，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已经做出，各地高校的红卫兵组织纷纷建立。特别是处在北京海淀区的一些高校，红卫兵组织建立得更早也更多。红卫兵组织建立起来后，除了造反，打倒学校领导干部，冲击正常的教学秩序，踢开党委“闹革命”外，还相互串联。串联的内容，一方面是交流造反经验，共同策动新的造反行动，二是分析阶级斗争新动向，寻找造反“立功”的机会。这种串联，助长了一批没有政治经验却有不小政治野心的红卫兵的瞎猜胡想。1966年6月的一天，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和工作人员在开串联会时，有一个红卫兵突然提出：我听说在今年2月，北京外边一个部队派人来，找北京大学有关人员要借房子当营房。此人此话一出，立即引起会上红卫兵们的注意。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重大事情，可能是“走资派”的阴谋，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他们在这次会上就决定，马上进行调查。第二天，红卫兵们派几个人找到北京大学五院原武装部的干部郭和敬了解情况。郭和敬告诉来调查的红卫兵，在今年2月份，是有驻在外地的北京军区的一个团派干部来，这个团已经划归北京卫戌区，是北京卫戍区的部队，他们派人来是要借房住。这几个负责调查的红卫兵一听，更加觉得事情不简单，便去找北京大学房管处的张兴根和党委第二办公室的郝永成了解情况。张、郝二人也说，确实在今年2月份，来了两个部队上的同志，提出要借房子驻扎部队，后来这两个部队上的同志到人民大学去联系了。负责调查的红卫兵马不停蹄，立即跑到人民大学去调查。人民大学的领导同志也说，在今年2月份，是有两个部队上的同志来联系借房子，作为部队的营房。后来没有联系成，他们就走了。

搞调查的红卫兵把调查的情况向红卫兵头头汇报后，红卫兵头头们认定，这肯定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走资派的阴谋。他们决定，立即开几个红卫兵组织的串联会，研究这个阶级斗争新动向。在串联会上，有的红卫兵提出，现在我们要打倒走资派，走资派一定要猖狂反扑。现在他们调动这么多军队进驻高校，就是要镇压红卫兵，支持刘少奇，很可能是要搞政变。会上，有的红卫兵提出，现在说他们是搞政变，还抓不到证据。红卫兵头头们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办法，说：不管他们是不是搞政变，我们先贴出一张大字报，把这个事揭出来，大字报上就写他们是搞兵变，然后看他们有什么反映。如果他们不是搞兵变，就必须把情况公开说清楚，如果是搞兵变，他们就不敢回答。于是，会上决定，由北京大学团委干部丁键把串联会上大家议论的内容整理后写成大字报。丁键回去后，连夜起草出一张大字报草稿，交给红卫兵头头们过目后，用毛笔抄清，第二天即贴在北京大学最显眼处，标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这张大字报把红卫兵串联会上一些“阶级斗争的弦”崩得紧紧的红卫兵的瞎想胡猜当作既成事实，用故弄悬虚的笔法，把一些议论和猜测当成了事实，还编造了许多“情节”，甚至说什么，这支部队已经开入北京大学，架起了机枪，支上了迫击炮，对准了红卫兵，对准了中南海，等等。这“触目惊心”的渲染，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气候下，在北大校园激起了强烈的反应。北京大学的红卫兵们立即行动起来，贴出不少反对“兵变”，打倒“兵变”幕后指挥者的大字报，不少红卫兵组织还在校园内外游行，高呼反对“兵变”的口号。北京大学的红卫兵们，还利用他们办的小报，刊登了大字报的全文，发往全国各地高校。一些来北京大学串联的红卫兵头目，也把大字报抄回去，在本地各高校、各地造反派组织中散发。北京大学当时是中国政治的敏感地带。北京大学的红卫兵这样一闹腾，消息很快就传遍全国各地，而且越传越神。外地有的造反组织办的小报甚至说：北京已经被“政变”的军队占领，中南海已经被包围，“政变”的军队把造反的红卫兵头目全部抓了起来，等等。

