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事在毛 成事在邓：邓小平被隐藏的十年

《文革前的邓小平》是台湾年轻研究者，现任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锺延麟花了八年时间研究而成的学术专著，曾荣获台中研院第四届“人文社科专书奖”，“被评者以为是近年最有份量及影响力的中共研究论著”。该书起源于一个简单的疑问：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大跃进期间在做什么？我们熟悉早年的革命者邓小平，熟悉晚年的改革者邓小平，但对于他文革前十年间（1956-1966年）的历史，官方却始终语焉不详。在八年的研究之中，他发现邓在文革前十年间一系列激进运动中的角色远比我们想象得重要，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主事在毛，成事在邓”。以下是该书的绪论《邓小平研究中模糊的“副帅”时期》：

1959年4月初，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七中全会。在4月5日的闭幕会议上，中共最高决策机关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全数到齐，坐在会场主席台上：党主席毛泽东位居正中，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五位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以及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分坐两旁。台下是全体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对于最高领导人的讲话，与会高干无不正襟危坐、洗耳恭听。

出乎众人意料之外，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叫毛泽东，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挂副帅，为副总司令，我们两人一正一副，你是总书记嘛！我向你们要求这个权力，要你们通过。中央常委七个人，书记处十二个人，十几人集中领导。但要挂帅，没元帅怎么行？我姓毛，毛遂自荐，我要挂帅，六亿六千万人，一千三百万党员，不挂帅不行。他紧接着又说：

“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这是唐朝人的两句诗，好像是《太平广记》上的，要当秦始皇，当秦始皇就要办事，先在常委、书记处讨论，我和邓小平挂帅。邓小平你挂了没有？你敢不敢？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也是常委会的总书记，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但是你也是我的总书记。不过你还是相当硬的，中央委员会那么多人怎么找到邓小平呢？还是我找为好。[0-1]毛泽东本来就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他自己说要“挂正帅”，众人不会不同意。解放军元帅彭德怀个性鲁莽、口无遮拦地对毛说：“你不早就挂帅了吗？”说出其他人心中的疑惑。[0-2]彭德怀没有多想的是，此次全会决定毛泽东不再连任国家主席，改由刘少奇接任。尽管这个决定的起因是毛泽东自己想摆脱官场上送往迎来的繁文缛节，毛在刘少奇确定出任国家主席之后自称“大元帅”，可能是要提醒大家：他不是国家主席，却还是党主席--真正当家、掌权的人。

当毛泽东讲要邓小平“挂副帅，为副总司令”时，满座除疑惑之外，更感到震惊。毛摆明邓小平就是他亲自挑选的“副帅”，而一句“我向你们要求这个权力，要你们通过”，语气之强硬显得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若仔细推敲毛的话，其中还有一层意思：他就是邓小平“副帅”最大、最硬的后台，既然有此“靠山”，邓小平就应要勇于任事、无所顾忌；毛同时也警告他人，对此不要有所异议，在邓挂“副帅”行事时更不要干扰其工作。

据闻出身绿林、颇有江湖习气的另一名元帅贺龙在听完毛讲话后，暗中询问朱德：邓小平是“副帅”，刘少奇的位置要怎么摆？[0-3]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回忆此事时也说：“这样刘少奇摆到哪儿去”，“开完会回来，大家都议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呵，当然谁也不好去问”。[0-4]

对毛泽东要邓小平而非刘少奇“挂副帅”的说法，中共要人议论纷纷，不是没有理由的。在中共中央还待在陕北延安、没有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刘少奇就一直被视为毛泽东最重要的政治副手，而刘在此次中央全会上又被提名接替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其作为毛的接班人的态势更是明显。但是毛泽东突然越过刘少奇，点名邓小平当他的“副帅”，教人不吃惊也难。毛泽东此举虽不至于有后来人揣测的“包含了要把刘少奇同志作为接班人撤下来的意思”，[0-5]但有可能他是拉抬邓小平以向刘少奇示警，使刘不要自以为在继承大位的问题上，已胜券在握、成为定局。亦即刘还须如同既往地对毛戒慎疑惧、小心听命，否则在接班问题上，难保未来不会“半路杀出程咬金”，被邓小平取而代之。这并非随意猜测，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最会揣摩毛泽东心意，听到毛对邓小平“封帅”后，就认定毛有视邓为接班人的意思，从此便开始将邓“当作党的接班人来尊重和信任”。[0-6]

