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录：习近平如何师法毛邓

中共第十八届六中全会已于10月24日召开，中国政坛正式进入“六中时间”。回顾十八大以来，在经济层面，整个国家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在民间有些老百姓也因在经济利益上受到波及时常发出抱怨之声。

然而，人们看到的是，习近平并未因此而慌张，简单的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法新社引用欧洲某智库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阿弗话也称：“六中全会对习近平的整个政治计划十分关键。”的确，回顾习近平上台以来的种种做法，可以看出他有着极为清晰的政治计划：通过政治上的反腐，为经济发展和进一步深化改革扫清道路。

因此习近平不会轻易打破早已成竹于胸的计划。其实从一个大历史观的角度来看，先政治整顿后经济腾飞，这是1949年中共建政后的重要历史经验。

从1949年到1953年，中共的主要任务就是从政治上实现统一。首先是清扫国民党的大陆残余势力。从1950年3月开始，中共开展全国性的“剿匪行动”，动员超过了一百五十万的军队。数年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地区的残余武装被消灭殆尽。

另外就是党内进行统一。中共在建国初面临许多执政前很少遇到的问题。例如贪污腐化、官僚主义、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思想等问题。另外党员人数激增也是中共面临的巨大挑战。到1949年年底，中共党员人数已达540万，其中新党员有200万人左右，其中仅1949年入党的新党员就有140余万人。

于是从1950年5月1日至1951年春，从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中共两次掀起整风运动并且效果显著，惩处刘青山、张子善的腐败就是此时的典型案例。在此期间，有32.8万人离开了党组织，其中23.8万余人完全丧失党员条件被开除党籍，9万多人被劝退党。同时有107万名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党员的更新换代不仅净化了中共，还使得中共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更加统一。

得益于此，一五计划是从1953年至1980年五个五年计划中增长最快、效益最好的一段时期。这一点，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评价极高：“从经济增长的数字看，‘一五’计划相当成功。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9%（按不变价格计算）……同50年代大多数新独立的、人均年增长率为2.5%左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经验也是成功的。”

之后中共从反右的扩大化到文革，在政治上陷入了长达近20年的混乱。中共在经济在此期间同样陷入了困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到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结束时，中国物资极度匮乏，粮、布、糖、肉、蛋、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凌志军在《历史不再徘徊》中提到，当时人们生活水平不如1950年代前期（即农业集体化以前）的农民约占农民总数的三分之二，约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吃粮水平不如1936年。另外，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1980年这个比重下降到2.5%。

此时，邓小平首先解决政治问题，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六四事件的处理、南方谈话等动作，使得中共不在纠结于改革开放姓资姓社的左右之争。他南巡时说：“人民需要改革开放，谁不改革谁下台！”

于是，中共政治问题的解决再次促成了中国经济腾飞，中国从1978年一个尚有2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与世隔绝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经济繁荣，有着活跃市场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习近平非常看重历史，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去过多次历史展和纪念馆，如《复兴之路》展览、西柏坡纪念馆、古田会议会址、纪念馆、贵州参观遵义会议会址等等。2013年6月25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第七次集体学习讲话时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

基于此可以相信，习近平向历史学习，师法毛泽东、邓小平“从政治到经济”，不断实践着早已确定好的政治计划。因此，反腐风暴和六中全会从严治党仅仅是习近平给中国开出的药方的第一副，并且是一副猛药。只有在政治上扫清障碍，才能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而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的解决，才能最终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