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台独”：国共两党的共同底线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海峡两岸形成分治格局，“台独”就在这样的政治裂缝中产生。然而，尽管国共两党长期对峙，一个要“反攻大陆”，一个要“解放台湾”，但在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立场上，坚守着共同的政治底线。本文原载02期《多维TW》。

公元1949年年末，在蒋介石逃离大陆退守台湾之初，美国政府开始检讨原先对蒋介石的支持政策，采取了疏远蒋介石的态度。然而，韩战的爆发，促使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派遣第七舰队协防台湾海峡。美国的主要目标是维持两岸分立的局面，防范中共进攻台湾，也反对国民党反攻大陆。

毛蒋合作反“两个中国”

1954年9月3日，为反对美国和台湾酝酿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解放军向金门发动炮击，由此引发了第一次金门炮战。金门炮战发生后，美国高度关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威尔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急忙召开会议，讨论台海局势及对策。此时美国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国民党军队可能无法守住金门、马祖；但如果帮助国民党防守，就要冒同中共交战的危险。

当时，美国情报部门估计炮击金门可能是中共对美国的试探性行为。因此，美国政府及军方高层均主张“不必介入外岛纠纷”。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希望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为其“两个中国”构想铺路。

1955年1月28日，在美英两国的策动下，纽西兰向联合国提案，把中共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说成是“国际冲突”，要联合国出面“斡旋停火”。这一议案遭到中共坚决反对。周恩来指出：“如果美国政府以为可以用战争威胁来吓倒中国人民，来使中国承认‘两个中国’，承认美国侵占台湾和侵入台湾海峡的行为合法，那是梦想。”

蒋介石也明确表态反对这一提案。在蒋介石看来，沿海岛屿争夺纯属中国内政，如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可能会在联合国内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2月8日，蒋介石在台北举行的国父纪念大会上就国际形势发表长篇讲话，强烈谴责外岛“停火”和“两个中国”的设想“荒谬绝伦”，称“大陆台澎均为我土地，中华民国领土不容任何人割裂”，斥责提出此主张的“民主国家”是“不守正义”“不讲公理”“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自私自利者”。2月15日，联合国安理会决定无限期搁置讨论纽西兰的提案。

此后，两岸关系持续紧张。1958年8月23日，毛泽东为考验美国对于美台协防的真实态度和向苏联显示坚决反美的立场，再次下令解放军炮击金门。在猛烈的炮火中，美台之间在金门、马祖撤军问题上的矛盾与争执达到白热化。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Dulles）在9月30日表示：“台湾当局在金门、马祖驻防是不明智而有欠谨慎的。”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也主张金门、马祖等外岛应予非军事化。面对美国和西方盟国的压力，蒋介石态度依然一如既往，“无金门即无台湾，有台湾便有大陆：我们将不对任何压力屈服，决心打到最后一人”，“在紧急状态下，亦不容为了考虑盟邦态度如何，而瞻顾徘徊。”陈诚也指责美国说：“谁也无法叫我们把这些岛屿非军事化。”与此同时，国民党以十万部队固守金门，蒋介石派蒋经国赴金门督战，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死守金门。

在美蒋矛盾冲突中，毛泽东逐渐意识到美国逼蒋放弃金门、马祖的意图，重新考虑了立即占领金门的利弊得失。为破美国分离台湾的阴谋，毛认为将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留在台湾手中，更符合双方“一个中国”的共同利益，于是作出了暂不收复金门、马祖的决定。10月6日，中共以国防部名义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向台湾表达了这一新的政策立场：“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

毛泽东“一个中国”的政策，对蒋介石产生了微妙的影响。1958年10月9日，蒋介石发表“双十文告”，再次强调要坚守金马，绝不后撤。10月15日，蒋介石在回答《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Times）记者提问时，言辞锋利地指出：美国关于台湾地位未定的说法，以及“托管”台湾的建议是“空洞和愚蠢”的，台湾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这一点无可争议。

