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复兴中国》直指中国遇两大陷阱

中国当前最大的危机和问题是什么？《毛泽东传》的作者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认为，有“两大陷阱”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危险：对内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即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因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停滞；对外要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必然对抗冲突，最后两败俱伤。

9月12日，《学习时报》选载了罗斯?特里尔主编的《习近平复兴中国》，题目是《两大陷阱，如何化危为机》。文章认为，习近平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强调危机意识和问题意识，以问题倒逼改革，成为他执政的鲜明风格。同时，如果中国成功规避了这两大陷阱，也是中国当前最大的机遇。一旦成功，中国将顺利进入世界高收入国家行列，并将拥有比较和谐的外部环境，中国梦也将因此步入收获期。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最早出现于2006年世界银行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意思是，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世界范围的统计显示，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以后，许多国家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定义，低收入国家是指人均国民收入在824美元以下，中低等收入国家是825美元至3,254美元之间，中高等收入国家是在3,255美元至10,064美元之间，高收入国家则超过10,065美元。

文章称，“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陷阱，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转型的陷阱”，是一种全方位的转型阵痛期。中国清华大学课题组的研究认为，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后，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要警惕陷入“转型陷阱”。他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即为“转型陷阱”。它主要指的是：在这种变革和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会阻止进一步的变革，既得利益集团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中国《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了50位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这些充分表明，“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单一性问题，也不是纯经济问题，而是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安全、生态在内的综合性转型难题。

文章认为，从中国国内的发展阶段来看，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5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约8,0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超过13亿人的大国如此接近高收入国家的关口，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发展模式转型。

尽管没有明显的迹象说明中国已经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但经济增长持续回落、贫富差距拉大、城市化乱象丛生、就业压力持续、反腐败形势严峻、公共服务短板突出、社会维稳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却现实存在。文章写道，习近平领导的执政团队“压力山大”，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中国能否打破“中等收入陷阱”魔咒？实际上就是用改革与危机赛跑，改革如期成功，则中国进入高收入较发达国家行列；改革停滞不前，则中国将深陷萧条与动荡的泥坑，再一次失去历史机遇。

另外，对习近平而言，不仅国内改革发展步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在对外关系处理上，如何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也成为一种现实考验。2012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2014年1月，美国《赫芬顿邮报》子报《世界邮报》创刊号上，发表了该报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访。当时，世界上有这样一种论调：“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日本等传统强国发生冲突。”针对这种担忧，习近平在专访中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至此，“修昔底德陷阱”成为国际关系中炙手可热的议题。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因此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这一概念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看来，当一个崛起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矛盾冲突，多以战争告终。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修昔底德陷阱”几乎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

文章举例，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格拉汉姆?阿里森的研究，从16世纪上半叶到现在的近500年间，在16组有关“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案例中，其中有12组陷入战争之中，只有4组成功逃脱“修昔底德陷阱”。落入陷阱的例子不可胜数：19世纪末的德国和英国，20世纪发展起来的日本，最终都引发了大规模的战争甚至世界大战。因此，在格拉汉姆?阿里森等人看来，如果从历史的轨迹上来看，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崛起大国与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之间的战争和剧烈冲突似乎“难以避免”。

如果单纯按照修昔底德与阿里森等人的逻辑，中美之间确实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关口——世界上排名前两位的经济体，一个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按照保守主义者的思维，中美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对抗、摩擦、猜忌，也为“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担忧的可能。

文章称，而美中对抗的现实也佐证了两个大国的确存在日趋激烈的战略竞争和角逐，这从美中对抗的新战场——中国南海，就可见一斑。但习近平对美中关系面临的复杂形势是早有预判的，他在上任执政伊始，就明确提出要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来破解“修昔底德陷阱”，并且率先为中美关系定调——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但谁都清楚一个事实，博弈是双方的事，合作也是双方的事。文章认为，仅靠中国单方面释放善意，并不能为中美矛盾解套。加强中美战略互信，消除战略互疑，需要中国降温，也需要美国撤火。中美之间能否避免迎头相撞？这种博弈的主动权其实并不完全掌握在中国领导人手中。习近平能否纵横捭阖，用强有力的震慑手段遏制极端人物的野心冲动，用来自东方的人文情怀化解顽固的战略误解坚冰，既考验着他的胆气，也考验着他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