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中心争夺战 深圳全面超越上海？

深圳和上海又一次被摆到了擂台上。从1980年设立经济特区起，深圳在36年的时间中一直是中国当之无愧的明星城市，它在改革进程中表现出的领先于大多数中国城市的“市场经济的力量”，更是让一众经济分析人士将其看作中国经济的未来。但深圳真的从此就能“全面超越上海”吗？

据《Vista看天下》报道，7月19日，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深圳人大代表魏达志出席某论坛时，旗帜鲜明地抛出自己的观点：上海不是深圳的对手！浦东自贸区也不是前海新区的对手！他从两座城市的静态经济数据、所有制结构、前海新区与浦东自贸区的对比等角度阐明，这是由上海所有制结构决定的，更是上海这座城市独特的政经氛围决定的。

一月之后，原第一财经总编辑秦朔针对上述观点，在其官方微信号上发表文章，“当深圳敲门，对上海是阴影还是动力？”秦朔在上海读书、工作16年，自诩为“新上海人”，对于魏达志的观点，他坦言“一边读，心理阴影一边扩大”。

秦朔在文中指出，深圳经济总量20年后会超过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经济城市；深圳人均经济指标早已超过上海，且上海难以追上；深圳的创新指标优于上海；深圳的产业竞争力和企业家精神强于上海……他总结，虽然上海在城市综合管理、文教卫体等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总量上仍有一定优势，但在决定经济持续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企业素质、人口年轻化等方面，上海都已落后。

从1980年设立经济特区起，深圳在36年的时间中一直是中国当之无愧的明星城市，它在改革进程中表现出的领先于大半中国城市的“市场经济的力量”，更是让一众经济分析人士将其看作是中国经济的未来。但深圳真的从此就能“全面超越上海”吗？

“深圳的科技创新和应用转化能力在全国是数一数二，但上海还是全国金融中心，也有自己的比较优势。”深圳经济观察智库首席研究员悦涛说，“十年后深圳是不是会全面超越上海？谁敢下这个绝对论断？”

中兴大城策略咨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李晓鹏曾撰文指出，中国本轮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创新驱动，而创新驱动的关键就是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相结合，凡是能把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做好的城市，就必然成为新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领头羊。

深圳与上海在金融业上也一直是竞争对手，时间最早可追溯到20多年前。

上世纪80年代，最早意识到金融业的重要性并为深圳打下金融基础的人，是当时从国务院副秘书长任上调到深圳当市委书记的李灏。

1988年11月，由李灏主导，深圳市委市政府组建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副市长张鸿义任组长。1989年11月，深圳市政府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成立了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

同一时间，上海在1989年初也开始呼吁成立证券交易所。1989年12月，彼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出“深化改革、发展上海金融事业，把上海金融搞好”。会议上就成立了上海证券市场领导小组，专门负责上交所的筹备工作。据资料记载，当时上海证券市场领导小组提交了相关报告，表示上交所计划于1991年宣布成立，朱镕基在报告中批示：“这个时间太晚，要在年内成立。”

两地竞争渐趋白热化。1990年6月，朱镕基在访问新加坡时突然宣布，上交所将于年内成立。同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正式批复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而深交所的申请迟迟未见批复。

时任深圳市长的郑良玉对筹备小组提出建议，“特区实验权是中央给我们的尚方宝剑，该用时就得用。经市政府讨论，深圳证券交易所何时运作的问题拍板了。”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开始运作，直接抢在了上海前面——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才正式开业。

1993年后，两个交易所从区域性证券交易所向全国性证券交易所方向发展，真正的竞争由此开始了。

“中国证券教父”阚治东曾在90年代先后活跃于沪深金融界，他在《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一书中描述了当时的竞争状况：上海有关部门领导召集各证券公司和交易所开会，证券主管部门领导强调“这是一场金融中心保卫战”。

1998年3月，原来创办上交所的决策者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1999年8月，国务院出台文件表示要培育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市场，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专门设立高新技术企业板块。上海券商人士透露，当时上交所一心谋划国际板，而深圳专心想做大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于是接过了创业板块。

但之后市场的急转直下给了深圳金融业一个重重打击，2000年深交所停止在主板市场发行新股，一停就是4年。当时纳斯达克暴跌，香港创业板泡沫破灭，深圳创业板为此一再延迟推出。此外，朱镕基在当时推出人民银行大区分行制，上海成为大区分行，而深圳特区中心分行变成了广州分行之下的深圳中心支行。在政策层面，上海金融中心地位已经获得中央倾斜。人民银行大区分行制其后宣告失败，深圳特区中心支行重新获得央行总部的直属地位，但2006年，中国央行决定在上海设立第二总部。

2009年，国务院发布文件，正式确定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金融中心定位正式得到中央钦定。

“顶层设计对中国城市还是比较重要的，它能决定一个城市很多方面的资源。”悦涛对记者说。

上海的“国际化”和“金融中心”吸引了各大公司将总部落户上海。马云在听闻“俞正声式问题”后，就曾表示阿里巴巴正考虑将金融支付平台迁入上海。2015年4月，支付宝的注册地址便由杭州更改为上海浦东新区。蚂蚁金服公关总监陈亮对此发出声明，“上海浦东对支付宝将来的国际化发展路线是更有利的。”

此外，万达集团也于2015年3月，在上海注册成立万达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达4亿元。万达集团知情人士在媒体采访中表示，“商业、文旅、金融、电商四大板块是万达转型重点，其中金融是重中之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对企业的吸引力不容小觑。

然而，秦朔也在文章中做出提醒，“由于金融政策由北京决定，金融资产的半壁江山也在北京，上海的市场优势无法充分展现……而在和互联网高度相关的新金融以及私募股权投资等更具活力的方面，上海已经很难说有领先优势了。”

上海在发展中出现了或多或少的问题，深圳却也不见得尽善尽美。从2015年来不断飙涨的高房价就让深圳的科创环境遭遇挑战。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深圳房价同比涨幅达41.4%，继续领先全国。2016年初，深圳房地产泡沫更是引出了华为外迁的传言，尽管华为最终声明总部还会留在深圳，但高房价、高地价无疑依旧是深圳发展最大的敌人。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就表达过对房地产泡沫的厌恶。“深圳房地产太多了，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现在土地越来越少，越来越贵，生产成本太高，工业就发展不起来。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

除此之外，深圳缺乏高校教育资源，难以持续输送高端人才，区位优势、地域面积等也将掣肘深圳发展。

深圳的创新活力、市场机制让很多人将其看作中国经济的未来，而上海的政治地位优势，金融、贸易、教育医疗和文化底蕴的实力也让无数人认为其未来经济空间巨大。

出于行业的应用和希望将产品推向国际化的心愿，刘葆春在2013年将公司总部迁到了上海，但主流研发技术平台还留在深圳。“在上海很难找到一个特别满意的工程师，因为上海的央企、大国企、外企分流了很多优秀工程师，而深圳创业公司多，主流工程师大多去了股份制企业和民企。”

在深圳和上海都有创业经验的刘葆春，被问起如果有第三次创业会选择哪个城市时，有些犹豫，最终没有给出答案，只调转话题说，祝福上海在建设科创中心的道路上真正实现城市转型，担当起领头羊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