为了团结蒋介石共同在“一个中国”立场上与美国斗争，中共又作出重要决策，即延续对金门的炮击，但是，炮击的方式是逢单日打，双日停止。自此以后，厦门与金门海峡之间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炮战：每逢单日，双方开炮，但均不打对方的阵地和居民点，只打到海滩上。逢双日，双方停止炮击。逢年过节，停炮3天，以让双方军民平安休假。这种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马拉松式炮战方式，实际上只是一种象征，即象征两岸并未停火，中国内战还在继续。同时也是海峡两岸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共同抵制和反对美国封锁海峡，分离台湾的联合行动。这种特殊的“炮战”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

两蒋弹压“台独”势力

“台独”有比较长的历史，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日据时期，台湾由于在政治上脱离中国，在文化上民众又不愿意做日本的“皇民”，这便产生“台独”意识。由于1945年国民党收复台湾后对台湾统治的专制腐败，引发了1947年“二二八事件”，随后的血腥镇压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疏离感。

事件平息以后，国民党在台湾实施极为严厉的白色恐怖统治，这也使得许多具有“台独”倾向的知识分子流亡海外，逐渐形成一些海外“台独”组织。1948年，“台独先锋”廖文毅与谢雪红在香港成立“台湾再解放联盟”，向联合国请愿要求托管台湾，由全民投票决定台湾前途；1950年，廖文毅前往日本，并在京都联合一些台湾人组织，成立“台湾民主独立党”，主张台湾独立建国。1956年，廖文毅在日本宣布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自任“大统领”。

为了打击廖文毅为首的海外“台独”势力，台湾官方制订了详细的计划。根据“台独”组织内部分裂、活动屡次碰壁、经济拮据及思乡心切等具体情况，一方面先帕特工打入“台独”组织内部，接近廖文毅，传递宽大处理的信息。另一方面，又将廖文毅的大嫂与侄子廖史豪和几个“台独”分子逮捕，并将廖史豪给廖文毅的录音口信送往日本：“……叔叔，我母亲患心脏病快死了，我和您的部下黄纪男也被判死刑，即将被枪决，国民党已保证，只要你回台湾，他们不但不追究您的罪行，我们也会马上得到释放……叔叔，请赶快回来救我们吧！”

国民党的恩威并用很快见效，廖文毅思前想后，决定放弃“台独”主张，向国民党投诚。1965年5月15日，廖文毅从日本返回台湾，发表书面声明，宣布解散“台独”组织，放弃“台独”活动。

国民党招降廖文毅，使海外“台独”势力元气大伤。为了遏制岛内“台独”势力，蒋介石动用法律武器，制定了“惩治叛乱条例”，以“涉嫌叛乱”或“涉嫌台独”、“破坏国体，窃据国土”以及“颠覆政府”等罪名，给“台独”分子和团体治罪，并以军法审判“台独”案件。

自此，“台独”组织在台湾均被视为“非法叛乱组织”，凡属“台独”言行，蒋介石历来毫不手软。1959年粉碎了黄阳辉的“台湾共和党”势力；1961年9月判处了主张台湾独立的廖启川12年徒刑、捣毁了苏启东的武装别动队；1962年7月逮捕了高雄军校学生台独运动领导者施明德等“台湾独立联盟”分子30余人；1964年处死了准备起义的“台湾民主共和国”头目吴明丸、杨国太等人；1966年逮捕了受日本“台独”分子操纵的台北市议员林水泉等人，挫败了“台湾独立战线联合战线委员会”企图暗杀国民党高层人士的计划。对于具有“台独意识”的知识分子，蒋介石更是严加防控。1965年，台湾大学政治系主任彭明敏，因宣传“台湾独立建国”被军事法庭判处8年徒刑。

蒋经国在台湾主政期间，继承了蒋介石的政策，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和反对“台独”。但他在如何应对“台独”的问题上，又与蒋介石明显不同。蒋介石主要靠暴力“镇压”，而蒋经国则侧重“化解”。一靠政绩，以争取民心；二向本省人开放政权，以缓和省籍矛盾，他大量启用本省籍官员，使国民党逐渐本土化。对内解除戒严，对大陆开放探亲，以打破两岸之间人为的长期隔阂。