北京大学关于“军事政变”的大字报一贴出，立即引起了北京大学领导干部们的注意。特别是北京大学武装部的同志，神经更加紧张，因为他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知道部队来借房子住是按1965年的民兵训练计划，仅仅派一个团到北京近郊组织高校和一些单位的民兵进行训练，知道这个团由于没有借到房子，根本就没有动，还在原驻地，知道红卫兵们搞的是捕风捉影，是借机造谣，而且，他们也想到，部队的同志来联系时，首先找到的是北京大学武装部，是由北京大学武装部找北京大学领导一起商议的，这件事情牵涉到自己，现在却被说成是“军事政变”，如果是“军事政变”，自己不也成了参加搞“军事政变”的人了？于是，他们感到事情严重，一定要向上级说清楚情况。他们立即将大字报摘抄给海淀区武装部政委傅光泽，并且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说清楚了。傅光泽立即把摘抄的大字报报送卫戌区司令员傅崇碧和政委刘绍文，向他们汇报了事情的原委，并且汇报了目前北京大学红卫兵借此搞的活动。傅崇碧、刘绍文对此事十分重视，因为他们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红卫兵的一切行动都是受保护的，而红卫兵们也借此造谣生事，而且他们一旦造谣生事，背后就会有什么神秘人物的支持，很可能就造成全国的政治动荡，说不定会有哪个大人物被打倒，也说不定中国会受到多么大的震动。难办的是，他们不能抓红卫兵中的造谣者，也不能指责红卫兵。他们能做的，只是进行调查，把事情原委搞清楚后，如实向上汇报。于是，他们当即指示找有关人员查清事实经过。他们派出去一个调查小组，对事情的前后经过进行了仔细调查。调查清楚后，由北京卫戍区写出一个题为《关于解决独立团住房问题的经过情况报告》的调查报告，报送中央军委、北京军区和北京市委，在送调查报告的同时，他们也向上级领导口头汇报了目前红卫兵借此闹事的情况。

以北京卫戌区的名义上报的这个报告，是1966年6月29日送上去的，傅、刘二人的口头汇报也是在当天进行的。他们送上这个报告和口头汇报情况的时间，与北京大学红卫兵大字报的贴出时间仅相差12天。中央知道了这个情况，并没有再理会这件事情。

康生原来想把“二月兵变”扣在彭真头上

谁也没有想到，在事情本来已经基本平静下来时，却被康生翻了出来，并且利用这件事整人。

当时康生正借“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展之机，处心积虑地整人。一开始，他要整的人主要是彭真，因为彭真当时在姚文元批吴晗的《海瑞罢官》问题上，采取了保护吴晗的态度，正受批判，是“彭罗陆杨”之首。但是，中央还没有提出要公开打倒彭真。康生却一心想置彭真于死地。他正苦于缺乏公开打倒彭真的材料，因此他在注意寻找。

1966年7月初的一天，进驻北京大学“了解学生动态”的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回到家里来，向康生说起北京大学有的红卫兵贴出了大字报，说是某部队原打算进驻北京大学，因找房子住没有找到才没有进驻，红卫兵们怀疑是有人搞“兵变”。曹轶欧这个话立即引起了康生的注意。他反复问曹轶欧有关情况的细节，但曹轶欧了解的也不多，便说，明天我让人把大字报抄一份给你。第二天，曹轶欧让人把抄好的大字报稿转给康生。康生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如获至宝。他心中立即生出这样一个念头：把这件事情栽到彭真头上，岂不可以成为一个打倒彭真的重要材料？康生心中也十分清楚，一个搞民兵训练的团去借房子，是正常的事情，而且北京卫戍区的报告他也看到了，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可能是什么“兵变”。部队到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借房子这样的小事，彭真也根本不可能知道。但康生为了打倒彭真，以此表现自己“最革命”，是不管事实真相如何的。他决定要抓住这一情况，大作文章。他立即指使一个联络员写一篇报告，并且授意此联络员故意颠倒黑白，煞有介事地说，这件事就是“兵变”，已经引起轰动，云云。报告交到康生手上，康生立即提笔在报告上写上了一段批语：“此事严重，必须弄清楚。”写好批语后，康生并没有向下传，而是拿在自己手上。

