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后是如何对待日本战犯的

中共建政后，在中国共关押了1,109名日本战犯，其中969名关押在抚顺；140名关押在太原。关押期间，有47人死亡。那么对于剩下的1,062名战犯，中共是采取怎样的手段进行处理的呢？本文摘自腾讯网，作者杨津涛，原题为《建国后，有多少日本战犯被判刑？》。

1949年后，中国总共关押有日本战犯一千余名

2014年，中央档案馆决定将45名日本战犯的亲笔供词，以一日一份的形式，逐日在国家档案局网站上向社会公布，以揭露日本侵华期间的暴行。这45名战犯，乃是在1956年，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理、判刑。其亲笔供词，亦源自此次审判。

1949年后，中国总共关押有日本战犯1,109名。其中969名关押在抚顺，为苏联移交的伪满洲国战犯；140名关押在太原，乃战后被蒋介石、阎锡山留用的日本军官，与解放军作战时被俘。关押期间，有47人死亡，审判时还剩1,062名。

审判期间，中国政府安排这些战犯进行了思想改造。包括学习《马恩选集》、列宁《帝国主义论》、《毛泽东选集》，让他们到哈尔滨、南京等地参观等，以促使其悔罪。归来后，战犯们写下“自供状”。笔供“直接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夺中国主权，策划、推行侵略政策，进行特务间谍活动，制造细菌武器，施放毒气，屠杀、抓捕、奴役和毒化中国人民，强奸妇女，掠夺物资财富，毁灭城镇乡村，驱逐和平居民，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等各项罪行。”①中央档案馆在网上公布的《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即取自其中。

为进一步搜集罪证，中国政府还组织了“侦查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工作团”，在黑龙江、河北等12个省市调查取证。但战犯数目过大，距离战争结束亦久，取证不易，故仍面临“证据主要靠自供与互相检举的材料”，“证据不全， 搜集的材料不够有力”等困境②。加之中国政府当时亦有意借宽赦战犯，向日本传达善意，所以贯彻周恩来指示，“对这1000多名战犯，我们不需一一审判……将罪行重大的予以起诉审判，多数战犯还是要释放的。对起诉审判的战犯，也只判有期徒刑，不判死刑。”③最后由中央圈定，只审判了45名犯下严重罪行的战犯。

其中，45名战犯于1956年被判有期徒刑，余者获从宽处理

1956年6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铃木启久（日本陆军第117师团长）、武部六藏（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等45名战犯提起公诉。6月9日，在沈阳、太原开庭，审理铃木启久等8人战争犯罪案（涉案者为军官）、福永顺太郎战争犯罪和特务间谍犯罪案、城野宏等8人战争犯罪和反革命犯罪案（涉案者为文官）、武部六藏等28人犯罪案（涉案者为伪满洲国官员）④。

其中仅铃木启久一人，即被控在河北潘家戴庄、河南小渠村等地制造了6起惨案。在潘家戴庄，有1280余人被杀，包括63名孕妇和19名婴儿。而城野宏因为在阎锡山手下当过官，参与过“剿共”，所以比战争期间的军官多了一项反革命罪⑤。

整个审判持续了大约50天，45名战犯被判处8—20年有期徒刑，刑期一律从被俘之日起算。武部六藏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但因为身患重病，在判决第二天即被释放。其他服刑战犯，佐佐真之助（日本陆军第39师团长）死于狱中，29人提前释放。至1964年，在华日本战犯全部出狱。没有判刑的1017名战犯，被“从宽处理，免于起诉、即行释放”，分三批送回日本⑥。

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中央档案馆曾将45名被审战犯笔供，以《日本侵华战犯笔供》为名，分十册影印出版。2014年中央档案馆则将“自供内容首次上网，也是公布得最全的一次，没有做过删节处理。”

注释

①中央档案馆：《日本侵华战犯笔供》（第一册）“出版说明”，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第2页；

②廖承志、李初梨、贾潜、李甫山、凌云、陈叔亮发给周恩来总理并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在押日本战争罪犯的请示报告》（ 1955年11月7日），档案管理号码105-00501-02。转引自大泽武司《周恩来与对日本战犯的处理政策》，《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③李甫山：《我参与刑侦日本战犯始末》，《党史博览》2008年第5期；

④⑤王晓峰《对日本侵华战犯的审判处理》，《中共党史资料》（第74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96—101页；

⑥王和利等：《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始末》，《江淮文史》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