引人进一步好奇的是，毛泽东在刘少奇之外另有四位副主席，但他为甚么“赐封”邓小平为“副帅”时，不顺便提他们几个人的名字一起共享“封号”呢？他选封邓小平为“副帅”，是否为即兴之作，抑或经过深思熟虑？事实上，从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人事布局上，即可见毛泽东早有安排邓小平成为他左臂右膀，甚至是自己未来接班人的构想。

中共自1949年10月1日正式建立全国政权后，历经七年的经略，在1956年宣告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变革经济所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迈步进入所谓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年9月，遂举行“八大”，除公布全党的新方向与新任务外，也对高层的组织和人事进行调整。

在中共召开“八大”之前，中央书记处实际上是最高的权力机构，集决策权与执行权于一体。然而，中共“八大”将决策权与执行权分开：一方面成立六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职司决策大权；另一方面则设置一个新的十人中央书记处，负责统筹执行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所作的决策并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在人事配置上，邓小平既是政治局常委，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一起与闻党国大计（林彪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才被增选为副主席与政治局常委），也获任新设的中央总书记，领导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负成败总责。毛泽东要邓小平同时肩负决策与执行大权，其意图就是要邓单独负责推动新政策与运动。

19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如何建设中国的问题上，想从苏联经验之外，另觅较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途径，而这种政治实验在中共“八大”以后全方位展开。毛在实行方式上，仍沿用延安经验，特别是以政治运动（整风）的方式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并调动党员与群众的积极性。为了提升中共的统治能力并齐一思想，以便更好地领导全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57年春毛泽东在党政领域发动了一场以改善党风、除弊革新为内容的整风运动。这场运动采取鼓励人民（特别是党外人士）对中共提出批评意见的方式，到中间展开“反右派”运动，在党内、外猎捕政治异己。整风的矛头在1958年渐次地扩延至其他领域：在经济领域中，对中共建政以来仿苏实行的经济体制与方法进行批判，特别是反对首重稳步、均衡发展的“反冒进”政策，进而推出讲求高速、多产的“大跃进”运动。同时又在军事领域中，展开“反教条主义”，检讨、批判中共解放军学习苏联军队经验过程中，不顾自身国情与经验的现象。在外交领域中，随着中共在内政中更旗帜鲜明地寻求和采行有别于苏联的发展模式，以致于中苏双方对国际事务主张愈益浮出歧异，中共在对外关系上更敢于提出自我的看法与立场。

在邓小平于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被毛泽东封为“副帅”的前一年，中共已宣告成功结束整风、“反右派”运动；在军中进行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也在相关犯错人士遭到高声批斗后，进入运动收尾与组织处理的阶段。“大跃进”运动经过1958年最后一季的全国上下用命，业已度过第一波高潮；如何调整经济计划、实现连续第二年的经济飞跃成长，则是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召开的一个重要宗旨。邓小平因所任职位之故，对于以上接二连三出炉的政策与运动，皆参与相关决策并领导执行。毛泽东在1959年赐赠邓小平“副帅”荣衔，也实是对后者的一种欣赏与鼓励，包括：对邓小平担任中央总书记以来的工作表现，予以高度肯定与嘉奖；对邓在中共“八大”后党内的突出权位（其在“大跃进”初期又增添经济管理大权），作进一步的确认，让之更实至名归，并对他赓续寄予厚望。

邓小平在担任中央总书记一职期间（1956年至1966年，也常被通称为“文革”前十年）究竟扮演了甚么政治角色，究竟发挥了甚么政治作用，特别是作为“副帅”，他如何将“主帅”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宏图与倡议付诸实践？他有多大的权衡余地？对于政策的实际结果又能产生多大的影响？他又何以从受毛宠信、重用的“副帅”到“文革”初变成毛要打倒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0-7]

