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陈毅去世前最后回忆曝光林彪往事

文革期间，陈毅因卷入“二月逆流”案而遭受打击，并于1972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在他逝世前四个月，毛泽东的指定接班人林彪乘坐三叉戟专机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林彪死后，病床上的陈毅接受了有关人员的采访，并披露了林彪历史上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本文摘自2003年第10期《党史博览》，作者张明金，原题为《陈毅元帅生前的最后回忆——谈井冈山时期的林彪》。

陈毅在1949年5月－1958年11月担任上海市市长（图源：VCG）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陈毅在病中接受了有关人员的采访，并披露了林彪历史上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他说：我完全赞成周总理提出的建议，要录音。我上一次已经讲过一次，记录的同志把记录稿拿给我看了，记录大体上不错，但还是再讲一次更准确。有些时间、地点，记得不那么清楚，人名也记得不清楚了。因为我这个四川腔，他们听也还是有点麻烦。我希望把记录保存着，作为一种档案，将来写军史、党史可以作参考……

我现在说林彪曾经是个逃兵，这并不是因为林彪死无对证就乱讲他，这的确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1927年南昌起义后，8月10日左右，周总理要我到七十三团当团指导员。那时候不叫党代表，也不叫政治委员，还是按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叫团指导员。临走时，周总理对我讲：“这个团是我们党最早建立的一支武装，在北伐战争中有‘铁军’之称。现在有2,000多人，你要好好地去工作，不要嫌官小。”我说：“什幺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都干，只要搞武装我就干。”

当时七十三团的团长是黄浩声，叶挺的老部下，共产党员。参谋长是余增生，我们一起留法勤工俭学时的朋友。到团部那天，黄浩声和余增生都在，看到我来了就打招呼说：“你来得正好，我们的政治工作正没人搞啊！”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个青年人急忙跑进来说：“报告团长，我们连120块毫洋的伙食钱给勤务员背跑了，我连的伙食钱现在发不出去。”黄浩声听后就大发脾气：“你怎么搞的？自己为什么不背伙食钱，现在经费这么困难！”他回答说：“这个勤务员是我的表弟，以为可以相信，不料却拐款逃跑。”

黄浩声在训他时，余增生对我说：“你这个指导员刚到，这件事情你的意见怎样处理？”我说：“他已经把钱都丢掉了，现在要准备打仗，只好由公家给他补发算了。不然，他这个连长到哪儿去搞钱呢？一连人总得吃饭啊！”黄浩声听了我的话后就说：“那好，叫辎重队补发他120块毫洋。”

这时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林彪，是七连连长。我就批评说，你既然当连长，以后无论如何要自己背伙食钱，你自己不背，让人再拐跑了怎么办？林彪对我的批评感到反感，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不久，我到林彪的连队去抓工作时，看到他和几个人在一起谈私话、打鸡子、吃吃喝喝，就又批评过他。所以，那个时候，他对我这个团指导员是很讨厌的。当然，对林彪这个人，我也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南昌暴动的部队在三河坝失败后，途经丰顺、饶平、平和、象洞、武平、安远、寻乌、信丰一线向大庾方向走。当时，队伍里湖南人最多，闹起来要回湖南，所以在路上要慢慢整理部队。这个时候，林彪跟几个黄埔四期的学生连长就来找我。他们要求要离开队伍，而且劝我也离开队伍：“队伍不行了，你是个知识分子，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到上海另外去搞。”我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所以，我还要看一看，不能走。”那几个要走的同志听了我的话后还是留下了，后来都阵亡了，名字我也记不清楚了。后来，我们进了大庾后，林彪还是开小差跑向梅关，但在当天深夜又跑回来了，对我检讨说：“现在外面老百姓收腰包打人，有时还要杀人，我还是回队伍里来吧。”我对他说：“你现在不走就好，回来我欢迎，还是把你的七连抓好吧。”我现在说林彪曾经是个逃兵，这并不是因为林彪死无对证就乱讲他，这的确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我们到了信丰、安远之间，当时是赣南特委来人接头。我们就问附近敌情。他们说附近没有什么敌人，就是刘士毅一个旅驻在赣州，这是个地方部队，没有什么战斗力。他们又讲，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茅坪搞了一个红色区域，在红色区域周围有一两百里路，敌人侦探进不去，进去就杀掉了。你们是不是可以到那里去？我说那好，我们可以到那里去，你们给我们带路。那个时候，我们就靠沿途地方个别的共产党员和一些在大革命时参加过农民协会的人帮忙，他们给我们带路送信、打探敌情，一直把我们带到大庾县城。带到大庾后，我们才把队伍整顿好，这时要跑的人也跑得差不多了，不愿意跑的都留下了，大概还有800多人，拥戴朱老总统率这个队伍。我向大家介绍说：“朱军长是老党员，1922年就入党了。你看师长跑了，党代表走了，团长走了，参谋长也走了，朱军长他还不走，我们应该拥护他！”