7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在钓鱼台11号楼召开会议，研究“文革”当中的一些情况。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是陈伯达，江青和张春桥是副组长，江青实际主持中央文革的工作。作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原本不过问开会的组织情况，但这次他接到通知后却一反常态，主动提出，一定要北京市委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郭影秋出席（郭刚刚从人民大学调到北京市委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便通知郭影秋参加会议。开会这天，康生早早就到了。会议汇报时，康生板着脸，一声不吭。会议结束时，康生留住郭影秋。

康生阴险的目光透过眼镜片盯住郭影秋问道：“师大某人写的一张大字报，说有人要搞‘二月兵变’，在人大、北大要驻一部分军队，这个大字报你知道不知道？”

郭影秋回答说：“我没有看过大字报，但这件事我知道。”

康生紧接着问：“你知道，你汇报过没有？”

郭影秋说：“没有汇报，我认为大字报的事是不可能的，是没有的。”

康生说：“怎么没有？你看。”

说着，康生将他的一个联络员写的材料交给郭影秋看，上面还有康生的批语。材料说：北京大学某人曾揭发北京大学、人民大学要驻军队，“兵变确有其事”。

康生指着这份材料说：“‘二月兵变’明明是有的，北大有揭发材料，你为什么不弄清楚？”

面对康生以势压人，郭影秋只好用沉默对之。

可是，康生却把自己的批示当作定论来宣传了。他利用一些高校红卫兵请他去讲话的机会，公开讲彭真要搞“兵变”，挑动红卫兵打倒彭真。

7月27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煞有介事地说：“今年2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驻一营军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北大看过房子，这件事含有极大的阴谋的。”8月4日，康生又在北大对群众煽动说：“彭真是否要搞政变？要！彭真是否要抓军队？要！”

当时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他讲话一般被红卫兵认为是代表中央的。康生这样讲，一时蒙骗了不少红卫兵，大家都相信“二月兵变”确有其事。一时间，红卫兵们的情绪更加激愤。北京大街小巷都贴出了挫败“二月兵变”，“粉碎彭真搞军事政变阴谋”的大标语。康生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也被红卫兵小报刊登，传遍全国各地。各地红卫兵也开始大造舆论。

康生也没有放过郭影秋。他7月27日晚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话后，就授意红卫兵揪斗郭影秋。可是还没有等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动手，已经听到康生讲话内容的中国人民大学造反派组织“人大三红”立即派出一个揪郭影秋战斗队，闯进北京市委，将正在北京市委办公的郭影秋揪到中国人民大学，要他交待“二月兵变”的事。郭影秋据实相告，说根本没有“二月兵变”的事情，是部队搞民兵训练，要借房子住，也没有借成，部队仍然在原地未动。可是，此时红卫兵只相信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的话，哪里听得进郭影秋的解释？他们认为郭影秋不老实，是彭真的死党，于是，郭影秋被红卫兵组织——“人大三红”戴上高帽子，弯身在台上连续批斗，竟多次昏倒在台上。郭昏倒了，造反派也没有饶他，就往他身上喷水，激醒后继续批斗。郭被批斗得“死去活来”。但郭影秋仍然坚持实事求是，不说违心的话。

此时的康生，躲在红卫兵的后面，继续鼓动红卫兵渲染所谓“二月兵变”的事情，大字报、大标语继续上街。但是，过了不到一个月，事情似乎平静了，原因是邓小平出面对红卫兵做了澄清。