关于邓小平在“文革”前十年中央总书记任内经历和作为的研究，中国大陆学者一贯依循“扬长避短”的模式处理，也就是刻意突出邓小平政绩斐然的一面，例如：对石油开发战略的正确指示、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力挽狂澜、为规划“三线”建设的西行探勘等等。但对邓小平引人非议的一面，则讳莫如深、不敢正视，例如：对邓在整风、“反右派”的涉入情形，不是顾左右而言他，[0-8]就是根本未置一词；[0-9]对邓与军队“反教条主义”的关系，只强调他后来对此事翻案的功劳，却从未细谈他当年如何铸成此案；[0-10]对邓在“大跃进”运动中的历史，试图加以掩盖、甚至蓄意误导；[0-11]对邓在中苏关系中的作为，未见全盘的耙梳和超越爱国主义的解释，对他参与输出革命的情况，更是置若罔闻。[0-12]这主要肇因于邓小平晚年推动经济改革，被中共官方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与评价。出于“为尊者讳”的需要，邓小平在“文革”前十年涉及敏感的历史，就成为中国大陆学术研究的禁区，不容许实事求是的探讨。

西方学者没有政治忌讳，对“文革”前十年的邓小平，可以畅所欲言。他们虽能碰触中国大陆同行须得回避的历史议题如整风、“反右派”和“大跃进”，但因资料有限，也只能作一概况性的描述和判断，而无法详细铺陈和细密佐证，所以存在“有粗无细”的问题。[0-13]令人觉得空泛抽象、隔靴搔痒。至于邓小平当时对中共对外关系与军队事务的角色与影响力问题，西方学者也有对前者认识不够、开发不足，[0-14]对后者严重低估、欠缺深究的缺点。[0-15]

本书的目的是力求矫正并超越中国大陆出版物偏于评功摆好、海外相关着作流于点到为止的两大缺憾，对邓小平中央总书记任内的历史，加以持平的呈现与进行深度的刻划。希望如此可有助于还原、恢复邓小平在此一时期真正的历史原貌。

以邓小平当时的重要职位与所处的关键地位，本书重建、研究其个人相关历史，还有益重新检视与认识他置身其中、担任要角的“文革”前一系列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重大政治决策、运动与事件，以及他所经手操作的中共政治体制（包括：中央书记处制度，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的党政、党军、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另外，邓小平以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参与国策长达十年之久，累积了党内鲜有人可企及的丰富的执政正反经验，对之加以了解，亦可对邓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主要施政作为的历史溯源有所裨益。

在研究途径与方法上，本书采取“历史研究途径”；[0-16]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资料分析与历史研究分析。[0-17]在本书使用的文献资料方面：集中收藏邓小平原始档案的中共的中央档案馆，作者虽然无法一窥堂奥，但经由其他的档案馆与管道，也有些斩获；揭发、暴露邓小平政治错误的“文革”批判材料中，也有许多对本书研究有用的内容与资讯。[0-18]本书得利于近年来问世的大量中共历史材料，包括：中共要人的年谱（特别是官方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04-1974）》）、日记（帮助最大的是当时常与邓小平共事的杨尚昆所写的日记）、文选、回忆录、传记，中共重要报刊与内部读物（如高干方能获阅的《内部参考》），研究专着与论文、网络资料等。本书也使用国外收集的邓当时对外往来的谈话纪录，冷战期间“自由民主阵营”（包括：台湾、美国、英国）针对邓个人与中共政情的情资报告，以及能披露邓的视察情形与政策后果的地方志。

本书也使用访谈资料，[0-19]作为文献资料之外的重要补充。[0-20]访谈对象除了少数曾与邓小平有过直接接触经验者，最主要的是中国大陆的中共党史与当代中国史的专家，尤其是官方治史机构的学者，他们有特别的机会访谈中共要人与查阅档案，经其转述或介绍，对本书的研究有重要的辅助作用。

最后，对本书的内容安排进行简要的说明。

本书乃以作者的博士论文为基础。[0-21]在写作博士论文之前与期间，部分内容曾以期刊论文的形式发表。[0-22]然而，由于作者在博士后研究期间的持续研究与追踪，与本身对问题认识的深化，再加上有关重要资料的陆续面世与对之的搜集整理，本书对相关主题的探讨，在涵盖的时间范围与议题上，多有扩增；在内容论证与分析上，也大有作进一步的改写与充实。[0-23]

