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全会闭幕 中国再次进入“核心”时代

宣布其目的为“将治党管党一抓到底，标本兼治，保持长效”的中共第十八届六中全会，在四天的闭门会议之后，于北京时间10月27日结束当天发布会议公报。在党内首次以公报的形式确立了习近平党“核心”的地位。他在第一个任期临近届满之时，以雷厉风行的执政，为中国设计了一条清晰的改革与发展路线。事实已经笃定习近平在中国这个时代的核心政治领袖地位。

在国际与中国内部，更多的民众与媒体都在谈论习近平，他所带来的改革正在中国形成更加广泛的共识。而在四年前，大陆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中国需要大改革的迫切性，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众多人士则在不停地抱怨官员的贪腐与乱作为，经济发展的失衡，以及层出不穷的严重社会问题等。直到习近平上任之后，谁都没有想到他能用决绝的态度整饬侵入中国社会的腐败毒瘤，又通过中共党内的几次全会梳理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路线。中共体系内已有相当的共识，这一轮的改革所涉领域，以及深度和力度都将超越三十多年前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

很多人现在拿习近平与曾经的毛泽东与邓小平纵向比较，也会拿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横向比对。当然，也有外面和内部的不少人并不完全认可中国发生的一切，认为习近平的“强硬”不仅会得罪内部掌管各类权力的官僚体系，会让中国的发展更为危险，他们甚至会认为将影响中国的“民主”进程。但对于一些观察家来讲，持这种观点的人大都不愿意直面西方民主国家正在发生的系统性问题，这就包括经济持续不断的危机，政客们正将民主政治蜕变为民粹与极端，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混乱。

当然，六中全会之后，一个全景且纵深的习近平也将伴随着他设计并推行的改革，清晰地展现出来。在特别强调“统一思想，齐心协力”的中共来看，六中全会很可能是其执政重心调整方向的信号，即转向加速推进三年前确定的改革路线图上。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中共“核心”的概念想必会掀起更大的热议。

习近平的“遵义会议”

即便在一两年前，中共体制内依旧有相当多的人在质疑中国为什么需要再次大改革，为什么要自己折腾自己？这里既有回避问题的人，也有真的不理解的人，这些人都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获得很大成就，改革出现的问题是难免的，但不至于调整甚至否定原来的工作和路线。如今，观察国际与国内的两个不同环境，质疑中国需要再次大改革的声音走入窘途。

期盼复兴的中国，首先要承认今天正面临相当严重的危机与发展环境。国际上，全球格局毫无疑问在进行着深刻调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正成为新一轮全球权力转移的中心。另一方面，世界局势再次陷入不确定当中，地缘政治、经济、文化与意识形态博弈日趋紧张，恐怖主义阴云不散。而美国遏制乃至敌视中国的态势显露无疑。中国将不得不面临一个更具挑战的国际环境。在内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既让改革遗留问题日益变得不可忍受，又积累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还有新疆、西藏分裂问题，香港和台湾问题也变得空前严峻。整个国家进入了矛盾凸显期，亦决定了这个国家迫切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者来整合力量。

过去四年，习近平以雷厉风行的执政，为中国设计了一条清晰的改革与发展路线。事实已经笃定他的核心政治领袖地位。（图源：VCG）

熟知中共历史的人都清楚，习近平在2012年接班后所面临的困境，一点不比长征时期遵义会议前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和邓小平复出时的政治斗争好多少，而危机的来源几乎都在党内。这就不难理解习近平为何在他上任四年内先提出改革的路线图，再涉及影响执政与社会稳定的依法治国，又确立以供给侧为基调的经济调整新方向，直至六中全会“全面从严治党”的确认。可以想象，如果这四年并没有进行反腐和深化改革，今天的中国是否会比之前更好？现实表明，可能更艰难地维持发展的势头，但中共与民众的关系，肯定会遭遇更为危险的挑战。

可以看出，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无论是反腐整党，调整经济发展策略，还是引发外界争议的各类治理与管控等，其目的是在打扫与清理国内最为急迫与突出的发展矛盾。中国有句俗语叫“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不把自家屋内的“污秽”和影响改革的壁垒清理掉，不能有效统筹改革的舆论，又如何去更好地推动改革？这种改革逻辑一直是中国政治历史的一部分。

经过前四年“你死我活”的反腐，习近平和王岐山可以说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导权，持续不断的党内整风也在近9,000万党员中产生了初步效果。相信中共的六中全会不单单是为了清除身体里的“病毒”，应该是习近平改革路线图中一块非常重要的拼板，更是党内自身重构的开始。按照中共的思维方法，大病之后要开始有系统地养好身子，有方法地强身健体，以防旧病复发。当然，六中全会也是习近平在第一个任期与第二个任期至为关键的承接。

习与毛邓最大的区别

习近平与毛泽东、邓小平一样，都处在一个国际大变局和中国大变革的时代之中。但与两位前辈相比，他所承受的内部危机截然不同，但也赋予了他复兴中国的莫大机遇。更为显著的是，毛邓时代都是在探索与试验中去寻找中国发展的路线，习近平应该相当清楚中国要走向哪里，及通过怎样的路径。不必再进行可能带来沉重代价的试验。

“打天下易，治天下难”，是中国政治经验的总结。在和平发展与财富快速增加的年代，中共却在遭遇着“打天下”时都未曾有过的党内危局。贪婪与腐化吞噬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精神与物质成果，整个人心党心军心在巨大的利益面前都溃不成军，极度涣散。就军队而言，因腐败而倒下的将军比战争时期多近百倍；被审判与调查的省部级高官甚至是前三十年的总和。

