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录：国民党联共的真实意图

在人们印象中，孙中山在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实行联俄容共政策。

可是，查阅国民党一大的材料，如《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并未发现联共、容共等词句。台湾学者蒋永敬也曾表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不是孙中山提出的，国民党一大也没有提。”

联共是联俄的“附属品”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是到底是“联共”还是“容共”，其次是无论“联共”还是“容共”，孙中山到底提了没，如果提了，是在什么时候。

有人称联共本身就是虚构的概念。由郭恒钰著、李逵六翻译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书中提到：“所谓孙中山三大政策之一‘联共’，纯属虚构。孙中山仅仅说了‘容共’。”曾参加中共一大会，之后成为国民党二大中央执委的陈公博也曾说：“民国十三年（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期，只有‘容共’，并没有听见‘联共’。”

事实上，陈公博的说法也并不准确，当时也并没有“容共”这个提法。“联共”和“容共”都是孙中山逝世之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对孙中山实施的联合共产党人政策所作的不同概括与表述。“联俄容共”的提法是1927年吴稚晖首先使用后约定俗成的，中共称“联俄联共”。

虽然当时没有明确的表述，不过孙中山脑中关于国民党与苏俄（1922年12月30日之后称苏联）、中共合作的想法，在国民党一大前就成型。其实主要是与列宁的苏俄合作，中共当时仅仅是列宁领导下的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三国际成了中共的实际领导者。所以正如廖仲恺所言“既然联俄，就必须联共”，联共是联俄的“附属品”。

抄来的党章？

1922年夏季，孙中山做出“联俄”的重大决定。因为在当年6月16日，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赶出了广东。

孙中山其实一直是“美分”，向往美国的民主政治，他的三民主义就有“抄袭”（套用）美国16任总统林肯《葛底斯堡演说》的“民有、民治、民享”嫌疑。他还将刚刚完成的《建国方略》寄给美国，公开声明其革命目的是林肯式的“建设一个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之国家”。

不过美国一直并未看重孙中山这个还没“起势”的前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直期待“美援”未果的孙中山，终于改弦更张，向苏俄示好。虽然他也知道苏俄一直对中国有虎狼之心，但毕竟现时迫切需求已超过结盟风险。

孙中山选择苏俄的另一个原因是与苏俄联合成功的机会非常大。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中认为，十月革命后，孙中山“曾致电苏俄庆祝他们的成功，鼓励他们继续奋斗。其时各国皆仇视苏俄，列宁得到中山的电报，因之大为感动，视为东方的光明来了，自此积极的想与中国的民党联络”。

鲍罗廷也说：“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收到孙中山先生一电，嘱其奋斗，列宁等十分感激”。
于是，两者一拍即合。1923年1月17日，苏俄全权外交代表越飞在上海会见孙中山。1月26日，发表了苏俄与孙中山结盟标志《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孙中山首次公开“联俄”立场。

孙中山同意“联俄”的还有一个原因：他希望学习共产党严密的组织形式。他认为俄共（布）最大的优势就是强大高效的组织能力，同样也是自己一直失败的根本原因。孙中山说：“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关键在于组织松懈，革命精神不振。”

于是，国民党党章几乎以1919年《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为蓝本。“党的总章关于会议制度、上下级关系、组织设置、各级职权范围及纪律制裁等项规定，几乎照搬俄共（布）党章的内容”，杨奎松这样描述。

另外《党章》中还增设“总理”一章，给予总理“最后决定之权”。还规定国民党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权制”，重心在“集权”。

这就是孙中山联俄的三点原因。

非言主义，乃言组织

关于“联共”，孙中山并不认为两党的合作是平等合作，而视为是容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进行革命。1924年2月，他在广州会见日本报纸经营家松岛宗卫时说：“国民党系我创立之民国唯一之政党，而共产党派则为赞成俄国列宁等主义之学者有志一派。国民党员固有加入该派者，然国民党始终为国民党，共产派则为共产派，而为其独特之活动而已，不能必言其互相提携也。”

这种变化给人一种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的错觉。对此，孙中山本人自认为：“不是国民党变成了共产党，而是共产党接受了国民党的纲领”。

孙中山毫无掩饰地说：“我作为一个讲求实际的人”，随时“准备同接受我的条件的任何首领合作”。“至于“苏维埃是什么，我并不介意，只要他们能够帮助我反对北京，也就行了”。不过，孙中山认为他的主义不变，只是手段改变，即他所言“非言主义，乃言组织”。

也就是说，孙中山“联合容（联）共”，真实的目的就是增强国民党力量，夺取政权，并实施自己不变的三民主义。高华也说：“孙中山的最终目标仍是要在中国实行类似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吸取苏共的经验只是为达到目标所施行的重要策略手段。”

最终，国民党完成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实施了“宪政”。胡适对国民党结束训政有段评论：“这次国民党结束训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历史的意义是国民党从苏俄式的政党回到英美西欧式的政党。这是孙中山遗训的复活。……世界‘政党’有绝不同的两类，一是英、美、西欧的政党，一是三十年来苏俄、德、意的少数专制统治大多数的党。国民党自一九二四年以来的组织是学后者的。但孙中山究竟是受英、美政制影响最深的人，所以他虽然采用苏俄党制，终不肯承认一党专政是最后境界。”这一评价实属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