本书的时间断限，是从1956年中共“八大”邓小平出任中央总书记至1966年“文革”爆发他失势为止，亦即所谓“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年”。然而，本书并无打算钜细靡遗地讨论邓小平在此一时期的所有作为。对于官方大肆宣扬的邓在“文革”前十年的业绩，本书只择要论及，以免重复讨论。本书欲集中探讨的是争议性较高、但仍未充分而深入研究的重大议题，包括：邓小平如何组织与运作党务、指挥整风与“反右派”运动、领导军内“反教条”、推动经济“大跃进”，以及处理党际外交和输出革命。事实上，本书认为唯有尽可能地解答前述提出的议题，方能更完整而非片段地重新认识那些向来为中共津津乐道的邓小平相关事迹，进而在更全面的基础上评估邓在“文革”前十年中共政经发展中的角色和分量，并得以较确切地追踪这时期的政治经验对他之后“改革开放”政策所产生的具体影响。

本书的章节架构，除此绪论外，第一章探讨邓小平担任中央总书记的原因和角色。邓小平早期的政治经历为何？他何以能“搏扶摇而直上”，雀屏中选中央总书记的要职？中央总书记与其所领衔的中央书记处，在中共党机器的组织和运作中占有何种地位和作用？邓小平从中具有多大的政治权限与空间？这些是本章所欲解答的问题。

第二章探讨邓小平在1957年整风、“反右派”运动中之角色和活动。此一政治运动不但使得数十万的敢言之士遭到政治迫害，更导致政治言路的长期闭塞，进一步地加剧中共统治“一言堂”的局面。然而，多年后，中共官方和邓小平本人仍一直坚持其正确性与必要性，并强调其中若有不当之处，也仅是将之“扩大化”，也就是波及人数太多、处分稍嫌过重的问题。这章将探讨在“整风”到“反右派”的转折前后和运动后来流于扩大的问题上，邓小平担负何种角色、介入程度为何等问题。

第三章讨论邓小平在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之角色和活动。“反教条主义”是中共在军事领域尝试走出自我发展道路的重要举措，但是其后果却是弊远大于利：除了部分将领遭到不公的批判，更迟缓了中共军队现代化的发展。邓小平后来回顾此事也不得不认为是一个错误。本章将聚焦于邓在这场军队整风中的相关角色和作为。

第四章与第五章探讨邓小平在为时三年的“大跃进”运动中之角色和活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可说是中共在经济领域所进行的大胆创举，其实施的直接结果竟是数以千万计的农民饥饿致死，对中国大陆的经济、社会造成巨大破坏，甚至引发中共高层内部分歧的政治效应。对“大跃进”运动，邓小平晚年尝言其当时没有反对、头脑也发热，然却鲜少有细节的描述，以致模糊不清。这两章关注的焦点在于：邓小平在运动期间的具体角色和实际作为，以明确他与此一运动的关系和应负责任。

第六章讨论邓小平在中共党对党外交中之角色。从1956年起，中共与苏共之间开始出现嫌隙，其后争执升高，更扩及双边国家关系，最后演变成彼此剑拔弩张的局面。这也是中共自1950年代中期开始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愈加独树一帜的主要国际背景。邓小平在中苏关系恶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是本章所欲探讨的问题。另外，东南亚紧邻中国大陆，乃是中共较能发挥政治影响力的区域，也是中共推动党际外交的重点地区。邓小平在处理相关关系时主要从事哪些活动？如何配合当时中共对苏共外交的需要？

第七章讨论邓小平在“大跃进”后的国内政治中紧跟不上毛泽东的情形。为因应“大跃进”运动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中共进行政策调整以缓解严峻的经济情势。与此同时，中共高层内部的紧绷关系和政策歧异徒增不减，更在之后防止党国变质退化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三五”）的规划问题上表面化。在此阶段，邓小平何以逐渐失去毛泽东的信任、在“文革”伊始即被迫交权的问题，是本章讨论的重心。

最后一章是结论。其内容包括：一、扼要评述邓小平在中央总书记任内的政治角色与作为。二、邓在“文革”前的相关政治经历，为其个人后来的政治生涯带来的政治资产。三、中央总书记时期的经验对邓在“改革开放”时期施政方针之影响。

注释

[0-1]李锐：《大跃进亲历记》（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下卷，页465-466。

[0-2]张培森整理：〈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页36。

[0-3]中国大陆中共党史研究者（A君）提供的资讯。（北京，2008年4月）

[0-4]张培森整理：〈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页36。

[0-5]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页4。

[0-6]东夫：〈李井泉和四川大饥荒的特殊成因〉，载宋永毅、丁抒编：《大跃进--大饥荒：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史实和思辨》（香港：田园书屋，2009），上册，页337。

