吓懵了！这么多美国青年觉得可搞军事政变

民主在我看来似乎一直都是个好东西，让我形成这种观念的经历包括我在1979年、1989年和1997年所看到的事情。

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不仅让这个因工会权力过大而变得近乎失控的国家恢复了议会的权威，还让经济走向复兴。10年后，柏林墙的倒塌证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个名字骗不了任何人——东德人民想要的是货真价实的民主。接着是托尼·布莱尔第一次取得的大选胜利。在这次选举中，保守党失去了178个席位。就连像我这样的保守党选民也不得不惊叹于“简单多数票当选”的选举制度所具有的摧枯拉朽能力。

民主制度总体失调

但是，如果你是通过自己在2000年、2010年和2016年的经历来界定民主呢？

阿尔·戈尔比乔治·W·布什多获得了50多万张选票，但是美国最高法院却以5比4的表决结果否定了他已拿下佛罗里达州选举人票的说法，也让他当总统的希望化为泡影。6年前，华盛顿的一些机构被反对党控制，开始了一段难解难分的僵持期，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现在。今年的情况更别提了；美国主要政党提名了两个有史以来最不像政治人物的人来参选。而且如果现在非要作出预测的话，一旦特朗普输掉了下月的选举，不要指望他会展现出我们当年在戈尔身上看到的风度。

可以清楚地看出，像伊拉克战争、欧元区危机和银行业崩溃这样的事件不只会影响某个政客或者政党的声望，还会影响到民主制度本身。

哈佛大学的亚沙·蒙克和墨尔本大学的罗伯托·斯蒂芬·福阿最近发表在美国《民主杂志》上的一篇论文说，四分之一的美国“千禧一代”认为民主制度是治理国家“糟糕”或“非常糟糕”的方式。在这些大多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年轻人当中，26%的人说由人民通过自由选举来选择领导人这一点“并不重要”。

与年纪大一些的美国人相比，“千禧一代”也更带有威权主义倾向。他们对于在政府治国不力的情况下由军方接管政权这种情况的接受程度比老年人及婴儿潮一代高出一倍左右（比例分别为43%和19%）。

社会治理日趋恶化

福阿和蒙克分析的大部分数据是5年前的，我猜想现在的情况只会更糟。不只是因为像特朗普这种招人讨厌的家伙的出现，也不仅是因为像英国议会爆出的“报销门”丑闻这样的事件，而是因为总体上的失调。比如，民主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不足，可是与此同时，我们却看到像迪拜和新加坡这样的非民主地区却在建设质量远在我们之上的机场和其他设施。

这让我们看到了《民主杂志》上这篇论文中另一个极为惊人的发现。最反对民主的是富人和年轻人。1995年时，在出生于1970年之后的美国富人当中，只有6%的人认为军队在民主制度失败时接管政权是件好事。如今，在同样的人群中，这一比例达到了35%。喜欢强硬领导人胜过选举制度的人（占32%）和认为专家比政府更适合作出重大决策的人（占49%）的比例不断上升都体现了这种反民主趋势。虽然美国的这些数字要比欧洲更引人注目，不过在大西洋对岸的欧洲，反民主的情绪也呈上升势头。

西方或现“政治强人”

我并不是说某天早上我们醒来时发现将军们掌管了国家大权，英国广播公司大楼外停着坦克。更有可能看到的情形是埃尔多安式的领导风格，有些西方领导人或许会利用民众对“政治强人”的期盼来将权力集中起来。美国总统布什和奥巴马为绕开国会而不大合乎宪法地颁布行政令这种做法创造了先例，如果特朗普当上美国总统，可能会肆无忌惮地利用这样的先例。

埃尔多安设计台词：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成了西方政客的榜样了

如果推动反民主情绪的趋势继续下去，可能还会出现的情况是，聪明人和有钱人因为担心政府出台带有惩罚色彩的再分配政策，可能会选择到上海和多哈这样的地方去做生意。

由于人们更喜欢让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卡尼式的人物而不是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和前首相戈登·布朗式的人物执掌大权，我们还会看到央行行长和超国家的权力机构获得更大的权力。不过，正如量化宽松政策让超级富豪从中受益所引发的越来越激烈的讨论表明，赋予央行行长权力的做法如今并非不存在问题。而且正如欧元区的悲剧所证明的——这是一项从来没有真正得到民主认可的政策——超国家主义也有可能是危险的。

这让我进一步想到英国脱离欧盟一事。让英国的留欧派——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觉得投票让英国脱欧的本国穷人没有资格作出如此重大的决定——感到非常恼火的是，英国的投票结果正是让它朝着更加民主的方向迈进。我们的议会很快会在移民、贸易关系、渔业、环保标准等领域拥有更大的权力。全世界都在关注着我们，我们的决策成功与否可能不只对我们自己和欧盟的未来很重要，它可能也会抵制或加强我所强调的反民主趋势。

政治人物在恢复公众对民主的信心方面有很多事情可做——少些群体思维，多放眼长远，少发表以邻为壑的论调——对于英国的政治人物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正如首相特雷莎·梅所承诺的，那就是让英国顺利脱离欧盟。 （本文10月27日原载于英国《泰晤士报》网站，原题《年轻人正失去对民主的信心》，参考消息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