事情是这样的：8月24日，毛泽东要求中央委员、各级领导干部到学校去看大字报，了解和跟上学生运动。8月2日邓小平到了人民大学。这时，人民大学中一派拥护康生的讲话，相信“二月兵变”确有其事，坚决要求打倒与此事有牵连的北京市市委成员并兼任该校党委书记的郭影秋，另一派则对康生的讲话表示怀疑，认为郭影秋不是那种人，不会干那种事。当时两派都要求邓小平对所谓“二月兵变”的问题给以澄清。尽管当时邓小平的处境已十分困难，但他对师生员工提出的问题仍直率坦诚地表示自己的意见。他说：“同志们，这个二月军事兵变的问题，我们查了，因为我们早知道这个事。我正式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他又说：“我郑重地告诉同志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别人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这件事我们想澄清事实，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这件事不算一回事。”邓小平的这番话有理有据。特别是他谈到，彭真调不动军队。凡是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都会想到：彭真不是管军队的，怎么能调军队呢？再说，他要调动军队，也不会只调动一个团搞什么“兵变”。红卫兵中有政治头脑的人不再提这件事情了。一时间，渲染“二月兵变”的声浪逐渐平息了下去。

狡猾的康生见此情形，害怕自己的阴谋诡计被红卫兵识破，立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就在邓小平澄清这件事情的两天后，康生跑到北京大学，在群众大会上讲话说：“关于‘二月兵变’的问题，小平同志说了，驻军的事，北京军区知道。北大、人大是要驻军，但不能肯定与彭真有关……我没有说‘二月兵变’。”康生的脸皮也真是够厚的，明明是他指使人写“二月兵变”的材料，又在材料上批示，并且鼓动红卫兵追查和渲染“二月兵变”，现在却矢口否认自己讲过“二月兵变”，这就是阴谋家的觜脸。但是，康生一方面为了给自己找台阶下，另一方面他仍然要诬陷彭真。他在红卫兵大会上转过话头又说：“看来彭真没准备好……彭真要不要搞政变？要！什么时候？我不知道。”

林彪又把“二月兵变”栽到了贺龙头上

关于“二月兵变”的事情，到此本应该划上句号了。可是，谁也想不到，时隔不久，“二月兵变”的罪名竟被林彪扣到了贺龙头上。

林彪为什么要把“二月兵变”扣到贺龙头上？这是有原因的。

贺龙与林彪的矛盾由来已久。

在新中国建立后不久，贺龙就担任了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中共八大时，贺龙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国务院副总理，仍然兼任军委副主席的职务。贺龙抓军委日常工作的特点是务实，他主抓了军事技术训练工作，对当时时髦的政治口号不感兴趣，对党内军内各种政治矛盾，他也不大介入。在贺龙担任党内和军内重要领导职务期间，党内发生了高饶事件、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事件，但无论发生多么大的政治风波，贺龙都埋头抓军事技术和军队建设，没有过深地参与到政治斗争中去，因此，他始终深受毛泽东的信任。1964年，他和罗瑞卿一起搞了一次全军大比武，受到了全军上下的一致好评，也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的称赞。但贺龙对林彪主管军队以来，搞的突出政治那一套，看不惯，也不执行，因此，在林彪看来，贺龙是不听话的。同时，贺龙在抓军队建设时，十分重视军事体育俱乐部的建设。这些军事体育俱乐部，主要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大力开展军事体育活动的指示搞的。搞这些军事体育俱乐部，也是经过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后，经过军委多次讨论，制定规划后搞起来的。林彪也同意搞这些俱乐部。贺龙对抓军事体育俱乐部十分热心，因为他当时兼任国家体委主任，搞军事体育活动，既是他的本行，也有方便条件。在贺龙的主持下，在北京先后建立了航海、航空、无线电、坦克等军事体育俱乐部。这些俱乐部，把军事训练与体育活动联系起来，既有严格的训练，又十分轻松愉快，因此，军事体育俱乐部对各军种兵种的领导同志，对各部队官兵，都有很大的吸引力。通过这些军事体育俱乐部，联系了一大批军队干部和战士。但是，当军事体育俱乐部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时，林彪却不高兴了。他认为，贺龙把这些活动搞得很大，是在军队里另搞一套，是想分他的权。因此他早就对贺龙不满了，早就伺机要把贺龙搞掉。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特别倚重林彪。早在1965年，当围绕着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中央高层发生严重意见分歧时，江青就从杭州到上海，去请在那里养病的林彪支持姚文元文章中的观点，用当时江青说的话就是：“我去请来一尊‘神’。”果然，江青得到了林彪的支持，而当时得到在党内、军内属于实力人物的林彪的支持，政治的“天平”就向“左派”方面倾斜了。1966年5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特意让在大连休养的林彪前来参加会议，支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同年8月，中央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专门请林彪参加会议，支持他，并让林彪在会上发表讲话。就在这次会议上，林彪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名列毛泽东之下，成为党内二号人物。这次全会公报中也写上了林彪拟定的话：“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我国当前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可见，当时的林彪，是风光一时的。

