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核心”的现代政治意义

中国已经进入“习近平核心”时代。从今年初中共政治局会议首提“核心意识”以来，加之2012年十八大之后中共政治走向的突出表现，“习近平核心”的形成，已经成为这些年中共领导结构的最重要变化。而且，观察者还普遍认为，习近平这个核心的形成，是中共历史上承接毛泽东、邓小平以来形成第三个时代的标志，他也因此而被认为是毛邓以来最强大、也最有领导力的核心。

“核心”是个中国现代政治概念。中国传统政治建立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君臣逻辑上，施行的是独断专行的皇权体制，皇帝对任何人都具有生杀予夺之大权，整个社会发展与走向亦系于“朕”一人。在这样“朕即国家”的政治体制里，皇帝和官僚体系构成了梯级森严的“命令-服从”关系，根本就不需要“核心”。

“核心”概念也不同于西方宪政体制下，透过民选票决成为总统或首相的领导人。现在的西方社会在欧洲大革命后逐渐建立起了“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这是一种基于社会契约论逻辑的人民授权体系，总统、总理或首相，通过选举的民主机制，在履行必要程序后成为国家行政系统的最高领导者，他们的权力受到制度设计中议会和司法部门的制约。

习近平出席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大会 (图源：新华社)

而“核心”则不同。它既不是通过类似于西方宪政体制的程序产生，也不是因为你出任了中共总书记或中国国家主席就自动成为“核心”，而是你必须还要经历时代挑战和能力考验，只有在大时代、大变革时期具备谱写新的历史篇章时代的执政功绩、并能获得人民普遍和衷心拥戴的政治家才能荣获这样的称谓。

也正因为如此，加之自身的历史经历和政治结构，西方舆论每当一听到类似“核心”的政治说法，就以为另一个“皇帝”即将诞生。事实上，今年以来，一些颇具影响的西方主流媒体，如《经济学人》等，用身披龙袍的中国传统皇帝隐喻作封面故事来比拟习近平当前的政治地位，就是基于这样的片面认知——任何有着极高威望的领导者，在中国的体制内，也只能够是一个独裁的皇帝。

然而核心论对于中国人来说，它和传统专制政治的皇帝完全是两回事。“核心”的时代意义恰恰在于中国对皇帝专制制度的摒弃，其理论暗喻就是被“授予”核心称谓的某个政治领袖，他的社会认受性远超过他的职位所赋予的内涵，他的领导作用也超越了这种职位所能够传播的意义。中国人将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理解为中国政治或领导层的“核心”，不仅绝对不是将他们作为皇帝来理解，而且“核心”的称谓本身就带有民主成分。

在理解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两个最基本的事实。一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这种传统在近代以来的历史性演变。两千多年来，中国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有着大一统的历史认同，而进入近代以来，随着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又不可能再回归到原来的专制皇权体系。

“习核心”说法尚待官方“正式通过” (图源：Reuters/VCG)

这种历史经验让许多中国人对中共的政治体制有了辩证认识。虽然目前的制度依然有很多改善空间，或者说依然让人们感到不甚满意，但这样的制度却让中国从内有皇权专制、外有外敌入侵的落后状况中摆脱出来，推动了改革开放，让中国从一百多年的一穷二白中崛起。这说明中共政治体制在中国复杂的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面前，有其适用性。

二是中国的人口因素，以及由这种人口因素所衍生的社会治理挑战。中国有着将近14亿人口，其数量远超过实施宪政的美欧日等国家的人口总数。人口数量变化所带来的社会治理难度不是简单的线性增长，其艰难与挑战在中国社会此起彼伏的各种复杂矛盾冲突，以及美、欧、印度等国在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结构性难题都有着最直观体现。

这两个基本事实，使得中国根本不能简单照搬西方政治教科书上的说辞或现行制度，而是必须建立一套适合自己的政治生态或环境，必须有一个能够解决复杂问题与挑战的有力的领导力量来进行统领——既能领导，又不专制；既为核心，又不霸道。另一方面，中共作为唯一执政党的客观现实，也是解读中国政治生态的另一不可回避的客观前提。

中共实行的政治体制是民主集中制，它同时是中共的组织原则，加上上述中国社会治理今天面对的两个基本事实，就要求中国既不愿意再产生一个皇帝，也不愿意走上西方体制的道路。它必然会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透过协商等方式达到统一和合力，否则社会就会陷入混乱、停止发展，甚至分崩离析。在统一和合力的过程中，如果遇到高效推动和完成这个过程的领袖，他就自然而然成为中共政治的“核心”，继而成为社会进步的“核心”。

所以说，正如多维新闻网在2015年03月01日的《习近平核心地位的时代必然》社论所言，“核心”在中共政治逻辑下至少有三方面的政治意义：它从政治概念上去除了帝王角色，为民主体制提供了前提；它既强调集体领导，更强调集中统一，也拒绝任何形式的绝对权力；它代表了集体中的领导力和推动力，保证了集体的团结和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