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什么党导致建什么国？

关于“建什么党建什么国”这个话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郭良平与新加坡自由撰稿人庄永康有着激烈的观点碰撞。以下分别是两人发表在《联合早报》的文章，阐述他们眼中的建党与建国之间的关系。

郭良平：建什么党导致建什么国

一个党的形态决定一个国家和人民生活的形态，这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建什么党导致建什么国”这个命题在多数国家——尤其是民主国家——很难成立，即便在一党独大的新加坡，执政党也必须努力改变自己去适应社会的变化。但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以其组织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覆盖之广、渗透之深，中共的党建模式，对国家形态和人民生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就要求中共认真思考建设什么样的党，才符合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盲目的“制度自信”往往湮没了这种思考。

按目前政治发展的轨道，中国面临着“二律合一”的危险，即中国历史的周期律和列宁党的僵化律叠加，造成中国社会创新能力不足。在追赶型的快速发展阶段结束后，中国可能再次落后。

一个社会的创新力受其制度的制约。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就是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突破这个束缚需要一场革命。追赶阶段的创新几乎都是外来的，对制度本身的创新能力要求不高。改革开放提高了中国对外来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但不等于也提高了其制度的创新能力。快速发展往往造成一种虚假的“制度自信”，使制度建设不自觉地陷入历史传统的惯性中去。而中国的大小两个历史传统，都是非常保守的。

儒教大传统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传统农业是一个随着季节变化周而复始、永不止歇的过程；反映到历史上就是所谓的“中国历史周期律”——朝代更迭，结构依然，经济社会停滞。与之相适应的伦理秩序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三纲五常”之类，也是亘古不变。在这个伦常中几乎没有任何个人发挥的空间。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曾经领先世界，但其潜能早在汉代就已发掘穷尽了，以后的制度变迁都是修修补补，万变不离其宗。驱动朝代周期更替的主要是腐败的程度。长期停滞的结局是落后挨打，百年耻辱。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也出现了一些改革或“变法”人物，但他们不仅撼动不了传统社会的根基，而且几乎都没有好下场。

有人会说，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国家是二战后最成功的，因此传统文化并不保守。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奇迹中，儒教文化起的是辅助而不是主体作用。起主体作用的仍然是市场竞争和科技进步。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时代，儒家的资源在新加坡这样的国家也剩下不多了，而且都是经过筛选和改造过的。

如果说儒教大传统主要表现在伦理、文化、国术等宏观层面上的话，列宁党的“小传统”则在微观层面上为其补足了制度基础。古典中国的大一统政府只到县一级，而中共的政权和组织则深入到村里和车间。计划经济时代形成了个人对单位的人身依附；按指令生活成了每个个人、每对夫妻、每个家庭的常态。社会的基本活力都受到压抑，更遑论创造力了。一个解放牌卡车几十年一贯制，到改革开放之初依然是二战初期美国的设计。停滞、僵化、逐渐落伍，是所有计划经济国家的共同命运。

改革开放大大激发了经济的活力，但党建模式近来有回归计划经济时代的趋势，即不断向微观控制回归。这个趋势令人担忧，是因为中国仍然是党国体制，党建模式没搞对的话，对国家和社会的负面影响会很大。

抑制中国社会活力

在大陆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一脉相承的是党国大一统。在组织层面它是苏共的翻版，在文化层面上则是几千年帝制的变相延续。国民党从前自称“党国”，西方学术界至今仍称中共政权为“党国”（party-state）。两者都是党在前，国在后，党大于国。国民党是苏联顾问帮孙中山改组的列宁式政党，共产党是同一批顾问组建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两者都是“二律合一”的产物，都对中国社会的活力有抑制作用。这在目前中国的学术界表现得很突出：禁忌越来越多，学术行政化越来越严重；在思想界和文化艺术等创造领域更是如此。民国时期中国文艺、科技和工程界仍出了一批巨匠，这是因为国民党的控制力不足。控制力强大的中共时期则一个都没出。