林彪擅自把后卫队伍撤掉，敌人一下打到军部。朱德把虎皮大衣和身上几十元大洋到处丢，敌人挣着抢钱，他才跑脱。

井冈山时期有三次反“围剿”。第一次反“围剿”在龙源口，一仗把敌军收拾了；第二次反“围剿”在湘南一出击，把张轸的部队打退了；第三次反“围剿”时，朱培德和鲁涤平组织了包括广东军队在内号称三省的“围剿”。当时，毛主席作出重要决定：现在我们是在湘江（赣江）之间，中间有个井冈山，机动地区太小了。湘江、赣江都不能徒涉。井冈山到赣江有一二百里路，顶宽也只有四百里路。井冈山到湘江，最宽也只有四五百里，最窄的两百里，有千把里路长，北到长江，不好逾越。南到五岭山脉，跨广东、湖南，比较利于机动。毛主席说，赣江以东这个地区最好，是赣水的上游、闽江的上游、韩江的上游、安徽麦弋江的上游，还有信江的上游，上游都是水，能徒涉。这个地区共有100多个县，有很大的山，很多人口，而且可以直接威胁南昌，我们可放弃井冈山，向赣江以东进军。大家同意了主席这个主张。

1929年，过了除夕（元旦），部队就出发了，当时是漫天大雪，队伍经过整训，气势很壮。毛主席说：这次我们出发，要等敌人包围了井冈山，一下子冲出去，给敌人一个冷不防。我们沿这个山隐蔽着出去，如我们到大庾，敌人才发现我们，起码要三天才能到达。我们在大庾城还可以搞点群众工作。然后，我们向东，敌人可能估计我们从大庾回井冈山。结果我们向东，出其不意。我们的计划是很周密的，安全占领了大庾。我们要二十八团派一个营去占领新城，向南康、赣州警戒。团主力在大庾城北门外高地集结，三十一团占领梅关，防止南雄方向的敌人。二纵队和军委就在城里边。我们准备在大庾城住一夜，估计敌人不能来，那晓得到下午4点多，新城方面打起来了，而且枪声越来越近。

毛主席对我说，我们到外面看看去。毛主席在山上看到二十八团队伍退下来就说：“无论如何要抵抗啊，不抵抗不行啊！”毛主席说完话就和我坐在田埂上说：“无论如何这一仗要打好，打不好，一退下去我们就很不好办了！”正说着，林彪退下来了，毛主席说：“你的部队为什么不抵抗，想跑到哪儿去？”林说：“还有什么好抵抗的？”我就站起来说：“总要打几个反冲锋把敌人压下去，不然收不拢队伍啊！”林彪此时根本不理睬，带着几个人从主席和我之间一下子就走了。我说：“林彪，你怎么跑了，毛委员还没有走，你为什么走？”他不听，跑到安全地方休息去了。这件事只有我和毛主席知道，毛主席完全可以回忆得起。毛主席就问：“你有什么办法？”我就去抓到一个排长说：“你无论如何要把这小堡守住，掩护大队撤退。毛委员还在这里，你退下来，枪毙你！”这样才把敌人阻击住了。

毛主席看到天已黄昏，敌人也未追击，便随队到杨梅与全军会合。当时，毛主席说：“林彪怎么会这样子？”我还替林彪打圆场，说：“这也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总想三天以后敌人才能赶来，那晓得我们到的当天他们就赶来了，一定是我们从井冈山下来，路上土豪劣绅去报告的。”毛主席说：“这次从井冈山撤出还是太仓促了，我们应该在井冈山以一个营分散打游击。这样下到赣南一带没有依靠，很不好办。如果这一仗打好，当然就可以在信丰、南康一带开展大局面。”这件事证明了林彪当时就对党内的领导同志根本不负保护责任，临阵退却，只顾自己。

晚上到了杨梅，已快深夜12点了，要马上行动，不能在这里休息，可能明天拂晓前发生战斗，要很快脱离这个地点，可是二十八团的党代表何挺颖在战斗中负伤很重。晚上，我把这件事报告毛主席，主席要我到团部跟林彪讲，何挺颖刚从三十一团调到二十八团没有多久就负伤，无论如何要用担架把他抬着走，这对两个团的团结有很大的关系。我对林彪说：“你要对何挺颖负责任，这是毛委员的指示。”他口头说是，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样办，结果就把何挺颖丢在路上了，何挺颖从此没有下落了。

