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疆大吏命途殊异 能上能下震荡官场

北京时间8月30日，中共对新疆、内蒙古、安徽三省（区）的书记进行调整。这是继前一日更换三名省委书记之后，中共再次发布重磅的人事变动消息。短短半年时间，中国12个省份的封疆大吏发生变化。这其中除了年龄到站、异地轮换之外，可能还有践行习近平提出的官员“能上能下”制度的因素。

此番大员变动可能是“能上能下”制度首次大规模实践。在一年之前，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干部“能上能下”的规定，并称“能上能下的重点是解决能下问题”。

封疆大吏们亦难逃宿命

分析认为，本次的人事调动潮中，除了“另有任用”和年龄到站两个因素之外，还有当地官员的政绩难以令高层满意的原因。自“能上能下”的规定出台以来，官方对 “能下”的说明是，“不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理想信念动摇，为官不为慵懒拖散，不能有效履行职责”等。此番人事的轮换，可能正在践行官员“能下”的规定。

早前于3月份原江西省委书记强卫的离任，被认为就有这样的因素。自原江西省委书记苏荣被查后，江西陈安众、姚木根、许爱民三个省部级干部被查，江西官场出现塌方式腐败。并且江西省经济增速一路下滑，其中虽然有大环境的原因，但强卫的执政能力可能受到了高层的怀疑。

更何况强卫在苏荣之后担任青海书记，又紧接苏荣担任江西书记，坊间传闻两人相交密切。港媒还曾报道称，“强卫与令计划关系很深”。外界认为，封疆大吏勾结大内管家，这种行为被认为是没有遵守政治规矩。

山西原省委书记王儒林的黯然离职，可能是强卫遭遇的再现。外界认为，“救火队员”王儒林调入山西，原本被高层寄予厚望。但王儒林在清理山西塌方式腐败的同时，并未能很好的发展山西经济。山西经济增速长期垫底，以至于出现“反腐影响经济发展”的言论，王儒林发展经济的能力备受质疑。

除强卫和王儒林之外，徐守盛和王君离职的原因也颇受关注。在徐守盛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期间，湖南发生了震惊中国的“衡阳贿选案”。当时湖南选出的76名省人大代表中，有56人因涉嫌行贿被取消资格。习近平曾因此震怒，连问“这里面的共产党员到哪儿去了”“市委和市政府到哪儿去了”等六个去哪儿了。

王儒林黯然离开山西，意味着“能上能下”的规矩正在树立（图源：VCG）

王君在担任内蒙古书记期间，内蒙经济增速剧烈下滑，无序开发导致的环境灾难引发外界广泛质疑，官场腐败和贫富不均虽然是内蒙古痼疾，但王君在其位却未解决这些问题，被认为有懈政怠政的嫌疑。

人事大潮背后的玄机

中共高层虽然称“能上能下”的关键是“能下”，但官场新贵历来更为外界关注，“能上”的官员更加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在本次调动的省部级官员中，陈全国、吴英杰、李强几人无疑其中的代表。

西藏书记陈全国主政新疆，可能是中共重用“边疆派”的开端。陈全国是中共历史上唯一的主政过西藏和新疆两地的人，此次调任新疆，意味着他极有可能在明年进入政治局。陈全国获得重任，和他在西藏的政策有关。

中共有“柔性治藏”的传统，但陈全国在西藏开启了强势治藏的方式，西藏近年来安然无事。更重要的是，西藏在保持平稳的同时，GDP发展一路高歌，和重庆并驾齐驱成为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省份。

在陈全国调离西藏之后，西藏党委副书记吴英杰接替陈全国，成为西藏党委书记。吴英杰1岁随父亲入藏，是西藏首位“本土派”书记。坊间传言，西藏经济高速发展，吴英杰功不可没。陈全国调离之时向中央建议，让吴英杰接替他担任西藏书记。中共高层为保持西藏快速发展态势，才开此历史先河，让即非中央委员又非中央候补委员的吴英杰担任封疆大吏。

除西藏之外，因为习近平曾在浙江工作的经历，出身浙江的李强担任江苏省委书记，这引发了外界关注。有分析认为，“少壮派”李强之所以能主政江苏，是因为他在浙江力推的“小镇经济”大获成功，曾获中财办刘鹤的多次肯定。而江苏的“县域经济”与浙江类似，李强主政江苏有利于保持江苏的快速发展态势。

“能上能下”影响之下，几人欢喜几人忧。十九大即将召开，人事大变局迎来高潮，此后一系列的人事变动，“能上能下”的规则都将发挥作用。不仅贪腐官员无法获得提拔，即便是不贪腐的官员，只要庸碌无为，或者违反了政治规矩，都可能会远离权力中心。

更重要的是，不仅是此番轮换省委书记们，“能上能下”还将影响更广的群体。2016年春季，中国武汉、温州、荆州等几乎所有的地级市，纷纷出台本地的“能上能下”的具体细则。外界推测，这是中国地方政府在上级命令下统一的行动，并很快会波及到县乡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