[0-7]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回顾中共历史时表示：“1966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载邓小平：《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卷，页227。

[0-8]比如：武市红、高屹主编：《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页35-41。其〈邓小平与1957年反右派斗争〉一章中，竟鲜有关于邓小平个人言行的记载，完全看不出邓在运动中任何的实质角色和具体作用。

[0-9]介绍邓小平对中共重要历史的参与角色的专书如：刘金田、张爱茹：《邓小平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竟无探讨邓与1957年整风、“反右派”的关系。此外，另一专着：阎润鱼：《共和国历史上的邓小平》（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页87。其叙及“反右派”也仅是三言两语，根本未提到邓小平。

[0-10]具体的例子可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办公室：〈一项提挈全军的重要决策〉，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中册，页509-519。

[0-11]例如：刘金田、张爱茹：《邓小平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页161。武市红、高屹主编：《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页51-52。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图文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大象出版社，2004），中卷，页20-21。苏台仁主编：《邓小平生平纪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页462-463。张湛彬、刘杰辉、张国华编：《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页77-78。他们千篇一律地强调：邓小平对“大跃进”的出台，“本来就有他自己的看法”，因而暗示他对“大跃进”持保留态度，只是被动回应；对“大跃进”的开展，邓仅消极参与，采取“沉默”方式进行“抵制”。仅有极少数的着作持以不同的看法如：李健：《邓小平三进三出中南海》（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1993），页49。其表示：至少在1958年期间，邓小平和毛泽东之间，“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对具体情形却无进一步地讨论。

[0-12]这方面的例子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邓小平同志对党的对外工作的重大贡献〉，载《回忆邓小平》，中册，页21-50。潘敬国主编：《共和国外交风云中的邓小平》（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页1-26。邵维正主编：《邓小平百年百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页243-249。吕书正：《解读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页184-199。刘金田、张爱茹：《邓小平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页179-191。武市红、高屹主编：《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页86-96。苏台仁主编：《邓小平生平全纪录》，页499-509。阎润鱼：《共和国历史上的邓小平》，页72-78。

[0-13]例如：在古德曼（David S.G.Goodman）、尤里·佛兰兹（Uli Franz）各自所写的邓小平传记，白鲁恂（Lucian W.Pye）、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和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以邓小平为题的论文中，都提及邓在“反右派”中的重要角色；在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和泰伟斯（Frederick C.Teiwes）、孙万国（Warren Sun）各自以“大跃进”为主题的专着中，皆提到邓小平对“大跃进”的狂热与在执行运动上的关键角色。但他们对邓小平在相关运动中的具体表现与实际活动，却没有足够明确的说明。傅高义（Ezra F.Vogel）所着的邓小平传记，时间上主要集中在“文革”中邓小平被下放江西以后到整个邓主政时期，对于“文革”前十年的邓小平，着墨甚少，而且也存在认识有误的问题，特别是他以“务实的执行者”（practical implementer）形容邓小平在“大跃进”运动中的角色与作用，并根据访谈所得指出：邓在1959年中即感到有问题，并开始有意不出席要求与会者支持运动继续进行下去的官方会议。他也指出邓在1960年起连续两年在经济的务实调整上扮演领导的角色。然而，本书将指出：1958年初当毛决定发起“大跃进”时，他大幅扩张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职权，让之从管党务进而到监管、综揽政府事务，统帅中央各部与地方党委，具体形塑与贯彻执行运动。邓在肇祸极大的三年“大跃进”中，对运动保有一贯的热情与信念，有时在构想计划时甚至比毛还不切实际；邓一直站在运动的前线，不但没有闪躲回避，更将运动硬撑至1960年底。David S.G.Goodman：Deng Xiao p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A Political Biography(London：Routledge，1994)，pp.57-59.UliFranz，Deng Xiao ping(Boston：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8)，pp.147-148.Lucian W.Pye，“An Introductory Profile：Deng Xiao ping and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The China Quarterly 135(September1993)：pp.431，438.David Shambaugh，“Deng Xiao ping：The Politician，”The China Quarterly135(September1993)：p.468.Martin King Whyte，“Deng Xiao ping：The Social Reformer，”The China Quarterly 135(September1993)：p.524.Roderick MacFarquhar，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pp.61，121，166.Frederick C.Teiwes，Warren Sun，China’s Road to Disaster：Mao，Central Politicians，and Provincial Leader s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1955-1959(NewYork：M.E.Sharpe，1999)，pp.111-112，117.Ezra F.Vogel，Deng Xiao ping and the Trans form ation of China(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38-43.