后来，到龙南我问林彪：“何党代表怎么不在了？”林回答说丢了。我再问，你怎么把党代表给丢了？他说：“哪个管得了那么多。”还对我发了脾气。我气愤地说：“你是团长，对团党代表都不帮助，还有什么阶级友爱？”这是林彪本质上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表现。实践证明，他在危险的时候不是很勇敢的，在困难的时候不是挺身而出的，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掩护别人，帮助别人。

以后，队伍沿龙南、全南、定南、安远、寻乌、武平一线到了瑞金，在大柏地打了一仗，把敌人击退，队伍才稳定下来。这段时间部队的政治工作抓得很紧，当时没有开小差的，士气也很好，一天走100多里，晚上12点出发，一直要走到第二天黄昏，要摆脱敌人，只能靠脚板子，没有办法。我们到龙南、全南，就靠从赣州、吉安跑下来的个别共产党员带路。当时，毛主席和我在前委。毛主席要我同地方党联络，找向导。我就专门搞这个事。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寻乌的古柏同志给我带路。他同我们讲：罗浮嶂是个很好守的地形，只要断了路，敌人就冲不上去。而且山上有几百家人口，有几个大土豪，部队休整一两天没有问题。我们到了罗浮嶂脚下的圳下过夜，准备明天一早上罗浮嶂，让三十一团先占领罗浮嶂，二十八团做后卫掩护军部。那晓得到了拂晓，林彪把后卫队伍撤掉了，敌人一下子打到军部。那一次的战斗非常危险，朱军长把虎皮大衣和身上几十元大洋到处丢，敌人争着抢钱，他才跑脱。他和毛主席两个人是一起在炮火中跑脱的。朱老总的老婆伍若兰就是这次被敌人活捉去的，后来在赣州牺牲了。林彪做后卫的任务是掩护军部，但是他不负责任。他打仗有一个特点，就是先跑到安全地方再说。以后，我责问林彪：“为什么不掩护军部？”林彪说：“我得到军部的命令是先占领罗浮嶂，没有掩护军部和前委的任务。”我说：“你把队伍开走应通知一下军部，应留下一营掩护或你自己担任掩护。你把军部丢了，敌人冲到司令部来了。幸喜圳下的地方是旱田，如果是水田，军部、前委就要被歼灭，是没有办法跑掉的。”此事已过去43年了，回想当时情景，如果使毛主席身陷不测，还不知以后中国革命会怎样发展，怎样才能胜利，每念及此，令人不寒而栗。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我至今未忘。主席的安全对我们太重要了，林彪只顾自己，不顾毛主席的安全，此时已是早见端倪的。

朱老总那个时候比较乐观，他在讲话中说：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现在等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今后的革命中就会起很大的作用。他还说，蒋桂战争一定要爆发的，蒋冯战争也是一定要爆发的。我就当过军阀。军阀不争地盘是不可能的。我在云南当军阀，在四川要争地盘就打仗。现在新军阀不可能不打。他们一打，那个时候我们一个班就可以占一个县，我们现在这些人就可以占几十个县。因此，大家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决定不走的。他的讲话，士兵都喜欢听，这对起义失败后稳定军心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朱老总在带领这个部队到井冈山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这是不能抹杀的历史，任何时候，这一点上我都是要给予证明的，没有他，这个队伍可能就溃散了。

我那时候在部队里边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因为我8月中旬才去，10月初部队就垮了。有人说政治工作人员是卖狗皮膏药的，不听他们的。最后到了大庾时，因为不少军事干部都走了，我还没有走，大家觉得：你这个卖狗皮膏药的人还不错。所以，讲话开始有点发言权了。

以后到湘南暴动时，队伍就扩大了。像耒阳、永兴、资兴、宜章、郴县五县大暴动，打了两个胜仗，把许克祥一个师打垮了，又在郴州消灭了唐生智部队的两个营。湖南这个地方好招兵，街上插个旗子写上“招兵”，就有人来参军。

当打下宜章时，我们改编了队伍，挂起红旗，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为师长，我为师党代表，王尔琢为师参谋长，把七十三团编为第一营，原二十五师七十四团编为第二营，朱德的教导团和从潮汕逃出的叶挺、贺龙部编为第三营。以周子昆为第一营营长，袁崇全为二营长，肖劲光为三营长。林彪任一营二连连长。因为林彪开过小差，不重视政治工作和政治机构，平时搞私人小圈子——因此，在湘南暴动提营长时没有林彪；成立工农革命军，师党委也没有提他。他当时是很不高兴的，总说他当连长太久了。湘南暴动时，毛泽东派了一个特务连来郴州联络，连长就是徐彦刚。这时，我们与秋收起义的队伍又联系上了。湘南暴动后，朱毛红军在井冈山时，林彪就提升营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