风光一时的林彪，对于军队仍然不放心。他认为，贺龙掌握一部分军权，也不听他的。他要在党的第二号人物的位置上站稳，并进一步掌握更大的权力，贺龙是他的一个障碍。他进一步下决心，一定要把贺龙这个障碍清除。

但是，贺龙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他是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他一家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好多亲人，贺家有上百口亲属被国民党迫害或者杀害。在大革命失败后，贺龙回到家乡重新拉起了队伍，开辟了革命根据地，创建了红二方面军。无疑，贺龙对中国革命是有大功劳的。毛泽东经常说：贺龙是第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林彪要把贺龙搞掉，却找不到贺龙的毛病，于是，他耍起了阴谋诡计。

1967年1月9日，林彪在军委召开的讨论军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会议上公开攻击贺龙，说贺龙“到处夺权”，是个“刀客”，“现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为配合这次讲话，林彪在头一天将他手下一个亲信找来，要他们连夜起草反贺龙的大字报，并以群众组织的名义在军内外广泛散发。林彪还多次同他手下亲信谈要“端”贺龙“问题”的事。同时布置他控制的军队一些单位排挤、打击贺龙的老部下。

林彪有此意图，他手下的亲信立即紧紧跟上。当时已经被林彪提拔担任海军副司令员的李作鹏想在整贺龙的问题上抢个“头功”，但他又抓不到贺龙什么问题。他反复考虑了好几个晚上，最后决定找海军造反派“红联总”的几个头头商量，他知道，这些造反派在造谣惑众，整人害人方面是有“特长”的。他把海军造反派头头找到自己家中密谋时，把自己的意图讲清楚后，造反派头头们思考了一会儿，突然想起过去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在“二月兵变”的事情上闹得很厉害，最后邓小平澄清问题后此事平息了下去，可是，现在邓小平已经成了党内第二号修正主义代表人物，他的澄清已经不好使了。何不把过去扣到彭真头上、现在已经没有人提的“二月兵变”重新提出来，扣到贺龙头上？他们把这个打算向李作鹏讲了之后，李作鹏非常赞成，明确说：“就这样办。过去说彭真搞‘二月兵变’，现在就说实际上是贺龙想搞‘二月兵变’，已经从组织上做了多方面的准备。我们要紧跟林副主席，揭露这一切。”

海军造反派与李作鹏商议之后，第二天就开始行动，海军造反派“红联总”在部队机关贴出了所谓贺龙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调兵，想搞“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他们还油印了许多“战报”，“揭露”所谓贺龙搞“二月兵变”，谣言传遍全军。不久，谣言又从军队传到了地方。地方上的红卫兵更加活跃，他们重新翻出此事，只是把所谓“二月兵变”的主角换了，把彭真换成了贺龙。