习近平上任后，出人意料没有采取鸵鸟政策，而是以一种强硬的、积极有为的执政风格来应对。他曾在内部会议上强调，“与腐败作斗争，个人生死，个人毁誉，无所谓。既然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交给了我们，就要担当起这个责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则多次公开回应，反腐败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

但这不是“为了反腐而反腐”。在中共高层看来，反腐是手段，目的是深化改革，民族复兴。可能对习近平来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相信他也正是通过这场前所未有的反腐斗争，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政治与执政原则。

在2013年正式推出大改革策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前期，习近平公开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他的这番表态，被中共党内冠以“两个不能否定”。但人们或许没有意识到，习近平讲述这番话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或许在告知外界，他区别于毛邓所代表的时代是，不再需要大胆的探索与尝试中国该实行怎样的政治体制，又该采取何种发展模式。

重新研究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所公布的中国“改革路线图”可以发现，最核心的改革目标应该是要建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较于中共之前一直强调的“四个现代化（注：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无疑是更进一步、更高层级的现代化规划，是其他现代化的保证与基础。当然，也解决了中共执政合法性争议的关键。

作为中共领导人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从小就在中共核心政权所在地的中南海大院长大，耳濡目染，也亲身经历了那些重大历史时刻。在中共官场三十多年的完整履历，又让他历经中国这几十年来各个重要变革时期。因此他懂得吸取并总结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个时代的探索，也因此有相当多的评论认为他的执政风格既像毛又像邓。如果习近平不清楚中国的道路在哪里，又该怎么走，那无疑对他和中国而言都是失败的，也将不会成就他的历史地位。

当然，习近平对中西方文化的了解也足以让他明白中国的方向。从很多公开的报道与讲话中也能看出他相当有兴趣挖掘和寻回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这说明他能够主导一场革新中共执政理论与法理基础的大变革。只是习近平所推动的改革还远没有到予以历史评价的时刻，或许中国迎来某一个发展节点时人们才能理解习所创造的巨大价值。

通过四年的执政，人们从轻视习近平，再到观望、不解与惊讶。连西方很多国家的政要都被习近平所吸引，称他“像毛泽东或邓小平”，“领导力前所未有”，“继邓小平之后最具转型色彩的中国领导人”，“将成为中国第一位真正的全球领袖”。近期披露的维基解密（视频）中，有望成为下一届美国总统的希拉里（Hillary Rodham Clinton）私下称赞习近平“优秀、老练，深谙世事。他明白自己在国内和国外需要解决的不同问题。并认为习能在中共党内和军中迅速巩固权力，推行一系列改革，这是一件好事。”

重新认识“核心”真意

从2016年初，中共内部的高层会议开始提出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到这次六中首次将习近平称为“党核心”，“核心”一词重回中共政治话语体系。部分外媒与中国知识分子却对此表达了不解甚至不满，质疑中国在这个时代是否还需要核心，核心是否代表着集权，等等。他们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中共体系当时并没有正式回应这个事情，更没有系统地阐述。除去中国发展的客观现实外，人们对中共核心概念的真正认识，以及今天的“核心”与毛邓时代所截然不同的政治含义等，或许都没有充分认识到。

在研究政治比较学的学者看来，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之变局。中国为何要一边集中国家权力维持一党执政，一边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进而更好地保障民众权利？在他们看来，中国发展模式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保障民众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的“对冲模式”。而这也是处于工业化阶段的许多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成功实现快速工业化的通行模式。相反，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照西方理念和西方发达国家模式，在工业化阶段同时开放国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结果导致政治混乱，甚至一再上演因民主选举而引发大规模社会冲突和动乱的政治危机。

在另外一些历史政治学者来看，毛泽东、邓小平成为“核心”的历史说明，核心不是自封的，也不是钦定的，是在一次次严峻的考验和淬炼中形成的。在中共历史上，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核心”的产生，都与当时复杂、艰难的政治环境和严峻挑战密不可分。也只有这样的政治领袖才能掌控好中国的局势，进而推动国家的发展。这四年以来，习近平也正在遵循着这样的轨迹，去挑战和平时期的巨大危机，并试图抓住复兴国家的机会。只是他的这种挑战还远没有结束。

同时，习近平所处的这个时代，其核心的含义也已经与毛邓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是西方政治认知体系里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对这个时代的中共而言，核心既强调集体领导，更强调集中统一，拒绝任何形式的绝对权力。甚至它代表着一种共识政治，是民主与集中的结合体，保证了集体的团结与向心力。

加拿大籍政治哲学教授贝淡宁（Daniel A. Bell）就认为，中国的中央政府或在探讨实施“贤能政治”。贤能政治的含义是设计一种政治制度，挑选能力超过平均水平的政治领袖作出知情的、道德上站得住脚的政治决断。也就是说，贤能政治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政治领袖有超过平均水平的才能和品德；二是设计用来选拔这种领袖的机制。

习近平曾多次公开表达自己的权力观，如“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敬畏权力”，权力的顶层设计，以及如何监督权力的一把手，等等。这应该是在告知外界，今天中国的最高层级领导人，不是来追求绝对权力的。在习看来，“绝对权力会导致绝对腐败”，他所需要的是权力集中统一的有效性、高效性，以此达到改革政令的畅通性，资源的集中性。

无论外界如何解读中国以核心的概念来推动大改革的目标实现，今天的中国都正在因应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积极有为”地参与到全球治理过程中，并努力让中国成为世界的“核心力量”。

在上世纪改革开放确立之后，没有担任党内最高职务的邓小平更多是充当“总设计师”的角色，改革开放的具体执行则落在前后几任中共领导人身上。目前的习近平，身兼改革设计者与具体执行人，他所担负的重重责任在中共历史上也前所未有，能否成就一番大的作为，还需不断展示自己的领导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