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中南海之意 人权大动作何以被忽略？

虽然早在9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发表了长达一万多字的《中国司法领域人权保障的新进展》，属于对十八大至今四年政法工作的总结，并在半个月之后从实际行动层面增补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属于对接下来如何做的铺陈，但就是这样两份重磅文件，却并未在媒体层面引起足够重视。从大陆传媒圈有限的报道来看，只是单纯对文件进行“重点提取”，并未见有更多解读。

比如中共官媒新华社对人权白皮书十大数据的提取——4年间3,369名被告人获无罪判决、4年间判处贪污贿赂罪犯超10万人、去年（2015年）共特赦服刑罪犯31,527人、裁判文书网总访问量达4.1亿人次、去年（2015年）起诉重大责任事故犯罪2,199人、308万人列入失信黑名单、 未成年罪犯比例降到3.56％、为4,100多名被拐卖儿童找到亲生父母、2,558个看守所聘请了特邀监督员、审结国家赔偿案件1.23万件。

用数据说话，这固然是总结过去的有效手段，也是红头文件值得提取的内容，但比数字更为重要的，是文件背后的中南海之意。作为对过去四年政法工作的总结，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有了怎样的新认识、新思路？在后周永康时代，面对来自世界范围内的人权拷问，中共又该如何通过对人权的保障，来获得执政合法性新的法理基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此现代化的大前提，中共如何才能借助人权形成足以抗衡西方的“中国特色人权评判标准”？

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先回答传媒为何集体忽略了这样的重磅文件。力的作用是相互的，这样的结果，也不是一个巴掌就能拍响的。站在长期受限于政治红线和报道禁区的陆媒立场上，可能是基于自身意识形态或市场需要的选择性忽略，也可能是从一开始就不解中南海之意。何况人权一直是敏感的话题，一言不慎，就可能越过红线，导致政治不正确。既然如此，又何必去碰触这只烫手的山芋？

这样的选择性忽略或是不解中南海之意，显然不是第一次发生。此前中共喉舌对于三中全会《决定》的解读，就陷入到了一贯的党八股和空洞的泥沼中不能自拔。这与《决定》本身翻天覆地的60项改革，相去甚远。

除了喉舌的缺位，从另一侧面来看，也说明中共的政治公关能力还有待提升。政治行为的实际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公关能力。这对于长期习惯于宣传灌输和“命令—服从”式的政党和政治体系来说，不啻为一个很大的挑战。面对公民意识的觉醒和来自四面八方的现代化挑战，使得中共再无选择的余地。

当然，就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对中共来说，既要踏踏实实、真正将白皮书中说落到实处，真正将依法治国和对人权的保障落到实处，又要通过现代化的政治公关来消除外界的质疑。要知道，十八大至今，随着律师、记者、活动人士和其他异见人士不同程度被捕，并在官方的电视节目上示众，供认自己的“罪行”，加剧了外界对于中国人权状况的诘问。如何“解释”这些做法，如何消除这些质疑，是中共必须面对的，无法逃避。

人们津津乐道于中国外长王毅对加拿大记者有关人权追问的反击，“最了解中国人权状况的不是你，而是中国人自己。你没有发言权，而中国人有发言权。”既然发言权掌握在13亿中国民众手中，那么中共不妨以更加现代化的政治公关能力，中共喉舌不妨透过现象看本质，让民众更多了解中西方在人权方面的不同标准，以及第五代领导集体在人权保障方面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如是，方才能让民众切实感觉到中国人权状况的变化，同时让轮番拿中国人权说事的西方国家自觉无趣地沉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