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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 加拿大儿童福利院竟明码标价卖孩子
上个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加拿大各省的儿童福利部门陆续把大约两万名原住民孩子从保留地带走，交由加美和欧洲国家的白人家庭领养。但是最近披露的证词和文件显示，他们中的一些人是被卖到国外的。
CBC记者Donna Carreiro报道说，当年负责此事的部门曾经对美国的教会和领养机构大做广告，把这些孩子的姓名和年龄等信息列成一览表，明码标价供人挑选。
芭芭拉.特雷米提尔70年代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家领养机构工作。她还记得当年收到的那些印着照片的加拿大原住民孩子的目录，也记得她所在领养机构对领养加拿大孩子的收费标准是每人1000到2000加元。
她回忆说，按照当时的法律，领养加拿大的原住民孩子不需要办移民手续，因此很方便，未来的养父母只要交费就行了。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加拿大全国有大约两万名原住民儿童被从保留地带走。其中3千人来自曼尼托巴省。CBC
难言的隐痛
玛丽娜.奥热隆3岁时和两个弟弟一起被一个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家庭领养。她的父母去世后，伯父收养了她们姐弟三人。但是曼尼托巴省儿童福利部门告诉他，他没有抚养这几个孩子的权利。奥热隆一直记得，离家那天，伯父为她收拾了一个箱子，然后亲亲她，跟她告别。
世态人心千百样，被欧美家庭领养的加拿大原住民儿童中肯定也有过得好的。但是，自己是养父母花钱买来的这个事实，多年来是许多人心头的一根刺。更不要说，有的养父母自己也对这笔钱耿耿于怀，把气撒在孩子身上。
奥热隆回忆说，她的养父母有一天告诉她，他们在她身上花了3万块钱，她应该心怀感激才对。在一个孩子眼里，这实在是一笔巨款。“我感到非常内疚。”
在成长时期和周围格格不入，在一个热闹的房间里感到孤独，感到无所适从，为自己感到羞愧。“……这种感觉影响到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许多被领养的人至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所苦。我们中的许多人从来没有见过父母手足，今后可能也无法见到。”
曼尼托巴省埃里克斯代尔保留地的原住民戴安娜.法斯特说，她的弟弟威利被从家里带走后，被一对印第安纳州的夫妇领养。威利的养母曾经对他说，她“拥有”他，因为领养他花了1万加元。
现在已经退休的特雷米提尔对这些被领养的孩子的感受有些惊讶。她认为她和同事们当年辛辛苦苦做的是好事：既为这些没人要的、“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找到了家庭，又给加拿大的纳税人减轻了负担。
卡拉.威廉姆斯的遭遇
卡拉.威廉姆斯出生在曼尼托巴省费舍河的印第安保留地，4岁时，一对荷兰夫妇花了6400加元领养了她。她说，她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印第安人，有自己的父母。她在少女时代被养父性侵，此后又经历了心理问题，几次怀孕和流产的遭遇，最后流落到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卖淫为生。1989年，她在一个原住民权益组织的帮助下回到了加拿大。此时她已经患了癌症。
卡拉.威廉姆斯在1989年回到家乡。
前曼尼托巴省法官埃德蒙.吉莫尔门说，卡拉.威廉姆斯的遭遇并不是孤立事件。
吉莫尔门受曼尼托巴省政府委托，在1984年对领养原住民儿童的政策重新进行评估。此前两年，该省已经暂停把原住民孩子送到省外。2015年6月，曼尼托巴省成为第一个为这项政策向原住民做出正式道歉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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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2016-03-10 鹤面 加拿大第一生活
一天，一个宝宝在家里不小心磕到了头部，年轻妈妈为以防万一，带着宝宝来到医院检查。医生检查时，年轻的妈妈显得很紧张，并且不停的问一个问题：宝宝只是不小心磕到的，不是我虐待他，你不会向CAS举报我吧？
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重复，因为在加拿大的家长心中，CAS已经成为了“夺走孩子，破坏家庭”的象征。
加拿大儿童保护协会（Children’s Aid Society，以下简称CAS）于1985年成立，此组织的初衷是保护儿童，为儿童提供福利。
