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失灵 中国交出“全球治理”考卷

北京时间9月5日，为期两日的G20在杭州正式落幕。在会后公布的杭州峰会公报中，会员国罕见地就加强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式、建设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促进强劲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影响世界经济的全球性挑战等六项议题达成共识，并提出洋洋洒洒的48款条文。

面对增长动能不足的困境，自上世纪80年代起在西方经济学界享有“显学”声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显然已不足以拯救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各国政府亟需整合出一套具有疗效与可操作性的政策框架来拉动全球经济摆脱困局，而习近平在G20峰会闭幕式上所做的演讲则清楚地向世界传达中国传统思想中“同舟共济”的思维。

宽松货币政策面临瓶颈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为避免金融体系失灵导致全球经济崩溃，各国央行相继祭出了政策工具箱中所谓“理论上”的非传统货币政策—— 负利率、量化宽松。在量化宽松政策下，央行通过购买有价证券的方式来压低贷款利率，在货币供给充沛的情况下，大量的低息货币在全球范围大面积流动，引发的后果便是资产价格上涨。

不可否认的是，在各国央行毫无顾忌地启动印钞机的同时，世界经济暂时躲过了系统性失灵风险，并从病危状态回到稳定状态。但对躺在重症病房中的全球经济，货币政策只是维生系统，真正的复原则仰赖对病症进行深切治疗。

然而，在当前世界范围内，高企的政府债务使得各国政府对于扩张财政政策有所迟疑；此外，各国政府迟迟未能就经济结构中的失衡现象展开调整，连带也让经济增长潜能受到限制。

面对疲弱的世界经济，各国政府疲弱的表现都难以向市场释放出力挽狂澜的信号，宽松政策成为了仅有的政策手段。但值得留意的是，作为休克时期的“维生系统”，货币政策不仅无法起到让经济自动恢复的功能，随着低息效益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各国政府开始尝到了这帖猛药的副作用。

当非传统货币政策成为各国政府所奉行的基本立场时，全球范围内超额的货币供应导致了资产价格呈现飞速上涨。然而，实体经济的萧条使得这项政策的初衷—— 引发通货膨胀 —— 迟迟无法落实，而这项副作用极强的政策—— 资产价格上涨 ——反倒导致分配恶化，连带导致经济增长的动能进一步遭到抑制。

“同舟共济”的全球治理

面对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保护主义声浪高涨、贸易与跨境投资增长放缓，如何在持续开放的基础上推进全球化进程便成了此次峰会的重要目标。也因此，在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下，各会员国提出创新经济增长理念和政策，财政、货币、结构性改革相互配合，需求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并重的“杭州共识”。

在“杭州共识”中，各会员国一致认同全球化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增长。自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更是借着全球化的翅膀从一个最不发达国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y）摇身变成了中高水平发展中国家。

迄今为止，中国已通过贸易将自身融入到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之中。凭借着不断地深化在分工体系中的参与，中国的经济也顺势获得转型升级，劳动力的收入也随之获得提升。

正是看到了全球化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潜能，中国积极强调机制完善的重要性，借以在当前“反全球化”大潮下巩固并深化全球化的基础。然而，平心而论，当前“反全球化”声浪日渐高涨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缺乏一套完善的全球治理体系。由于全球化失衡现象未能获得有效调节，发展失衡导致的增长动能衰退反倒让全球化陷入了难以为继的状态。

也因此，面对一股自发达国家吹起的“反全球化”风潮，中国正试图以传统文化中“休戚与共”的思维构建一套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方案。所谓“休戚与共”的精髓便是持续不断地在宏观政策上沟通与协调，发挥同舟共济的精神，最终打造一种“包容与联动”的发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