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回大陆” 香港未来会更可怕？

香港立法会选举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一直亲建制但近期与特首梁振英闹不和的自由党，其候选人周永勤在电视论坛上，公开表示不想身边支持他的人惹上“更高层次的麻烦”，即时弃选，更选择离港远赴英国暂避风头。周在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香港目前政治氛围“很恐怖”，但拒答是否中联办施压，只表示“恐怖”远比“黑势力”或“中联办”强大，重申有中间人出资500万港元（1港元折合0.129美元）或官位利诱弃选。被记者追问会否担心像铜锣湾书店李波等人般“被消失”，周坦言：“所以我现在不敢回大陆”，担心这次立法会选举是港人最后一次能做作选择的选举。

周永勤高调“自杀”留下太多疑问，其被认为“西环契仔（中联办的干儿子）”的竞争对手何君尧显然首当其冲；另有声音质疑这一切是自由党和周永勤自编自导的苦肉计，目的是令建制阵营的形象大打折扣。但想深一层，这个说法值得商榷，自由党在香港也属亲建制的政党，若说自由党有意抺黑亲中的建制派，自不免连他自己也一同抺黑了？

势重挫香港选举制度

况且如坊间所料，若周永勤所言属实，他的“自杀”有利选票集中在其竞争对手何君尧身上，确保建制阵营稳夺立法会议席。而周至今亦拒答事件是否与中联办有关，即是没有承认或否认，只表示“大家都猜到”；当然也不排除有人在选前作出“政治转轪”，出卖建制阵营，不惜玉石俱焚，以抺黑的手段把何君尧“拉倒”。

然而可以肯定，这次周永勤“自杀”事件是香港自立法会引入地区直选以来，首次有候选人自称受到威迫利诱而退选，情况严重，若不加以追查，势必重挫香港公平公正选举制度，亦即是会否影响香港这“一制”走样的关键，这不单是特区政府，为香港繁荣稳定的中央政府也亟需密切注视。

应该说，这次周永勤风波竟然烧到中联办与及中央的头上，恐怕是空穴来风，未必无因。事关过去对中联办甚或中央插手香港选举或事务早非新闻，尤其是中联办近年经常高调对香港事务指指点点，好似这个中央驻港机构被赋予的任务不是“联”而是“管”，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有很大抵触。而且随著近年来陆港失信的环境，有关中央涉港部门深度介入香港选举工作的新闻不绝于耳，出现有议员甚至特首当选后都会去中联办“谢票”，而有关北京干预香港事务的负面印象在社会上已然形成，这次周永勤事件之所以惹来轩然大波，恰恰是当前陆港政治敏感和紧张的反映。

这次周永勤“自杀”疑云重重，有待他回港后进一步澄清，但事件所延伸、再触动的不只是香港选举的廉洁问题，更是香港人抑或中国人有否如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说：“人的基本权利是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事实是，免于恐惧的环境，并不是“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所应该享有，内地社会也同样需要。回顾年初谢世的“中国改革开放先锋者”袁庚当年在“蛇口风波”的名言：“姑勿论那位青年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至今仍掷地有声。

两地应有免于恐惧的环境

诚哉斯言，个人自由本是一项神圣的权利，不论在陆港两地都应该有一个使人免于恐惧的环境。铜锣湾书店人员离奇失踪案的疑云未远，再传来周永勤“自杀”事件，若他所说属实，有比铜锣湾书店“强力部门”更恐怖组织存在，试问那个组织是什么？相比起一般市民在陆港两地犯罪，要在内地或香港受审，那个“更恐怖组织”凭甚么可以逍遥法外呢？对此，若然港府和北京当局不认真正视，很容易动摇港人对人权、自由与“一国两制”的信心。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均与日俱增，不少国人看见都不禁高呼万岁。但试问，人民拥有一个确实免于恐惧的环境吗？个人和言论自由有被视作为像袁庚那样神圣的权利吗？这才值得咱们扪心自问。

应当说，香港回归近20年，不少人发觉人心尚未回归，特别是港青世代认同中国人的身份比率偏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香港市民感受不到内地政府全面尊重人权，民运人士李旺阳之死疑云重重，维权律师接连被控下囚，然后在电视上“认罪”，当中“做戏”之味昭然，且在言论与新闻自由受限的环境下，不少内地人不知道监狱囚禁着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这一切一切，莫说是将人权、法治作为核心价值之一的港人难以认同，恐怕连内地同胞亦有异议。

虽然这次周永勤弃选真相未明，但不能因为事件有空白之处而放软手脚。尤其是连二接三牵涉所谓“强力部门”已在香港造成寒蝉效应，令港人失去一定免于恐惧的自由，港府和北京政府必须严肃处理。如果改革开放到头来，崛起的只是一个“叫人担惊受怕”的大国，不知何时被所谓“强力部门”或“更恐怖组织”找到头上，未免“中国梦”尚余遗憾，而两地人民的幸福有缺。但愿两地政府有政治智慧，合理运用自己影响力，帮助两地社会走向良性互动，令“两制”不走样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