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高人借胡耀邦“针对陈云”官位高升

文革后，中共高层风云变幻再起。原中央党校教授回忆道：“不几天，冯文彬（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找到我，神情紧张地告诉作者一个不祥的消息，说：有人将这篇文章送到上头去了，说这篇文章是针对陈云同志的，因此引起了一场误会。陈云为此直接责问胡耀邦。胡摸不着头脑，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后获悉，这篇文章是被一位经手的大概具有特殊嗅觉神经的人上送胡乔木、邓力群，然后又到达陈云手里。文章‘针对陈云’的罪名就此成立。”吴江在这里说：“上送文章的人不久果然很快升了官，真可谓‘立竿见影’！”本文摘自2014年第4期《炎黄春秋》，作者沈宝祥，原题为《<理论动态>两篇文章的风波》。

《理论动态》有两篇文章，引起不小的风波，而且后果严重，影响深远。

这两篇文章是：

《谦虚谨慎与实干精神》，写作者：孙长江，《理论动态》第282期，1981年6月10日。

《跳出圈子想问题》，写作者：王聚武，《理论动态》第296期，1981年8月20日。

关于此事，吴江在《十年的路》书中，有全面的记载。我不是主要当事者，但也是直接当事者之一。《理论动态》这两篇文章的事，至今仍是历史悬案。我撰写这篇文章，是将我所知的情况如实记载下来，对吴江的叙述作一些补充，也有一些是对吴江叙述的补正，立此存照，以正视听。

关于第一篇文章

有关《谦虚谨慎与实干精神》这篇文章的情况，先将吴江的记载抄录如下：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批评华国锋并决定将他的辞职要求交六中全会去讨论之后，大约在一九八一年二月间，当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党校副校长冯文彬，突然向我提出建议，《理论动态》要写一篇文章反驳一种议论。冯文彬不负责《理论动态》写文章，也从来不过问《理论动态》的事，这次要求《理论动态》写文章，并且是要反驳一种议论，是什么议论呢？据他说原来是这么回事：中央批评了华国锋，华国锋准备辞职下台，有人对此抱不平，因此流传一种说法，说华为人厚道谦虚，做事也比较谨慎，未可厚非，而现在上来的新领导人（主要指胡耀邦）倒不够谦虚谨慎，说话随便，很有可能把事情搞糟。冯文彬说：这种说法可能由于不了解情况，也可能别有用心。书记处议论了这个问题。冯文彬特别说，陈云同志的秘书王某也认为需要写篇文章批驳这种议论。冯说，文章要求说明，究竟怎样才算是真正的谨慎谦虚，现在我们的事业所需要的是一种创新精神和实干精神，那种谨小慎微、墨守成规、害怕创新的消极情绪和作法，不是什么真正的谨慎谦虚。

我对写这样一篇文章持保留态度。因为一则，华本人已主动提出辞呈，按情理不宜再写此文；再则，文章不能指名道姓，一般化的批评反而容易阻塞言路，显得没有器量。因此我颇费踌躇。但冯文彬几次直接催促‘动态组’写这篇文章。我于是请研究史学的孙长江执笔试一试。

为了选择适当的角度，文章停停写写，一直拖了几个月。勉强写成后，经‘动态组’集体讨论，然后由我审查签发，以《谦虚谨慎与实干精神》为题，刊登在一九八一年六月《理论动态》282期上。

这篇文章我事先没有向胡耀邦报告，因为据冯文彬告诉我，此事已在书记处会议上议论过。文章刊出，冯文彬又没有同我商量，直接将文章送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又转给了新华社，准备报纸刊登后向全国播发。不几天，冯文彬找到我，神情紧张地告诉我一个不祥的消息，说：有人将这篇文章送到上头去了，说这篇文章是针对陈云同志的，因此引起了一场误会。陈云为此直接责问胡耀邦。胡摸不着头脑，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冯文彬说完等我的回应。我什么也没有说，转身离开了他。对这种事我能说什么呢？

事后获悉，这篇文章是被一位经手的大概具有特殊嗅觉神经的人上送胡乔木、邓力群，然后又到达陈云手里。文章‘针对陈云’的罪名就此成立。（这里特别提一下，上送文章的人不久果然很快升了官，真可谓‘立竿见影’！）”（吴江：《十年的路》第117－119页）

