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遭遇危机 习近平使命终现

北京时间9月23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认真学习〈胡锦涛文选〉》，强调了胡锦涛的重要政治遗产“科学发展观”的意义。作者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这篇文章是近几日来官方推介《胡锦涛文选》活动的一部分。

其实自中共十八大后，中共官方已经很少提到“科学发展观”，就像胡锦涛“裸退”后很少在公开场合现身一般。原因除了中共换届后话语体系也需推陈出新外，也源自中国发展形态出现了转折性变化。

这种转折性变化的迹象有胡锦涛下台前提出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强调中国经济大势是L型，以及当下中共高层正在推进的经济结构调整。

胡锦涛担任中共总书记的十年被评为“黄金发展期，矛盾凸显期”。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长期处在9%以上，甚至一度达到14.2%的高位，经济规模急剧扩张，GDP总值从世界第6位跃升至第二位，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也有大幅提高。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里的高速增长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常态，只是其惯性延续并积累到胡锦涛任期里才表现出极为可观的局面。这30年也具有非常相似的历史特点，而胡锦涛的时代与其前任江泽民的时代，都是邓小平一代开辟的新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类似的历史特点包括：不断深化的市场化改革、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众多年轻廉价的劳动力，工业化铺展，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相对安逸的国际周边环境，以及执政者长期贯彻的改革开放国策，等等。这些共同导致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然而时至如今，改革开放的红利逐渐枯竭，并导致经济增速下滑的结果。这种变化在胡锦涛执政末期便开始全面呈现，2012年的GDP增速是7.7%，而上一年的数字是9.5%。胡锦涛还提出了中共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的说法。称胡锦涛任期是“黄金发展期，矛盾凸显期”并不为过。

另外一方面，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又可谓对这一时代的一次理论层面的提炼、总结和升华。“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务，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发展”。这里的“发展”主要是指经济方面的发展。在此期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其他许多方面也被带动发展。“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所面临的诸多难题，却也造成和掩盖了许多问题。

习近平在2014年提出“新常态”时说，指出其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官方解释也称，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三十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

事实上，如今中国GDP6%至7%的增长区间已经是艰难维持，非常不易，泡沫破裂和经济触底风险仍在，未来增速重新提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在世界范围内，其他一些先发展国家在经历过许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悉数进入新的低速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时期。

这也就意味着，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国家快速发展的时代，正在落幕。当然，这一中高速增长的过程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在真正落幕之前，当时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其他许多方面都要进行重构，以适应发展速度更慢或许会比较曲折的新的历史时期。

当然，“科学发展观”并非只涉及经济方面，但无疑是以其为基础和中心的。可以说，科学发展观里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义的内涵需要调整，而“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等方面需要弥补落实；也可以说，在经济形势的变化将导致该理论发生了比较实质性的动摇。

不论如何，系统庞大的“科学发展观”不能被完全否定，而且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或许不过是，“科学发展观”作为“旧理论”遇到了一些新问题，需要有新的补充或定义。

解决问题的过程便是建立新的系统和秩序的过程。中共十八大后，所开展的反腐党建，强化中共对各面的领导管控，经济结构调整，重塑对中共和中国历史文化的信仰与自信，布局“大统战”，都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新的稳定、持续的生态系统。

这一新的生态系统，先前源源不断的物质供给日益减少，动力减弱，无法继续提供足够的合法性支撑，其自我内部的坚实有力的组织构架和稳定高效的新陈代谢渠道，将会尤为重要。与此同时，先前往往被经济发展所掩盖的官场腐败、贫富分化、生态破坏等问题，会越发难以原谅。

相比于邓小平时代里狂飙突进、有惊无险的国家发展形势，理想情况下，未来或将呈现相对静态、平和、稳定、繁荣的局面。习近平没有说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之后是怎样的情景，而这可能正是这一代领导人的奋斗目标。

得益于马克思的理念启迪，毛泽东组建的基础理论和国家构架，邓小平指示的发展原则和方向，江泽民对各方面治国细节的完善，胡锦涛对实践的理论提炼和总结，习近平需要去努力构建一个诸位前辈们所寄托的“理想”的新国家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