林彪手下的亲信们的“想象力”是十分丰富的。他们在造谣的过程中，连基本事实都不顾，连起码的逻辑都不讲。他们为什么不久前还说是彭真搞“二月兵变”，现在又说是贺龙搞“二月兵变”？对此，他们连向社会解释的借口都没有，就这样硬是定了下来。而且，他们造谣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不断增加许多新内容。其中新增加的内容之一，就是许光达是贺龙搞“二月兵变”的“黑班底”，还说：“二月兵变”夺取军权后，许光达是内定的“总参谋长”。这个谣言的源头，是原装甲兵机关的造反派，而他们使用的是海军造反派“红联总”刚贴出不久的大字报上的材料，在利用这些材料时，他们又添油加醋，加上造反派们自己的想象，于是，一个关于许光达是贺龙“二月兵变”的黑班底，内定的总参谋长的消息，就煞有介事地传开了。

但是，军队里也有正直的同志。特别是装甲兵部队的许多同志看了大字报后，认为这个消息不可信，有许多疑点。他们为了弄清事实，便派王宝湖、屈景富去询问贴大字报的人，你们的消息是哪里来的？贴大字报的人回答说，是从海军“红联总”那里传来的。于是，王、屈二人又去海军“红联总”调查材料的来源和可靠性。王、屈到海军“红联总”去问，“红联总”的头头说：这个消息绝对可靠，你们可以去问李作鹏。王、屈二人立即到李作鹏办公室去问。李作鹏在和王、屈二人谈话时，闪烁其辞，但还是暴露了他们造谣惑众的本来面目。这从王、屈二人找李作鹏了解情况后整理的一份材料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王、屈二人找李作鹏了解情况回来后，立即整理一份名为“李作鹏访问记”的材料。后来这份材料成为了李作鹏参与迫害贺龙的证据。材料写道：《李作鹏访问记》。访问时间：1967年2月1号中午访问人：王宝湖、屈景富(烈火兵团)地点：李作鹏家。问：“徐副主席在点苏振华时是否点了许光达的名？”答：“没有。”问：“什么时候点的？在什么会议上点的？”答：(问到这里时)李作鹏笑了笑说：“具体情况不好给你们讲了。”问：“传单上说许光达是贺龙兵变中的总参谋长，是事实吧？”答：“有那么回事情，总参谋长是事实。”问：“这是不是中央点的？”答：“当然是中央点的，但不是徐副主席点的。”问：“是谁点的？”答：“我不能告诉你们。”问：“‘二月兵变’是怎么回事？”答：“去年‘二月兵变’，贺要把一军改调北京来，由于中央及时识破贺的阴谋，才使兵变未遂。北京有那么多部队，为何要调一军呢？”

对此，王宝湖后来回忆说：“1967年2月份左右，机关干部在新楼会议室批判黄志勇时，持不同观点的人忽然提出说许光达是贺龙同志‘二月兵变’内定的参谋长，并说是从海军来的材料。当时‘东风’、‘革造’持有怀疑态度。为弄清此事真相，我记得当时受‘造总’头头们委托去部分同志了解此事，了解内容就是原材料整理的那些。回来之后，也没有开什么会和汇报会。”屈景富回忆说：“大约在1967年2月，正当装甲兵机关的革命群众组织和装甲兵工程学院等装甲兵院校的革命群众组织掀起揭发批判原装甲兵副政委黄志勇高潮的时候，有一天，在新楼会议室召开的装甲兵机关全体干部会议上，有人说原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是贺龙‘二月兵变’的参谋长，海军院里已贴出传单。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激起机关各种不同观点的人发生不同的巨大反响。我当时是‘烈火造反团’的成员。当时‘烈火造反团’对贺老总、许司令员搞兵变持莫大的怀疑态度。但是，当时的形势逼着每个人不能不表态。听说上述消息是从海军李作鹏那里传出来的。于是我们决定走访李作鹏。李作鹏在他家的客厅接见了我们。具体怎么谈的，记不清了……但谈话间给人总的印象是有那么回事。”