这是吴江讲的情况。下面讲我接触到的情况。

我住在中央党校大院北边最后一排房子，房后不远就是围墙。冯文彬住在前面，隔开两排房子，是甲级楼最前一排。我们每天早晨都锻炼身体。我在路上跑步，冯由夫人陪同在路上散步。地方不大，来回都会碰面。大概是四月间（不是吴江说的二月间），有一天早晨碰上冯，他叫住我说，有一种说法，在第一线实干的人是不谦虚谨慎，不干什么实际工作的人倒是谦虚谨慎，你们《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大意）。上班后，我立即向吴江汇报了冯文彬的话。这样，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大概过了两个多星期，那天早上，我骑自行车上班，经过冯家的门口（这是每天必走的路径），他在门口呼叫：沈宝祥！我下车到他那里，他问，那篇文章写了没有？我说，我已经向吴江同志汇报了，写作情况我不知道。冯说，这是陈云同志的话，你们要赶快写。我一听是陈云同志的话，就觉得这事重要，到办公室后，立即给吴江打电话，汇报冯的话。这也引起了吴江的重视，大概很快就将这个任务交给孙长江了。吴江说，冯文彬几次直接催促。他们是否还通过电话，或另有接触，我不知道。我记得孙长江很伤脑筋，来找我们问，这篇文章该怎样写，我们进行过议论。吴江说，“拖了几个月”，实际上，这篇文章的写作还是抓得比较紧的，前后大约一个多月时间。

我的日记有记载：

（1981年）“6月2日下午，小组讨论通过《谦虚谨慎与实干精神》（孙长江写）”。

按照胡耀邦的规定，《理论动态》刊登的每一篇文章，不论作者是谁，都要经过理论动态组集体讨论修改通过后，才能送他审阅。讨论这篇文稿的具体情况，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当时，我们对中央最高层的情况，特别是有什么矛盾，确实不知道，也不敢乱想。平时胡耀邦同我们谈话中，对邓小平和陈云都是很尊重的。从我个人来说，对他们二位都很崇敬。我们当时的认识是，这篇文章是宣传陈云的一个重要思想观点，是支持耀邦同志。批评陈云，绝对是不可设想的事！这是当时基本的情况。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和精神状态下讨论和处理这篇文章的。

顺便说一下，冯文彬同《理论动态》的关系。

吴江说冯文彬从来不过问《理论动态》的事。实际情况是，冯经常参加胡耀邦召开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也发表一些意见。每年一次的《理论动态》创刊纪念活动，冯都参加了。这既表明是冯对《理论动态》的关心，也反映了冯与胡的特殊关系。以后，胡耀邦的职务越来越高，工作越来越忙，有时顾不上《理论动态》的工作，而冯又同时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他几次召集我们理论动态组人员开会，讲一些情况，也提出一些题目。

如果以坦荡的胸怀看这篇文章，不可能读出这篇文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玄机，有什么特别的针对性。

关于第二篇文章

另一篇文章是《跳出圈子想问题》。关于这一篇文章，吴江在书中说：

（1981年），“这次离京外出时间刚好一个月。回来除跑医院外，第一件事就是找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询问‘调查’我等究竟为了什么。我向他说明《理论动态》文章的来龙去脉，立意何在。宋任穷一边矢口辩解说‘调查’属于‘正常的干部考察’，与文章的事无关，一边却像早有准备似的随手从抽屉中抽出另一期《理论动态》（296期），那上面有一篇题为《跳出圈子想问题》的文章，他以无声的雄辩态度指给我看其中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如下：

‘例如，曾经行之有效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的安排，在当时国际国内条件下，的确是比较适宜的，它的许多经验，仍然值得我们借鉴。但有的同志在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中，把它当作模式，言必称一五，行必法一五，这样就把当时的成功经验，变成了妨碍探讨新问题的圈子。’

我猛地恍然大悟：原来这段文字被用来证明《理论动态》第282期文章确有不可告人的针对性，确是不可宽恕的渎神行为！

《跳出圈子想问题》一文，是我外出期间由‘动态组’同志所写，我不知情，事后查问，文章的题目是胡耀邦所出，内容也经耀邦审阅，并已在《人民日报》上刊登。我回来细阅此文，就那段文字本身来说，就文章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经验的评价来说，这里无丝毫可以指责的地方。何况这篇文章的立意一开头就点明：‘作为一个领导者，在作出决定时固然要谨慎从事，但研究问题必须打破思想上僵化的状态，跳出过去的圈子即既成模式想问题。’这种立场有什么可挑剔的呢？我对这篇文章凭空获得如此严重的指责只能表示惊愕不已！”（同上第119－120页）

