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会远超G7 但全球博弈下依旧“脆弱”

9月5日，在杭州举办的2016年G20首脑峰会成功落幕。在此次峰会上各国就加强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式，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国际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动式发展等议题，以及影响世界经济的其他突出问题等达成了多项重要共识。可以说作为东道主的中国，在首次如此重要的全球治理平台中成功的肩负起了自己的责任，并开始真正成为重建全球金融游戏规则的重要推手。

在上世纪70年代，随着美元危机、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G7集团孕育而生。当时的G7在处理世界能源和货币危机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而这也使得七国集团开始掌握了全世界经济治理的话语权。在世界经济领域取得成功后，G7的触角还开始延向政治领域延伸，议题也从最初的经济问题扩大到国际政治与安全领域。

随着世界格局的改变，在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迅速发展，使得G7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迅速下降。由主要新兴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共同组成的G20峰会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而近年来G20对于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力甚至已超越G7。但关于G20的质疑声却一直没有停止，有不少人依旧认为G20不过是西方利用发展中国家打出的一张“G7扩大版”。

G20，富人俱乐部手中的一张牌

G20峰会，作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机制在2008年至2010年的金融危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建立的本质更多的是以G7为首的发达国家，希望利用发展中国家为经济困难背书，在全球经济开始逐渐摆脱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作用更是被大大削弱。在2008年到2010年全球经济最为困难的时候，G20峰会每年举行了两次，并且都在G7所属的发达国家中举办，而会议的主题也是最紧迫的经济问题。

2011年后，G20峰会开始在外围国家轮值举办，在其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用价值有所下降后，发达国家开始对于G20会议的热衷度开始下降。虽然中国、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国对于G20的机制非常看好，但鉴于这些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有限，历年来关于会议主题的提议都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

由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动权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手中，虽然G20中加入了许多发展中和新兴国家，但作为长期持有话语权、决策权和规则制定权利的发达国家自然不愿意放下手中的优势。为此，如何重新分配全球治理的主导权成为了G20面临的一大问题。如果G20不能解决其本身有效性上存在着的不对称性，那么最后终将还是会G7一样沦为“富人的俱乐部”。

徘徊在十字路口的G20 下一个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作为主办国每年都有权利特邀国的权利。除了以成为邀请国名单上以成为常态的西班牙和新加坡和东盟、非盟以及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轮值国以外，2015年作为主办国的土耳其邀请了阿塞拜疆；2014年的澳大利亚则邀请了新西兰；2013年在俄罗斯举办的G20则邀请了哈萨克斯坦和瑞士。而中国此次邀请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上非常重要的埃及和哈萨克斯坦以及作为77国集团轮值国的泰国。

从名单上可以看出，几乎所有国家的考量都出于自身利益。中国此次邀请的虽然都是发展中国家，其目的除了优化G20内部结构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比例，试图打破发达国家在经济治理上的垄断权，为中国的在世界上的崛起和增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铺路。

除了在本届在中国举办的G20峰会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度最高的一届，往届的G20更类似于G7的扩大版，西方社会成为主导会议的主流声音。在过去，作为外编“常驻国”的新加坡和西班牙并不在列，但鉴于两国在经济和国际地位上的影响力，国际社会不得不被迫认同。

在西班牙“挤破脑袋”想要加入G20的过程中，其早期还发生过法国不得不让出一半会议参与权给西班牙的窘事。可以说，只有新加坡和西班牙这样的发达国家才有“权利”迫使G20峰会做出让步，而众多期望能够参与G20峰会的发展中国家无论如何“苦苦挣扎”也难以换的一席之位。

在本届G20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已表示此次峰会的重点将在经济议题上。但实际上早已走上全球行战略平台转型的G20,其政治意义也已超越经济议题。就本次杭州峰会而言，奥巴马的卸任之旅，普京和埃尔多安就中东问题的会晤，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首次国际亮相，以及中日韩等问题都已然成为各国外交博弈上的重点。

对于已走在“十字路口”的G20，中国在本届的表现虽然精彩却并不是毫无遗憾，对于非常重要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问题各国依旧无法取得一致。虽然G20的议题设置摆脱了G7的固有套路，转为关注长期和深层次的问题。但作为新兴和发展中的国家的中国，随着国力的上升和全球的影响力在扩大，想要抗衡几十年来西方主导的社会秩序依旧是非常艰巨的。而G20如果在未来和G7一样，最终成为国家博弈和大国赚取利益的场所，那么其未来随着经济的复苏，其存在的必要性必然将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