李作鹏一口咬定贺龙要搞“二月兵变”。以李作鹏当时的地位，他说的话是有影响的。加上海军军造反派的鼓动，地方上红卫兵的渲染，贺龙搞“二月兵变”，并且夺取军权后让许光达担任总参谋长的事，越传越神。一时间，全国各地造反派都在传贺龙搞“二月兵变”的事。传谣的过程中，不断被添油加醋，最后到了十分离奇的地步。

一贯整人害人的康生见已经平息的“二月兵变”的事情又被搅动起来，觉得这又是他整人以显示自己“最最革命”的机会。他的内心深处不可告人的另一个打算是：现在林彪是第二号人物，林彪必欲置贺龙于死地，这一点他是知道的，现在何不来个“落井下石”，给贺龙栽赃，讨好林彪？但是，康生原来是把“二月兵变”扣在彭真头上的，这次他要转而再扣到贺龙头上，还需要有一个过渡。1967年1月29日，康生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说：“贺龙与彭真关系非同一般，他和彭真一起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在体育口阴谋组织政变队伍”。1968年4月22日，康生在接见了中央第二专案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时说：“我提醒你们，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他给体委发了枪和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又说：“还私设电台。”5月16日，康生又动用他的无罪推定法，对贺龙专案组工作人员说：“贺龙不仅是国民党，而且是土匪……由贺龙的历史投敌叛变，联想到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不会没有，可以由历史的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由这个问题想到另一个问题。”

林彪见康生也出面诬陷贺龙“二月兵变”，心中很高兴，他指使手下人进一步加大了渲染所谓贺龙搞“二月兵变”的力度。江青也参与进来。这样，当时的“文革”三个“红人”兼“实权”人物联起手来，一起诬陷贺龙搞“二月兵变”，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

林彪、康生、江青自诬陷贺龙搞“二月兵变”后，不仅使林彪原来栽赃给贺龙的“罪行”升了级，追查所谓“二月兵变”的大规模行动也迅速展开，株连极广，迫害极凶。许多与贺龙共事的和在其领导下的人遭到监禁、毒打。所谓“二月兵变”波及到体育系统后，许多优秀运动员都被打成“二月兵变”的“骨干”。著名运动员荣国团等被迫自杀。

在康生、江青的煽动下，在林彪的背后支持下，不明真相的群众立即成立了“斗争贺龙筹备委员会”，发“通令”，游行示威，制造舆论，向中央施加压力。不得已，周恩来将贺龙送到西山象鼻子沟保护起来。

可是，不久，贺龙在象鼻子沟的消息就被人捅了出来。造反派们要揪贺龙，就冲到象鼻子沟。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叫杨德中找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得知周恩来的意见后，不得已，才表示不能冲象鼻子沟，造反派才作罢。杨德中对此回忆说：“老总在西山的地点，周总理是严格保密的。1967年7月22日，戚本禹他们组织的什么五大领袖闹了起来，要冲玉泉山揪贺老总，把我们的政治部主任都打了。当时总理在钓鱼台，我也在那里，总理叫我马上找中央文革，我去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死不认帐，说解放军打了他们。7月30日，他们又到象鼻子沟去闹。8月1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我们接到电话，造反派冲到了象鼻子沟，要抓贺龙，已经冲到头一道哨，请示怎么办。我报告了总理，总理要我去找戚本禹处理这件事，戚就在桌子的那一头坐着，他的态度非常恶劣，瞪了我一眼说；‘抓贺龙到象鼻子沟，我还不知道贺龙在那里呢！’总理对我说：‘我就不告诉他们！’总理还指示卫戍区部队要顶住，不能让他们把老总抓走。”

造反派虽然没有冲进象鼻子沟揪斗贺龙，但是，林彪伙同康生、江青一伙，却硬是把“二月兵变”栽到了贺龙头上，使之成为打倒贺龙，最后将贺龙迫害致死的“罪名”之一。林彪自我爆炸之后，毛泽东说：贺龙是搞错了，要平反。中央为贺龙平反时，经过认真核查确认，所谓“二月兵变”纯系子虚乌有。

这就是贺龙遭受“二月兵变”诬陷的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