关于这篇文章，我的日记有如下记载：

7月28日上午，讨论王聚武《跳出圈子想问题》和易之《科学地对待小生产》两篇稿子如何修改。

8月8日下午，讨论通过《跳出圈子想问题》。

9月16日下午，吴江找去谈《跳出圈子想问题》一稿中的问题。

《跳出圈子想问题》这篇文章，是王聚武撰写的。据王对我讲，这个题目是胡耀邦出的，是胡找他谈话布置的。写这一篇文章，是要推进思想解放，没有什么特别的针对性。文章的具体构架和内容，是王聚武思考提出，并经我们动态组几个人一起议论定的，我是参与者之一。王聚武原是中央党校语文教研室的教员，他写文章，很讲究用词造句，语言锤炼。他写的《伟大转折和重新学习》一文（《理论动态》第103期，1978年12月15日）的最后一节，“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运用南郭先生的典故，写得生动深刻，语言也很美，被编进了高中语文课本。这篇文章中的“言必称”、“行必法”这些用语，也是他精心锤炼的语言。

我们理论动态组在讨论这篇文稿时，就是从进一步推进思想解放的角度考虑问题，文稿中的“有些人”、“一些人”、“有的同志”这样的用语，也是泛指，完全没有针对谁的意思。

当时，《理论动态》的文章，一般都由吴江审阅定稿。像这样的文稿，吴江大概也没有太在意，更没有想文稿中的某一句话会牵涉到谁，只是看了一下就报送耀邦了。当有人追查此文时，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回来后，就找我去询问有关情况，我9月16日的日记中写的就是这件事。

这篇文章8月20日在《理论动态》刊登后，《人民日报》于9月4日作为本报评论员文章发表（第2版头条），题目改为《跳出旧框框想问题》，但将“言必称一五”的话删掉了。《人民日报》所以用本报评论员的署名，而不是特约评论员的署名，主要是这篇文章没有特别的分量。

无中生有的风波

《谦虚谨慎与实干精神》与《跳出圈子想问题》两篇文章，一篇刊登在《理论动态》第282期，一篇刊登在296期，相隔14期，《理论动态》五天一期，即相隔七十天，即1981年6月10日到8月20日。

二者没有直接的联系。有人竟然认为，前一篇文章是针对陈云的，过了一段时间，又在第二篇文章中再次批评陈云。就像宋任穷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动态组同志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思想。

这两篇文章同胡耀邦同志有什么关系？

《理论动态》这个刊物是胡耀邦亲手创办的。在一个时期中，他对《理论动态》管得比较具体，不但出题目，而且，每一期的文章都由他审阅定稿。随着他领导职务的变动，工作任务日益繁忙，就逐渐顾不上《理论动态》了。

1981年6月，胡耀邦已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他已经无暇顾及《理论动态》。以前，每隔一段时间，胡耀邦就要召集理论动态组同志开会，但自1979年11月21日召开了一次会议后，一年多来，再也没有召开这样的会议。直到1981年9月29日，他才召集我们去开会，这是告别的会议。写批语，是胡耀邦同我们联系的一个主要方式，他最后一次对我们的文稿写批语是在1981年5月16日，在《评“左”比右好》一文作为《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清样上，写了批语并作了修改。6月4日，他在我们报送的材料《对理论动态的反映和意见》上，写了一句：请注意读者的意见，努力改进。此后，没有再给理论动态组写过批语。这一时期我们是在吴江领导下办《理论动态》。

这两篇文章，《谦虚谨慎与实干精神》一篇，没有经过胡耀邦。《跳出圈子想问题》一篇，题目是胡耀邦出的，但具体内容，是作者和理论动态组拟定的。关于“一五”的那句话，是作为思想方法而论的，胡耀邦审阅时，肯定也是从这个角度看的，决没有什么具体的针对性。说胡耀邦搞一帮子人写文章反对某人，更是无稽之谈。