除了窒息创造力外，旧的党建模式还有两大危险。首先，在千年皇权文化的熏陶下，领袖容易超越于党之上，形成帝王式的独断专行。国民党的口号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毛时代实施的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体制和文化都存在着独裁的基因，易产生党大于国，领袖大于党的现象。毛时代党内标准称谓先是“党中央、毛主席”，后来变成“毛主席、党中央”。大跃进和文革的恶果是大家都看到的。

其次，旧党建模式追求的是动员力而不是创新力。着重点是纪律性，全党一致和服从。它在经济建设上的优势仅在追赶阶段有效，因为这时的目标明确，手段清晰，更需要动手而不是动脑的能力。这种“制度优势”被概括为“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前提是明确知道要办什么大事和应该怎么去办；只要有一样不知道，就可能有灾难性的后果。大跃进的蒙昧导致了“后院小铁炉”遍地开花，结果砸了锅，毁了林，招来了大饥荒。

大跃进和文革的一个更重要的教训是：动员就是运动，而运动则不可避免会出现盲从和羊群心理——人们必须终止思考以求“跟上形势”和上级的“伟大战略部署”。任何异议都是异端，会受到严厉惩罚。但是中国越接近现代化，现成的路就越少，就需要更多人来思考和做更广泛的尝试。

所以陷入二律合一的停滞是个现实的危险。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经济社会变化一日千里，未来包含了各种可能，也充满了不确定性，需要创新力去发掘其潜能。八、九十年代的放权让利，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奇迹；目前通过临时集权以利于改革的顶层设计，也很有必要，但最终目的仍应该是放而不是收。集权的目的是为更好的“放”制定规则。目前的党建模式却反其道而行之，对经济社会实行全面覆盖和管控，片面地追求动员和管制力而牺牲创造力。

新时代的党建思路应该是革命性的，面向未来的，而不是复旧。光荣传统再好也属于过去；要继续利用就必须创新改造。在强化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效果不佳的情况下，中共越来越借重于儒家大传统。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大传统和一个有僵化历史的小传统相结合，很容易将中国社会带入新的停滞。中国历史的周期律会不会以新的方式重现？这个问题值得改革设计者的高度警惕。

庄永康：国共建党建国大不同

个人相当喜欢阅读《联合早报》言论版上郭良平先生的评论，尤其关于民主社会对创新发明带来的影响，更言之成理，让人获益不浅。这包括最近（5月27日）的鸿文《建什么党导致建什么国》。

只是文中提到，中国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建党的口号，都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意即“都是一个样”）；而民国时期中国文艺、科技和工程界仍旧出了一批巨匠，是因为“国民党的控制力不足”而已，我觉得提法过于简略，有欠全面。

我们不妨把问题放到历史的纵深来检视。

建党是靠口号的吗？国民党的建党建国思维，从何而来？中华民国国父、中国国民党创建者孙文（孙中山），在民国建立13年后（即1924年）手书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便是昭昭明鉴。目前，台北国父纪念馆展示大纲原件的复制品，而广州中山纪念堂也在铜像基座上刻下大纲全文。

建国大纲焦点，是以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作为人民应享有之“权”——即三民主义中的“民权”。民权的伸张，光靠国家立了“宪法”是不够的，而必须要有“宪政”的贯彻。鉴于当时中国具有的现实条件，孙中山意识到“宪政共和”不能一蹴而就，于是把国家建设的程序列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与宪政时期三个阶段。

历史告诉我们，推翻了两千多年帝制，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面对的是个军阀割据与混战的局面。只有到1928年国民政府二次北伐成功，中国才在军事上基本统一。因而，“军政”时期必不可免。孙中山同时认为，若国民没有民权的意识，最后也只能被野心家利用而已，因而提出军政结束后，须有一个向全民宣导的“训政”时期。“训政”成熟了，“宪政”才会到来。

由于日军侵华，之后是国共内战，撤退至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让蒋介石实行一党专政，致使中华民国的“训政”时期特别漫长。直至蒋经国在逝世前一年 （1986年） 打开党禁，1996年实施总统选举，自称为中华民国的台湾才得到“宪政”的落实。

