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变相升级？《纽约时报》质疑中纪委

“欲知平直，则比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近年来，对于中国政治生活的最大感受恐怕就是中纪委的密集反腐。外界有人认为，从中共反腐成绩单上不断增加的名字，反映出中纪委的权力正在不断扩张。

对上述的观点，美国《纽约时报》则刊出《中纪委权力升级：除了反腐，还有“政治体检”》一文，文章称：“中共六中全会将发布‘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规定，特别是针对党内高层。这会让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拥有更多监督和惩罚官员的权力。”

外界对于中纪委的权力“扩张”有猜测，也有质疑。其实，倘若仔细分析也不难看出质疑之声的原因。以香港廉政公署或者美国联邦调查局为例，中共中纪委作为反腐机构，面临执政党自我监督的困境。

除此之外，人们会有更进一步的疑问：即便中纪委可以有效监督党组织，那么又由谁来监督中纪委呢？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能得到回答，中纪委的合法性就容易遭到质疑。

一个关于“自我监督”的困境，从理论上而言，中共中纪委的确可以起到自我监督的作用。有学者将经济学中的一个精彩的例子与之分享：在河流上的纤夫们为了团队利益，会出钱雇一个拿鞭子的人来负责监督自己，谁在团队中偷懒便会受到监督者的鞭打。

对于中共来说，中纪委就是这样一个被雇佣来鞭打自己的机构，为了保护执政党的执政利益和合法性，必须要承担起反腐义务。除此之外，还有一关键是中纪委的工作人员需要比其他党员具有更强烈的忠诚度，使得它能够时刻在维护中共党的根本利益的高度上行事。

所以，对于“谁来监督中纪委的疑问”，把自我监督问题推到了机制。它不仅关乎执政党本身的内部分权，也关乎执政党与国家、社会、公众的权力边界与相互作用。

当然，中纪委本身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在此前的组织架构变革中，中纪委专门设立了一个纪检干部监察室，就是为了回应谁来监督中纪委的质疑。

彼时的舆论场内，也出现一个声音，认为站在执政党的角度，中纪委的工作人员需要由一批真正维护执政党利益的人来组成。正如香港廉政公署最早的成员多是基督徒，他们的使命感强，政治道德上的洁癖使得他们甚至愿意牺牲性命。

另外，关于一些制度上的安排，也可以使中纪委得到执政党体系内部的监督，比如可设立门槛，要求在中纪委系统工作的人员需首先向党组织内部公示财产及来源等等。

如果从过去十几年看，中纪委这个手拿鞭子的自我监督机构，在维持党纪与国法方面并不令人满意。以“中共十八大”为时间节点，在中共十八大之前，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年。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但随即曝露出制度上的缺陷，将一些重大问题掩盖。而中共中央权威，以及执政党对党组织本身的控制，也在此前的十年中日渐削弱，很多地方的党组织腐败严重，人心涣散。

但是，中共十八大之后，中纪委开始扩权变革。从近些年中纪委的组织结构变化来观察，目前中纪委仍然是加强对地方党组织的控制和监督，通过一段时间内的密集反腐，重塑权威与声誉，在制度上也正极力的寻求改革。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纽约时报》文章中引用北京人民大学政治学家金灿荣的话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从去年开始就面临着全国范围的“软抵抗”，文中称，：“地方精英、地方政府普遍的不作为，没有人反对，但是没有人干事”。

其实，对于中共某些官员的“无作为”现象，在现今中共的政坛上仍存在。经济学中有人力资本理论，讲到人力资本最重要的特征，便是其使用者可以自行决定如何运用自己的能力。

换句话说，打击贪腐的力度太强，容易当地方官员更倾向于“不作为”，以懈怠的方式去对抗监管，反过来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造成无法评估的负面影响。所以，中共在遇见“一些官员虽然贪腐，但是繁荣经济和发展社会的能力出；有些官员清廉，但是为政多年毫无建树”的现象时，该如何做？

外界早已经看到中共领导人在解决这一问题时的做法，从制度建设入手，沉底改变用人制度，把公务员中支持反腐，也愿意按照新一届领导施政方针的干部大胆提拔上去，并且，打破地域、打破级别限制、打破条条框框。

而且，加强对于干部“不作为”行为的督查和惩罚。可以接受人民群众的举报，只要接到了人民群众的举报，组织部门或纪检部门就可以介入调查，对于官员“不作为”行为进行严厉查处，就像反腐那样，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官员形成新的威慑力，使其不敢再继续“慵懒散拖”。

正所谓“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作为中共的反腐机构，中纪委将来会越来越多地担负起监察部门的角色，而未来会如何？不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