拣堂：明郑是如何丢掉台湾的

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郑成功在金门誓师，他亲率将士25000名、战船数百艘，自金门料罗湾出发，次月抵达澎湖，四月初二利用涨潮出敌不意地在鹿耳门及禾寮港登陆，随后以优势兵力包围荷军防守薄弱的普罗民遮城，并切断荷军水陆交通。不久，普罗民遮城守将猫难实叮（Jacobus Valentijn）献城投降。荷兰总督揆一坚守热兰遮城，双方僵持了近9个月后，因荷兰士兵叛逃泄密，郑成功以炮轰取胜。热兰遮城内的荷兰人决定交出城堡，并派出代表与郑成功谈判。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荷兰签字于缔和条约投降，16天后，荷兰人离开台湾，结束了38年的统治。至此，台湾台江领地，尽落郑成功之手。

一般教科书由此说，台湾成为郑氏反清复明的基地，实际上并不是。郑成功真正反清复明的基地是厦门、金门和漳州，作为明末最大的海商——更确切的说法应是海盗——家族，郑成功占领金、厦二岛后与对外贸易关系更加密切，不仅独擅东南沿海对外贸易权，还使厦门成为当时中国对远东和东南亚各国进行对外贸易的一个中心站。在清朝几次海禁后，郑成功认为只有驱逐荷兰人，克复先世基地，才能恢复对外贸易，可以说，这是他收复台湾最重要的原因。

然而在收复台湾后，郑氏面临着相当严重的粮食危机，他们终结荷兰殖民者的蔗糖业，转而开始屯垦，这一举奠定了台湾日后的农业基调。不过郑氏得到台湾后，充分利用了台湾的优势，郑氏的船只络绎不绝于东、西两洋进行贸易，与日本、逞罗、安南、菲律宾、柬埔寨等国家都有通商关系,把台湾的土特产,如鹿皮、鹿脯、樟脑、硫磺、蔗糖等远销海外，换回铅铜等所需要的金属货物。尤其是对日本的贸易，更是郑成功从海外贸易中获得最多收入的一个主要贸易伙伴。

清政府知道一时难以围剿郑氏，于康熙元年（1662年）施行一道针对于郑家的“迁界令”，这比7年前发布的禁令更进一步，不止严令禁止官民擅自出海贸易，更将东南沿海的村庄居民全部内迁50里，房屋、土地全部焚毁或废弃，不准沿海居民出海。清政府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绸缎和丝棉带出境贸易者，杖一百；若将人口或兵器偷运出境者则处以绞刑。

这个坚壁清野的策略实施得非常彻底，目的是让郑成功粮饷物资来源枯竭，最后迫使其山路五商、海路五商无法经营。

不过想法虽好，对郑氏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打击。江浙地区需要台湾的糖以及原材料，而台湾的生活用品大多来自江浙，双方都有着强烈的贸易需求，在厦门拥有基地的郑氏遂克服了制约海峡两岸海上交通的各种因素，另一方面见在台汉人的大量增加，两岸的交通和贸易活动反而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但入台后，郑成功很快病逝，郑氏家族发生内讧，最终由郑成功长子郑经胜出。

在继承了延平王爵位后，郑经最初大部分时间还是呆在厦门。不过很快，康熙二年十月，清庭与荷兰人联手，清靖南王耿继茂以一百艘战船的规模，连同荷兰的14艘精锐战舰，悍然向郑经的金门、厦门一带发起进攻，由于先前明郑政权刚刚内讧过，势力受损严重，以致郑经很快不支，只好败退到铜山，事后又不得不进入台湾岛。

从败退台湾岛开始，郑经就着手对台湾进行经营，然而局势异常的困难。在失去金门与厦门后，同大陆的连接被切断，失去了货物及贸易基地，经济一下陷入了困顿。与此同时，不甘失去台湾的荷兰人卷土重来，占据了基隆港，并瘫痪了台湾对东南亚的贸易。

内外交困的局面下，郑经除了经营台湾，更与德川幕府达成了贸易关系，成为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台湾大量输入日本银、铜、铅、盔甲，以支援日本战争的需要。除了这些，台湾的糖与鹿皮自荷兰时期以来一直为日本人所青睐，因而在台日贸易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双方的贸易量在1665年到1672年达到高峰，而为了加强双方贸易关系，郑经允许日本商人住在基隆。

除此之外，郑经邀请英国东印度公司开通贸易，双方在康熙十年签订通商条约，从此郑氏透过英国获得火药和兵器，英国人也帮助郑军训练炮兵，郑经还借用英军炮兵作战。

同时为了抵抗清朝实施迁界令，他接受陈永华的提议，贿赂清朝将领进行走私，由沿海流民负责转运货物。当时台湾的汉人男多女少，甚至进行妇女的人口贩卖。流民也负责替明郑军队据守岛屿。

靠着新开辟的贸易对象以及大力发展农垦，郑经维持住了在台湾的统治。

三藩之乱爆发后，郑经于康熙十一年年趁着战乱重新夺回闽南，并以厦门为根据地，陆续攻下漳州、泉州与潮州三府，进而攻下闽粤交接的重要据点惠州，重新开始经营对大陆沿海的贸易。

康熙十七年十二月（1679年1月），在清廷逐步掌握闽、粤两省后，再度恢复迁界令，这次比前一次更加严格，不仅内迁居民，北从福州、南到诏安的沿海都设立要塞，并且盖围墙当作界线，郑氏无法再透过贿赂清将进行交易。随着广东平南王尚之信、福建靖南王耿精忠、云南平西王吴三桂相继为清军所平定，征战多年的郑氏仅能守住厦门。

康熙十九年，清将万正色遣人游说郑军水师副总督朱天贵（原为耿精忠部将）率舰300艘，将士2万余人降清，郑经放弃厦门并率残余兵力回台，从此，郑氏再也没能夺回厦门。

回台后的郑经心灰意冷之下全然不管政事，由世子郑克臧监国。虽然郑克臧办事英明果断，但在清廷对闽、广外贸商整肃下，郑氏家族的贸易伙伴逐渐减少，譬如英国。英国在与郑氏达成通商条约后，一直在争取与清朝、日本直接进行贸易，随着厦门的丢失，英国也失去了在中国大陆立足的商馆，而郑氏对英国人在台湾的贸易控制也越来越紧，英国人无法自由贸易，双方贸易关系破裂。

困守孤岛的郑氏家族仅拥有澎湖这个战略要地，然而他们已经无法从贸易中获取支撑军备的资金，只能在台湾努力拓广耕地、发展农业，郑家已很难再与清朝廷抗衡了。

在这种艰难局势下，康熙二十年郑经于承天府去世后，郑家再次内讧，权臣冯锡范、刘国轩发动东宁之变，杀郑克臧，立次子郑克塽即位，台湾民心渐渐涣散。

恰在此时又发生天灾，因米粮缺乏，军民之间怨声不绝，暹罗洋米趁机涨价，“米价腾贵，民不堪命”,“人民饥死甚多”（《海上见闻录》）。

在人心浮动、社会不稳的情况下，澎湖被施琅攻下的消息传来，郑克塽于廷上征众臣议，朝臣分成死守台湾、迁吕宋岛再战与降清三派。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与众臣商议后，郑克塽选择了刘国轩的建议，呈降表予清，施琅入台纳降，郑氏在台23年的统治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