眼下，倘若台湾并非宪政共和，民进党当选执政，源自黄埔军校、为保卫国民党而成立的“国军”，岂不是非发动政变不可？结果是，政权和平移交，国民党与民进党已成可以合法轮替的政党，且有另外成立的政党可以逐鹿。引人遐思的是，海峡彼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做到这步吗？

当然，中国大陆有其本身的坚持。但要是“建什么党导致建什么国”的说法成立，那很显然的，共产党与国民党这两个党的建党纲领，也必定在根本上有所差别。

2011年，中共庆祝建党90周年，而这一年也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北京政治学者徐友渔在BBC中文网上发表他个人的看法。有这么一段话，可供大家参考：

“往坏处说，国民党的长期训政相当于一个人欠了别人的钱迟迟不还，找各种理由（有不得已，也有借口）拖，但从来没有赖账，债权人虽然不满意，但要起账来总是理直气壮。到了上世纪70年代，在国民党领导人蒋经国的主导下，台湾开启了真正还权于民的进程。”

“而共产党则把自己的专政说成是‘人民民主’，甚至把‘无法无天’的状态（笔者按：即文革）说成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民群众的大民主’，说到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党不但分毫不欠，而且有‘比天高，比海深’的恩情。”

“民国巨匠”并非凭空而来

有关国民党建党建国的道路，区区本文当然还是说不清楚的。大家不妨通过youtube，观看2011年台湾电视录制的两集《民主路上的中华民国》，相信会有所收获。

这里可以同大家交代的是，对于郭先生文章中提到的民国时期中国文艺、科技和工程界出的一批“巨匠”，鄙人确有颇深的体会。从报馆“荣休”这些年来，笔者的一大心愿是弥补学生时代所翘之课的阅读，而深深吸引我的，就是这些民国巨匠的作品。

回过头来看，“民国巨匠”们的出现，跟国民党的控制力是没多大关系的。反而，这种现象与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者建党建国的根本差异息息相关。

我发觉，“民国巨匠”有三大特征：

第一，他们都是家学渊源良好，并且在德英法等各国饱受浩瀚学海的浸濡，学贯中西，回国一展抱负的一群。比如发奋翻译《天演论》的严复、政论家梁启超、对中华文化传统具有洞见的王国维、美学大师朱光潜及其后所出的宗白华等。他们也无一不孜孜钻研，学术报国。朱光潜生平的许多重要著作，都在抗战时期战火纷飞当中着力完成。

第二，有伯乐才有千里马。民国时代北大校长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对于学术机构请什么人、开什么课，都独具慧眼。在梁启超极力推荐下，没有博士学位的陈寅恪也能请来当教授。抗战艰苦，教育亦无中断，在战火中成立的西南联大，便延续了学术追求的传统。

说起来，即使在今天的新加坡，所谓双语、双文化，不以文凭论英雄等等概念，也仍只是一些“理想”而已。

第三，民国学人大都得到政府的礼遇。领导人蒋介石或许鉴于自己出身行旅，对学养深厚的知识分子常敬畏三分。胡适便常对蒋直言，不断与他抬杠。傅斯年与蒋谈话，更翘起二郎腿。

利用“匕首投枪”的尖锐杂文，把北洋政府、民国官僚鞭挞到体无完肤的鲁迅，薪酬每月300大洋，生活一直都不错。鲁迅在厦门大学执教的四个月期间，由于创校人陈嘉庚在南洋生意失败，薪金一时难以到位，加上创校时期厦大图书简陋，所请的教员也资历不高，谈笑缺鸿儒、往来皆白丁，鲁迅自觉懊恼，便炒老板的鱿鱼，拂袖而去。

与民国时代学界精英这种意气风发的情况相比，我们不难感受到进入“新中国”后知识分子的悲惨。从反右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打为右派”而遭受迫害与伤残的数十万人，大部分都是留过洋的、学有所成的学者，或创意十足的作家文豪。灾难里面，中国承受的打击当然是巨大的。而这一切，都不可能与建党建国的意识形态毫无关系。

最近，习近平公开肯定文革是一场“浩劫”，后面是个发人省思的深刻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