假如一个家庭中出现体罚孩子、性侵、精神虐待、疏于照顾、家长和孩子的沖突等情况时，一经举报，CAS便有权介入调查。必要情况下，他们还可以把孩子带离这个家庭，送到别处。
他们本应成为孩子们的守护天使。但正如所有和世俗沾染上的事物一样，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个曾经的天使正在缓慢的被金钱与权力侵蚀。
去年12月，安省省长韦恩公开发声谴责CAS，表示她宁愿“炸掉”这个“残破不堪”的CAS制度也不愿意继续让更多家庭被破坏。省长发声
可这个新闻却无人关注，原因很简单：那时ISIS风头正劲，人们更害怕恐怖分子，没有人愿意相信自己家门口这个叫“儿童保护协会”的组织会如此可怕。
但当笔者翻阅过庭审案例、政府调查报告、新闻报道，将一块块碎片拼接到一起后，一个庞大的官僚机器终于展现出了它的冰山一角。
并非政府公益机构
首先，我们要谈一谈CAS的基本性质。一个很简单的问题：CAS（儿童保护协会）是一个政府公益机构吗？
在安大略省，CAS共有47个分机构，遍布多伦多，伦敦，滑铁卢等地。2015年，这些机构收到了总计15亿加币的政府资助（比警方预算还多出5亿）。
而这些讯息蒙蔽了所有人：人们误以为CAS由政府组建，由政府管控。但答案是否定的。
CAS其实是一个私人企业似的全国性组织。读者们可以把CAS想象成一个可以加盟的品牌，类似于麦当劳，肯德基等。CAS是一个很响亮的名号，但是在全国各地的分机构其实都是由当地的人员负责，他们之间没有从属关系，各自为王，都只不过是打着CAS的旗号而已。
他们的员工素质也参差不齐。一名前CAS员工就曾被指控性侵，法院要求该员工自首，而该员工则在第二天便畏罪潜逃。
但这个故事也很快的被公众遗忘。而这正是这个组织的可怕之处：一.它的权力之大，甚至高于司法。二.它与政府的关系极为密切，受到政府与警方的庇护。
就算出现重大错误也不会被起诉
CAS的运作过程如下：假如怀疑一个儿童被虐待，那么CAS的员工可以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进入一个家庭并展开调查；他们可以直接访谈一个儿童而不准这个孩子的家长在场旁听；他们可以强制要求警方对家长进行逮捕；如果家长拒绝配合，那么他们便可以将“拒绝配合”列为罪证，将家长列为“有嫌疑”。
在有些家庭中，父母决定不送孩子去学校接受教育，而是自己在家里教育孩子。就算在这种情况下，CAS员工也有权将孩子带离这个家庭。
2012年的一份第三方调查显示，CAS只有66%的逮捕案例和《儿童和家庭服务法》相契合，也就意味着34%的逮捕案例都是违法的。
显然，很多家庭会奋起反抗，他们可以上法庭据理力争，也可以对CAS员工进行起诉。而这时，CAS的可怕就会体现出来。
法庭的普遍看法是：假如CAS的员工的行为是“出于好意（Act on good faith）”的话，那么就算他们错了，也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无数CAS员工的错误都被视而不见。
那么究竟如何确定一个CAS的员工的行为是否出于好意？这个在文章后面会提到。
不受隐私法案的监管
CAS凌驾于司法之上的证据不止这一条，下面要提到的，就是他们另一可怕之处：隐私权。
安省有两大隐私法规，分别名为《信息自由与隐私保护法》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Protection of Privacy Act （简称FIPPA）和《市级信息自由与隐私保护法》Municipal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Protection of Privacy Act (简称MFIPPA)。
这两条法规详细规定了一个组织或公司有哪些隐私权，哪些文件必须公之于众，哪些文件不需要公开。但是当笔者翻阅CAS的手册时，却看到了这一条：安大略省的47家CAS不受FIPPA 和MFIPPA的监督。（Ontario’s 47 CASs are not governed by FIPPA and MFIPPA）
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算出现冤假错案了，就算CAS导致家破人亡了，司法部门也没有权力调查CAS的档案，因为CAS不受隐私法案的控制。
但反过来，CAS却随意窥探一个家庭的隐私，他们可以调查家族成员的病史，甚至可以翻看调查这家人的网站浏览历史。
内部文件泄露
纸包不住火，就算不受隐私法的监管，CAS仍然在2013年的一天，暴露在了公众眼前。
2013年3月14日，CAS高层发给员工的一份内部备忘录遭到泄露。而在该备忘录中，高层管理人员通知员工们不要急于结案，因为这样会导致政府资金的减少。
这番话什么意思？还要从CAS的运作方式说起。
CAS是一个资金充裕的组织，员工年薪普遍在6-7万之间，其主管也被曝光过多次：开名车，住豪宅等等。CAS的资金来源有多种渠道：捐款、基金会。但是他们最大的资金来源，还是政府的赞助，也就是纳税人的钱。
而政府赞助，则是根据CAS监护的儿童数量而来。
举个例子：CAS觉得一个孩子在家里受到了虐待，把这个孩子带走，这个孩子便在CAS的监护下。这个孩子如果最终被返还给了原本的父母，或者被别的家庭领养了，那么这个案子就算了结。
