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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财阀连续栽跟头惊破政商共生梦 社会震荡

三星Note7手机爆炸、韩进海运破产、乐天集团副会长李仁源自杀,韩国三大集团出事,引发震荡,反映家族式财团的弊端。青瓦台“西别馆会议”被指孕育政商共生关系,显示韩国成也财阀,败也财阀。

自杀身亡的乐天集团副会长李仁源
韩进海运前CO崔恩英
三星Note7手机电池爆炸

这是韩国经济的危急之秋。韩国电子巨头三星陷入“电池门”,为对抗iPhone7而野心满满推出的Galaxy Note7频出爆炸事故;韩国最大海运集团韩进海运申请破产引发物流大乱;乐天集团副会长李仁源在以渎职和贪污罪名接受检方传唤调查前自杀。几大家族财团连续“栽跟斗”,引起整个韩国社会震荡。

三星Note 7“电池门”事件让韩国经济随之感到紧张。在韩国,三星集团是无人能及的巨头,除了电子行业,还涉及汽车、购物、主题乐园、运动球队、化工、食品、化妆品、造船、酒店等行业。韩国国内甚至有“三星董事长‘咳嗽’,整个韩国都会‘感冒’”的说法。

此次三星拼尽全力赶在苹果之前推出新机,发售初期表现良好,但岂料自家厂商SDI生产的电池接连爆炸,让之前的努力都化为泡沫,不得不宣布从十个国家和地区召回两百五十万部Note 7,预计造成五十亿美元的损失。不仅如此,三星公司股价在九月二日召回声明后的两周内狂跌不止,市值蒸发二百二十亿美元。此事件对三星的品牌形象造成的影响也可能是毁灭性的,无疑将对韩国经济造成相当大的打击,因为三星撑起的是韩国五分之一的GDP。

出现问题的还有韩国第五大财阀乐天集团。乐天集团横跨百货店、食品、酒店、房地产、免税店等众多领域,在韩国经济界的地位举足轻重。六月时,乐天集团爆出秘密资金、贿赂、逃税漏税丑闻,韩国警方展开大规模搜索,旗下乐天酒店的上市计划也因此搁浅。乐天集团被传与前总统李明博关系密切,李明博执政的五年期间,乐天资产增长了两倍多,而乐天在申请建设韩国第一高楼“第二乐天世界大厦”时,历届政府都未给予许可,但却在李明博政府上台后予以批准。检方表示也将针对该大厦建筑许可过程是否涉及舞弊行为展开调查。

然而,原本预定在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到监察院接受调查的乐天副会长李仁源,却在当天早上自杀身亡,让事件更加扑朔迷离。李仁源被认为是乐天集团会长辛东彬的左右手,是辛氏家族主要成员之外最具影响力的人。李仁源年轻时通过公开招聘进入乐天,可以说将一生都献给了乐天集团,遗书中也表现出了对乐天与辛东彬的忠诚。李仁源手握管理集团旗下九十多家系列公司的大权,被誉为乐天集团的第二号人物。去年乐天集团爆发主导权之争的“兄弟之乱”时,李仁源曾协助弟弟辛东彬,逼退哥哥辛东柱。李仁源之死让乐天案件变得更加复杂,乐天也可能面临创建以来的最大危机。

相较于三星及乐天事件,韩进海运的破产申请波及的影响似乎更为广泛且致命,事件让韩国海运业面临崩溃危机,引起全球性的物流大乱。申请破产的主要原因是债务问题,截至去年年底,韩进海运债务达五十九亿美元。韩国政府一改以前大力支援大财团的态度,坚持对韩进海运不救助的立场,由此产生的后果不仅仅是一家海运公司的破产,如果韩进海运真的进入破产清算,就有可能导致韩国每年约一百七十亿美元的损失及两千三百多个相关工作岗位的减少。韩进海运的海外销售额占比达百分之八十五,受韩进事件的影响,全球海运业界约一百二十万个集装箱停止运输;韩进有数十艘船只出现“无法正常地进行航运”的情况,给全球物流界带来了大混乱局面。

此次韩进海运事件中,韩国政府的态度与去年大宇造船事件形成鲜明对比。去年七月,大宇造船海洋存在三万亿韩元以上(约二十七亿美元)的负债一事被揭发,十月,在“西别馆会议”中,政府决定为大宇造船提供四点二万亿韩元的资金支援。

所谓“西别馆会议”实质上是非公开的宏观经济政策会议,以经济部总理兼计划财政部长官、总统经济首席秘书官、金融委员长、金融监督院长、韩国银行总裁等为核心召开,因为会议场所在青瓦台本馆西边,因此得名“西别馆会议”。“西别馆会议”从一九九七年金泳三执政时开始举行,到卢武铉时期已经成为一种例会,但会议内容仍遵循不公开原则。“西别馆会议”无疑是当今以政府与财阀为主轴的韩国社会赤裸裸的真实缩影,政府与财阀的合作使财阀成为了韩国经济振兴蓝图的实际执行者。而政府的政策也不可避免地向财阀倾斜,各种税收、金融优惠及政府补贴,使得大财团长期依赖政府政策扶持。

家族企业引发整个韩国经济与社会的震荡,这是以家族财团为主轴的韩国经济无法规避的问题,暴露的是家族式集团管理的弊端。

政商勾结是“韩国病”

朝鲜战争后,朴正熙大力扶植和利用财阀,发展国内经济,财阀在经济振兴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使韩国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首,但同时也造成严重的贫富差异及官商勾结。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政府都曾立志整顿这种政商勾结的“韩国病”。即便如此,韩国大财团的政商勾结、逃税漏税等丑闻仍然接连不断。

家族企业探索更开放且专业的经营模式,成为当务之急。然而,即便是在今天,韩国的家族企业也仍极少让外部人士进入核心决策团队。韩进海运的前CEO崔恩英是在她的丈夫去世之后,于二零零七年接过韩进海运,并担任CEO直到二零一四年四月。

崔恩英哭称只是家庭主妇

毫无企业管理经验的崔恩英,在零七年到一四年这七年间,是韩进海运的最高决策人。崔恩英还是乐天集团创始人、前会长辛格浩的外甥女。过去几年,她对整个集团管理不善,使韩进海运走到如此地步,被认为是韩进事件的最主要责任人。然而她在出席韩进申请破产后的听证会时,则声泪俱下地表示,自己只是一名家庭主妇,却要突然担负起经营韩进海运这样一个大企业的重担,才会酿成这样的结果,让韩国民众愤恨不已。

财阀为了维持庞大的家族式经营体制,而政府为了借财阀发展经济,使得大财团与政府利益不断纠葛在一起。秘密政治献金、非法避税、转移资金,有时甚至介入政府高层乃至总统竞选,这种荒唐的事件比比皆是。从某种层面来讲,连绵不断的丑闻,似乎是韩国家族财团无法避免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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