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论：必须将“港人治港”落到实处

香港回归以来已经举行了6次立法会选举，还没有一次能像第六次那样，持续牵动陆港两地心弦，为香港社会的未来走向增添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首先是因为从2012年选举到本届选举的4年期间，香港发生了一系列挑动陆港神经的政治事件。2014年6月的白皮书发布，全国人大常委会的“8?31”决议为香港特首普选连落三闸，占中事件，香港政改失败，2016新年夜旺角骚乱，铜锣湾书商案、何韵诗事件等，致使陆港矛盾和香港内部矛盾不断升级。本土和前途自决派藉机兴起，使得本届立法会选举的竞争空前激烈，各种政治派别纷纷鼓动选民走向投票站，加之当下许多港人有危机感，希望透过手中选票改变政治生态或宣泄紧张情绪，从而让本届立法会选举的投票率和投票人数创历届新高，民意也进而得到较充分的体现。

其次是因为本届立法会选举的结果，揭开香港全新的政治版图。建制派议席缩减到40席，内部分化暗流涌动，6名本土和前途自决派进入立法会，在一定程度上重构过去建制派和泛民两分天下的格局。这既加剧香港社会的进一步撕裂，碎片化状况愈来愈严重，又让长期坚持体制内抗争的泛民局促难为。说明自决甚至港独建国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政治力量，令作为陆港最大公约数的“一国两制”陷入空前危机。

何以至此？曾几何时，整个香港都流行着中华情结，诞生像《我的中国心》之类引起强烈共鸣的歌曲；被定位为反对派的泛民政党的民主党，主张“民主回归中国”，与国家命运共进退，是“一国两制”的积极践行者。为何在已经回归接近20年后，“一国两制”竟陷入困境，以至于让激进本土甚至港独思潮藉机盛行，并在短短两年内，完成街头社运到立法会议员的华丽转身呢？

放在今日香港的现实上分析，激进力量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崛起，归根结蒂在于香港回归以后未能彻底铲除官商治港的痼疾，使得深层次经济社会矛盾日益严峻。与此同时，某些代表中央的部委未能全面准确理解和落实“一国两制”，随意挟巨量资源积极参与到除了外交和国防之外的香港内部事务中。关心和了解香港事务是这些部门的职责，但它已经参与介入到香港事务，甚至干预和直接控制香港内部选举，直接干预新闻传播和某些社会事务。这种干预不仅加剧港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危机，对“港人治港”产生怀疑，而且导致曾经的两大派别建制派和泛民长期陷入对立和撕裂之中，令议会政治沦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阻滞了港人关切的本地政策辩论的深入开展，遑论推行。

这些治港机构轻视了建设“一国两制”的挑战，在二元对立的斗争思维影响下，将建制派定位成“爱国爱港”，大力扶持，令其逐渐蜕变为妨碍香港改革的保守势力；将泛民定位成反中乱港的“反对派”，倾力压制，在导致温和泛民的生存空间被挤压的同时，激进泛民日益走向与中央政府对抗的道路，其结果是陆港矛盾、建制派与泛民的矛盾不断被激化。由于香港历来是个官商共治的社会，这个早在英治时期就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因为政治撕裂，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不断恶化，导致香港经济低迷、贫富差距严重、年轻人缺少发展机会，整个社会弥漫着怨气，以至于激进力量乘势兴起，而这又会招致治港机构的压制，引发民意反弹，令治港机构的压制与激进力量的兴起陷入此消彼长的恶性循环之中。

在本届立法会选举中，治港机构的介入再次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有传言称，一些候选人通过某些治港机构官员运作，居然能在损害传统建制派议员的情况下获得议席，有一些地方甚至是直接牺牲了工联会等建制派的参选人。要认识到，这是违背“港人治港”的错误行为，不仅会导致民意对中央不利，而且会造成建制派分化，不利于建制阵营的长远发展。在近期的立法会主席角逐中，据说又是某些治港机构一锤定音，敲定香港经济民生联盟（简称经民联）梁君彦出任新一届立法会主席。《文汇报》《大公报》和《商报》等三份亲中报章同日刊发多篇报导及评论文章，力挺梁君彦是香港现时政局下立法会主席的“合适人选”，这除了进一步妨碍“港人治港”，为激进力量提供土壤之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这些一心向“左”的治港机构，或许是担心本土自决派进入议会，议会秩序可能更加混乱，所以才出面介入，让作风硬朗的梁君彦主持大局。实际上，这不符合“港人治港”精神，落人口实，果真如此，完全是好心办坏事。要知道，本届立法会选举的过程及结果，反映香港选民仍是务实、理性的。不光新晋议员的6位本土自决派中真正激进的只有三位，包括黄毓民在内的激进候选人多数被淘汰。据媒体统计，真正激进独派的总得票只有235，903票，约占总有效票数10.9%，只获得一成的社会支持。这种情况在世界范围内都十分常见，根本不会影响政治大局。治港机构既不能掉以轻心，也无必要过度反应，只须透过本届立法会选举结果进一步认清香港的社情民意。不仅要明白建制派不是香港社会的主流，要相信港人的理性，更要通过真正落实“港人治港”来弥合各种政治力量的撕裂，从根本上清除激进势力的土壤和养分。

立法会选举是“一国两制”的直接体现，而“港人治港”则是“一国两制”的孪生兄弟，是一国之下两制得以落实的宪制安排。“港人治港”是中央政府通过《基本法》对港人的政治承诺，明确港人属于“一国”范畴下的中国人政治身份定位，折射出邓小平的自信，以及对港人的高度信任，亦是陆港互信的基础。在“一国两制”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下，如何将“港人治港”落到实处，已是摆在所有政治力量和730万市民面前不容回避的难题。

在这一点上，包括泛民和温和建制在内的温和政治力量，都要意识到团结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重要性，要在这一框架下把握住“港人治港”的政治精髓。泛民应放下意识形态的包袱，把握住几个月前张德江访港留下的沟通机会。温和建制亦需要反思，是否只有对他人的唯命是从，才是爱国爱港。民建联之类的组织应该要懂得“长大了，要自力更生”，保姆或许很好用，但孩子要独立才算真正长大，这对自身和香港都十分必要。

新晋议员的本土自决派也要知道，自己是在香港畸形政治经济生态下成长起来，期间忍受了深层次的炙烤，如今能够顺利进入议会，说明北京和香港管治机构无意完全封杀本土派的政治参选，表明本土自决派的声音已经得到港人的关注，并有了合法表达诉求的渠道。既然如此，就要明白“一国两制”是自身和香港赖以发展的基础，要珍惜通过选举合法机制得来的参政机会，推动“港人治港”的发展，如果一味激进，甚至策动港独，只会适得其反。

中央政府以及治港机构更需要充分展示政治自信，坚持依法规范，言出必行，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将“港人治港”切实落到实处。在治港问题上“左”起来容易，因为它足够政治正确，实际上，它却会在政治正确的包装下离间、失散香港人心。香港从地缘到人口都不能对内地形成威胁，又有解放军驻守，怕什么！中国的体制、中共的威望还没有脆弱到被香港资本主义制度搅毁的地步，根本不用严防死守乃至被一些人弄得鬼影幢幢。在治港这个问题上，只有北京先建立起充分的自信，才能真正将“港人治港”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