而CAS获得的政府资助，就和他们监护的孩子数量成正比。换言之，他们手上的孩子越多，他们得到的钱就越多，他们当然不想结案。
很多有善心的家庭想要领养这些被虐待的孩子，而他们最终都表示自己受到了CAS的重重阻挠，CAS以各种借口拖延和拒绝，因为CAS不想把孩子交给他们。因为一旦一个孩子被领养了，结案了，那么CAS就要反过来定期给领养的家庭以经济上的支持。
在这种体制下，孩子，便成为了CAS的经济来源。
漏洞百出
如前文所说，CAS是一个地方性的组织，每个分机构的规章制度都参差不齐，冤假错案频发。其中最令人震惊，骇人听闻的，当属去年的多伦多motherisk丑闻以及2013年的养父性侵丑闻。
Motherisk是多伦多Sickkids儿童医院的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也是CAS长期的合作伙伴。
假如CAS怀疑一个父亲或母亲酗酒或者有毒瘾，那么他们便有权提取这个人的唾液毛发，然后提交给Motherisk实验室让他们进行检测。
如果Motherisk的检测显示毒品测试为阳性，那么就证明此人吸毒，CAS便有权将这个人的孩子带走。
而就在2015年年中，第三方的独立调查报告显示：Motherisk实验室的器具不达标准，极有可能出现错误，而且在重新审查过去的案例时，已经出现了数十例错误。这意味着CAS已经破坏了数十个无辜的家庭。
此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CAS在表示不知情的同时，立刻终止了他们手上的数百例检测，数百名儿童就此滞留。
这数百位儿童的何去何从尚待定夺，但之前那些已经被带离父母身边的孩子们最后去了哪里？
2013年，5名曾经被CAS安置在养父母家庭的孩子联合起诉他们的养父母，称他们都在自己的童年时期遭到了养父母的虐待和性侵，而4名被告中，已经有3名认罪。
这些孩子们在他们原本最纯洁的孩提时期被陌生人带走，他们从未享受过家庭的温暖，而他们不知鼓起多大的勇气才能站在法庭上，和曾经的恶魔对薄公堂。
抗争的声音
那么究竟为什么？为什么这样一个腐败、无情、不负责任的组织居然今天还活跃在每一个角落？为什么曾经正义的CAS会沦落至此？
现在，笔者就会回答之前所有的问题：我们到底怎样才能停止CAS的敛财？我们到底如何确定一个CAS的员工究竟是好意还是恶意？我们如何让CAS重新回到他们应有的岗位？
答案：第三方监管。
从1980年开始，加拿大国会就出现过无数类似的法案： 88号法案、93号法案、 130号法案、 131号法案、 183号法案、 110号法案、42号法案。
这些法案由正义善良的国会议员们提出，而这些法案的目的都只有一个：赋予第三方对CAS进行全面调查的权力。只要这些法案中任何一个通过，那么司法部门都可以对CAS进行档案调查、财政调查、案例调查并最终收集证据，从而达到起诉的目的。
但上述所有的法案都已经失败，它们在其他议员的反对声中消失。
而离我们最近的，便是2013年，由Hamilton的保守党议员Monique Taylor女士提出的42号法案：将监察法案用于儿童保护协会法案（An Act to amend the Ombudsman Act with respect to children’s aid societies）
42号法案也是所有法案中最接近成功的一个，它成功地越过了第一轮和第二轮辩论，但自那以后便无人问津。
Monique Taylor女士是一个慈祥的母亲，在正式提交法案前，她收集到了来自1200个家庭的联名信，但她最终却也没能成功。
在第二轮辩论中，这一法案得到了55票支持与34票反对。
为什么反对者会反对，也许他们有他们的理由。CAS的面具，也许终有一天会被揭开，在我们抗争的同时，也请不要忘记那无数孩子深夜的哭声，那无数永远凑不齐的全家福，无数父母们被击碎的心。
假如要靠所有人的团结才能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那么也要有所有人的冷漠才能对孩子们的痛苦视而不见。
其实加拿大几乎所有的社会服务机构都是类似CAS似地打着保护某某的旗号，捞取私立的，
比如说让加拿大人引为自豪的公费医疗，每年投入上千亿的巨资，但加拿大人看病难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做个手术要等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钱哪去了？看看一个外科医生一年能挣几百万，就知道了，如果要评批现医疗制度，那些医护人员反对的声音最大，
再比如每年投入廉租屋的钱也不少，可加拿大人要想住廉租屋却要等上十几年，恐怕还等不上，但那些管理廉租屋的头头脑脑们的薪水却都是十几万几十万的，
类似比较一下就知道加拿大类似的社会服务机构基本都是这样，已经形成社会利益集团，绑架加拿大人谋取私利，
这些就是加拿大现在的最大的社会问题，
而这些问题，又由于这些社会服务机构掌控社会顶层资源，导致政客们不敢去触及
最后只有普通民众来承担一切成本了
要改变这些，只有大多数普通民众能认识这一点，团结起来共同反对社会利益集团，才能迫使政府向他们开刀，取缔类似像CAS这样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