随着两岸分离时间的推移，以否定国家定位和民族根源，断绝、割裂国家和民族文化传承为目的的“台独”文化甚嚣尘上。当时比较典型的，宣扬“台独”史观的有“台湾400年史”等作品和史学理论。这些理论宣称，台湾文化是多元文化，是西班牙文化、荷兰文化、日本文化、美国文化、原住民文化包括中华文化的一种结合，因此中华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一样，是所谓“台湾文化”主体下的支脉之一。这种典型的“台独文化”论调，直接冲击的是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

为防止“台独”意识，内政部明文规定成立民间社团必须冠于“中国”或“中华民国”名称，而不许以“台湾”命名——如确实需要，只能用“台湾省”，不许单独使用“台湾”二字。

为防微杜渐，防止“台独”思潮向高等学校渗透，国民党长期不许在台湾的大学中文系开设有特殊含义的“台湾文学”课程，申请增设这类课程也只允许在中文系名义下加开，而更不允许单独成立“台湾文学系”和“台湾文学研究所”。

蒋氏父子认为，语言寄寓着民族精神，并从台湾归属中国的关系出发，主张中国人应该讲“国语”，“国语”应成为官方语言。基于这种看法，国民党政府在光复后推动“国语”本位政策，全面废止日文写作，禁止学校用日语授课，停止媒体的一切日文版，甚至连日语唱片也取缔。对那些习惯用日文或“台湾话文”的作家，强制他们学习“国语”。

中共隔海发力遏制“台独”

就如同蒋经国延续了蒋介石的反“台独”立场却采取了不一样的弹压方式，对岸在毛泽东去世后，也承接了毛泽东的反“台独”立场，还采取了软硬交加的遏制模式。

毛泽东去世邓小平执政后，提出解决台湾问题要尊重台湾现实。1979年中美建交当天，国防部宣布停止炮击金门，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双方通航通邮，早日实现统一。1981年，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提出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台湾高度自治并可保留军队等九条对台方针，史称“叶九条”。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说，“叶九条”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次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教授杨力宇时，阐述了“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六条具体构想，后来称为“邓六条”。这一系列对台政策和措施，为打破两岸长期隔绝的状况带来新的契机，1987年，蒋经国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

1992年，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经两岸分别授权，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也就是今天人们熟知的“九二共识”，由此奠定两岸协商的政治基础。1993年4月27日，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对话——“汪辜会谈”，签订了四项协议，奠定了两岸政治协商的基础。1995年1月，江泽民又提出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言论和行为”的八项主张，简称“江八条”。

正当两岸关系有望更上一层楼之时，李登辉开始扶植“台独”势力，并在1995年6月访美，进行旨在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活动，解放军随即向台湾外海试射导弹并举行两栖登陆作战演习。李登辉于1999年7月9日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提出“两国论”，声称台湾与中国大陆是“特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加剧海峡紧张关系，解放军在东南沿海举行军演警告。

2000年，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后表示，不宣布台独、不改国号、两国论不入宪、不进行统独公投、不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四不一没有），两年后，陈水扁又变脸，透过视频会议发言向“世界台湾同乡联合会”年会提出“一边一国”。2003年制定“台独时间表”。2007年宣称台湾要独立，台湾要正名，台湾要新宪，台湾要发展；台湾没有左右路线，只有统独的问题（四要一没有）。

面对陈水扁的“台独”威胁，胡锦涛在2005年提出“四个决不”予以回应，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随后颁布《反分裂国家法》，明确提出在武力解决台湾的条件，即“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紧接着，以国民党、亲民党、新党三党领袖访问大陆为契机，对“台独”势力形成进一步遏制。

特别是在2008年马英九主政台湾以后，因为国民党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立场，两岸在经贸、人文、教育上交流合作日益频繁。2010年，两岸再造“重庆谈判”，在重庆签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7年来，两岸创造了1，700多亿美元贸易、每年800万旅客往来与4万多学生交流的荣景。2015年11月7日，两岸领导人马英九和习近平在新加坡举行“马习会”，实现了两岸分治以来66年来的历史性握手，重申巩固“九二共识”，又进一步连手将“台独”牢牢地框限在两岸政治关系的合法性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