[0-14]以迈克·亚忽达（Michael Yahuda）的观察为例，他只关注邓小平在“文革”前对中苏论战的投入，没注意邓同时负责经略中共与其他共党的关系；他仅单方面留意毛泽东对邓外交行为的制约，而无思考邓对毛外交思维的可能反馈。Michael Yahuda，“Deng Xiao ping：The States man，”The China Quarterly 135(September1993)：p.552.

[0-15]例如：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在专论邓小平与中共军事关系的文章中，引述访谈资料表示，邓小平在中共建政后到“文革”前这段时期，并非是一个军事的角色。June Teufel Dreyer，“Deng Xiao ping：The Soldier，”The China Quarterly 135(September1993)：p.538.完全忽略了邓小平一直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职，以及他担任中央总书记后经常代表党中央经手处理军队事务（包括：“反教条主义”）的史实。

[0-16]此一研究途径乃以过去历史为研究对象，选取史料作为分析资料。主在提炼与发现史实，亦即在研究过程中确证事理，并对之赋予命义与解释。王尔敏：《史学方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页138、144-146、166-167。

[0-17]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台北：三民书局，1989），页121-128。

[0-18]诚如审稿人所指出的：“文革”材料与资讯存在有实有虚、有待商榷等问题。本书在使用“文革”资料时，力求行以批判性的引用：首先，留意相关材料所具的特定倾向性（为政治批斗服务）；其次，将其内容所指与其他各类文献作对比与参照；再次，注重其所述与相关历史背景、氛围之间的契合度，并将之对证于基于因果逻辑推论的“理据”。本书也强调，书内倚重“文革”资料所做出的若干论断，存有可能的局限性，有待日后其他文献，特别是官方档案面世后，再行进一步的检验以至修正。

[0-19]访谈在中共党史研究的运用上，屡见不鲜，泰伟斯与孙万国即善用此法。泰氏曾根据自身经验，着有一篇专门探讨访谈的文章。Frederick C.Teiwes，“Interviews on Party History，”in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eds.，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NewYork：M.E.Sharpe，1997)，pp.339-353.

[0-20]由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关于访谈资料来源的说明问题，目前学界尚无一个统一的规定与范例，甚至在同一着作中，针对访谈对象背景和意愿的不同，犹有说明程度不一的情况，本书也有这种情形。为了不造成中国大陆的访谈对象的不便，并能将之予以适度的区别，本书对多数的中国大陆受访者分别冠以A、B、C、D？？等代号，另外再注明访谈地点与概略时间。

[0-21]钟延麟：〈重重帷幕后的总书记：邓小平与“文革”前的中共政治，1956-1966〉（台北：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论文，2009），总260页。

[0-22]钟延麟：〈邓小平在中苏关系中的角色与作为（1956-1976）--兼论对“邓小平研究”之意义〉，《中国大陆研究》，第48卷，第4期（2005年12月），页85-110。钟延麟：〈三面红旗执旗手：邓小平在大跃进运动中之角色与作为〉，《当代中国研究》，第13卷，第2期（总第93期）（2006年6月），页94-105。钟延麟：〈邓小平在文革前中共与东南亚共党之关系：角色和活动〉，《中国大陆研究》，第49卷，第3期（2006年9月），页143-169。钟延麟：〈1958年邓小平在解放军“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之角色与活动〉，《中国大陆研究》，第49卷，第4期（2006年12月），页77-103。钟延麟：〈邓小平在1957年中共整风、反右派运动中之角色〉，《中国大陆研究》，第50卷，第4期（2007年12月），页87-116。

[0-23]针对整风、“反右派”运动，本书增写运动从1957年夏扩大至各领域后的探讨；最后的篇幅与字数较诸早时发表的期刊文章，增达一倍。针对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本书加写1958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转入“反教条主义”后的细部发展；篇幅与字数相较也成倍增加。针对“大跃进”运动，本书的篇幅与字数更多达期刊文章的八至九倍，其中对1958、1959年的运动情形详加充实外，并新写了1960年的运动情况。针对党对党外交，本书也多予重新整理并增添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