可是，由于这两篇文章，却引出轩然大波。

1982年4月，胡耀邦辞去中央党校副校长职务后，来了一位大家意想不到的人任校长。这位校长来了以后（5月4日下午在大礼堂同全校同志见面），气势汹汹，立即要将吴江、孙长江等人调离中央党校，副校长冯文彬也被挤走。此事的经过情况，吴江在书中有叙述。那时，我是理论研究室党支部的委员，亲历此事，印象很深。在此，我讲一个插曲。有一次，冯文彬将我们理论动态组的几个人召到他家中谈事。谈话中，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懑，向我们诉说了有关他离职的情况。他说，原以为，新来的校长不可能具体管事，中央党校的日常工作将会由他来承担。有一天，突然接到党中央的文件，任命蒋南翔为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吴江书中说，这是胡乔木的提议）。这时，他一下明白了，自己应当马上离开中央党校。冯说，他要尽快搬家。冯文彬是经过长征的老干部啊！这两篇文章的事，直接影响到已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确切地说，就是冲着胡耀邦来的。

吴江在书中说到，1982年10月16日，胡耀邦和宋任穷（中组部长）约他谈话时，胡耀邦就《理论动态》第282期那篇文章说：

你们可以说清楚这件事，文章让大家看！我看过这篇文章，绝不是针对陈云同志的，没有那回事，我不相信《理论动态》的同志会反对陈云同志。小平同志后来也看了这篇文章，他并没有表态。“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和中间，这种事可不少，从字里行间找问题，从文字上进行猜测，教训可不少啊！我们不能再干这种事，不能随便立案。说吴晗写《海瑞罢官》是为了反对毛主席，这个案我当时就认为不能成立。（同上第121页）

最先试图说清楚这件事的人，正是胡耀邦。时间在1981年6月29日，即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这次全会从6月27日到29日。6月29日那一天，在京西宾馆的一间休息室里，新当选的六名中央常委，除华国锋外，五人在场。邓小平、陈云坐在沙发上，新当选的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陪着笑脸，俯身向陈云解释这篇文章的事，邓小平睁大眼睛、神情专注地听着，李先念站着，手中拿着那一期《理论动态》在看，赵紫阳站在李的身后。据说，胡耀邦对陈云说，这篇文章写得不成功，但我了解那些人，他们不会干反对你的事。

胡耀邦在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时候，就遭遇党内威权人士这样的责问，这是对胡耀邦所任主席职务的一个重要注解。这件事本身就意味深长，也预示着什么！

说清楚这件事并不难，因为这件事本身就很清楚。但要听者相信，并不容易。事实证明，胡耀邦的解释并没有奏效，人家还是在盯着胡耀邦办的《理论动态》。而且，围绕这件事又横生那么多的所谓是非问题，是什么原因？这更是值得思考一下的。

风波背后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确实有人在一旁仔细“研究”《理论动态》。他们有一种特殊灵敏的嗅觉，采取正面文章反面读的方法，专门从字里行间寻找新动向，从文字上进行猜测。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觉得有人在反对自己，而且，神经特别过敏，今天怀疑这个人反对他们，明天又怀疑那个人反对他们，而不能容忍。他们也习惯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整人的一套东西，虽然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已通过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但他们也全然不顾，动用他们掌握的权力，利用他们的影响，粗暴地整人。特别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那时，胡耀邦已经被选为中共中央的主席，他们竟背着胡耀邦，无端整他在中央党校任用的一些人。

两篇文章的风波，纯粹是无中生有，颠倒是非，打击推进解放思想、积极投身改革的有功之人，制造新的冤假错案，但这种事情的发生，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对此，吴江在书中也作了分析。

吴江认为，真理标准问题争论结束，十一届六中全会否定了“文革”，关于社会主义自身改革的问题，就突出起来了。这里涉及到：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要不要对现行经济体制即从苏联移植过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究竟如何？调整和改革的关系如何处理？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如何实行对外开放，开放可达到什么程度？等等。围绕这些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日益明显地对峙着。

一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只是过去在执行上有些缺点。现在应当实行“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在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但是不能发展私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更不允许开办外资企业，也不允许发展乡镇企业。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建国之初的五十年代，我们照搬苏联模式，是不可避免的，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现在，苏联模式已经不行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发展多种经济，对外开放。

这两种观点的对立从一开始就存在，并日益发展。吴江认为，1981年后，在改革问题上两种势力的较量，非议改革的势力继续以整人为业，实际上自成中心，自行其是，不时图谋制造风波。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成为他们“优先”注视并制造事端的一个目标。这就是发生《理论动态》两篇文章风波的大背景。

从《理论动态》这两篇文章的风波，我们还看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在延续，看到了党内政治生活是何等的不正常，看到了在不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中铸就的各色人物的脸谱，也看到了某种阴暗心理在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