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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说他才是第一位真正的美国总统

1837年至1841年之间在职的美国第八任总统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是这一政治大变革的象征性人物。他的发色通红,个头只有五英尺几英寸(约1.6米左右),永远身着合体的长外套,领口严丝合缝地系着白色的细布围巾。范布伦出生在纽约州的一个小镇金德胡克(Kinderhook)。和以往的总统不同,他的父母都已经是地道的美国人,而不是英国国王的臣民,因此,范布伦的朋友都喜欢说他是第一位真正的美国总统。本文摘自《生死民主》,作者约翰·基恩,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特朗普当选美国最新一任美国总统(图源:AFP/VCG)

在这个时期,相当数量的政治创新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景观。其中最伟大的成果当属竞选的诞生——各个政党竞争选民的支持。而且,竞争的根系四处蔓延,伸回到大西洋彼岸。尽管欧洲早期政党竞选制度的发育面临重重阻力,人们对政党政治的党争和煽动所产生的后果普遍感到敌意,但新的政治制度仍然在缓慢地进步。欧洲党团政治开始于18世纪初。在乔治三世统治时期,英国下院开始形成的小党团加速了政党制度的发展,这个过程关联到对专制的反抗和代议制的发展。如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所说,最初他们采取的是一种绅士之间“君子之交”的形式,它的角色是以年轻的公民社会中主流权力阶层的名义批评、限制或支持首相。直到19世纪初年,这些羽翼未丰的团体还只是议会中组织松散的小群体,各自代表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党团将自己的位置明确地定位在立法领域,既不参与公开的竞选,也不在立法会议之外进行宣传和游说。同时也没有对自己实行严格党纪和党规的约束。

美国政党公开竞选的兴起让老式的政治发生了根本改变,但接受政党竞选的进步步伐实际上非常缓慢。在杰斐逊和平完成总统权力移交之后很久,人们仍然对政党代表制度保持强烈的反感,古维诺·莫里斯描述说,政党代表都是些“闹事之人,看家的本领是吸引大众的注意力”。1812年美英战争之前的紧张局势让美国人颇感恐惧,各派政治人物一致呼吁消除分歧,在国家的旗帜下联合抗敌。一时间,对党派政治的自我调侃和蔑视甚嚣尘上,其严重的程度今天的人简直无法想象。州议会的代表们通常被认为是些腐败分子,而大部分议员抱怨自己的生活毫无隐私可言。首都华盛顿的情况一样糟糕。公民们觉得,首都与他们毫不相干,地理上有多遥远,2心理上就有多疏离。首都出名的是它破败的建筑、满街泥泞和成群结队的蚊子,似乎这一切让政客们自己也深感自卑。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约翰·亚当斯总统的儿子)有过一句名言,他警告人们说: 政客这个行当需要厚脸皮,因为政客是“怀有持久和恶意的戒心”的目标,而对政客的警觉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用“公开的羞辱和嘲弄”吞掉他们。

这句名言暗含了某种深刻的否定: 政治不是一个完全正当的使命,政治家和他们的党团都是些流氓无赖,人们绝不能对这些人委以充分的信任。时至今日,美国人仍然对政客抱有这样的态度。我们从事后来看,对政党的恶感在代议制政治的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这个制度的有效运作依赖定期地、批量地将原来当选的代表清理出去。代议制政府让人们感觉它举止谦卑,是一种为持异见的少数人和为公开的权力竞争创造公共空间的新方式,反过来,在这个过程中,当选代表们有机会在手里握着选票的选举人面前,展示自己的政治素质和领导技巧。这是定期选举的全部要义所在: 如果当选的代表都是些圣徒,选举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18世纪上半叶,美国人一方面对政党政治怀有疑虑,但同时又积极地支持政党政治的实际运作。遍布美国各地城乡,人们越来越经常地举行公众集会讨论公共议题,通过决议或者通过集会表达他们对候选人的支持。甚至那些原本持反对立场的联邦党人也迷上了新时尚,既然阻挡不了政党政治的大潮,他们干脆自己也开船起航了。政党在城镇组织委员会,委员会的工作包括烧蛤蜊、烤肉、炸鱼、举办各种聚餐会、吸引仍未拿定主意的选民,并在选举前夜亲自走访潜在的本党选民。在县、区和州各级都有政党委员会,作为后来党内初选制的先声,原来苏格兰长老会的代表大会原则,现在被用于世俗的政党政治。政党大会通常每年举行一次。政客必须是出色的演说家,能够吸引听众,他们从一个市镇跑到另一个市镇发表演讲,对着群众集会上好奇的听众,伶牙俐齿地尽情卖弄。会后还有各项竞选工作,在19世纪40年代,搞党务的人称之为“中国人的把戏”(the Chinese business),包括: 文宣游行俱乐部、乐队、升旗仪式、烟花、海鲜浓汤晚会、冬日舞会、夏季郊游、在街角与行人握手、着装统一的支持者骑马在街上列队行走、发行各色竞选徽章。

这些新把戏给古老的英文字眼 hustings赋予了全新的意义——竞选集会,会议上候选人宣讲他的基本政纲。这个字眼起源于古斯堪的纳维亚语 hústhing,指头人主持的家族大会,hús(家)加上ting(大会,议会),在英文中原本是“议事大会”(deliberative assembly),或者“代表会议”(council)的意思,现在则是指竞选助手和候选人通过召集集会吸引支持者,最主要的作用是拓展竞选、拉拢选票。联邦派借纪念华盛顿的生日(2月22日),利用他的威望为自己造势。在18世纪90年代,美国人还没有庆祝国庆的习惯,但到后来所有党派都抓住独立日(7月4日)国家假期大搞竞选活动。竞选过程不断地提醒美国人,要关心公共事务,要参加投票,因此竞选集会还有扩大潜在选民圈子的作用。要求扩大选举权的呼声越来越高,到1824年,美国各州都允许白人成年男性拥有投票权(英国直到1867年才做到这一点)。美国人已经摆脱了君权派和共和派对所谓分裂的恐惧,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职业政党和职业政治家。

1837年至1841年之间在职的美国第八任总统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是这一政治大变革的象征性人物。他的发色通红,个头只有五英尺几英寸(约1.6米左右),永远身着合体的长外套,领口严丝合缝地系着白色的细布围巾。范布伦出生在纽约州的一个小镇金德胡克(Kinderhook)。和以往的总统不同,他的父母都已经是地道的美国人,而不是英国国王的臣民,因此,范布伦的朋友都喜欢说他是第一位真正的美国总统。他的荷兰裔父母是当地的小农,同时还经营着小旅店,而他本人则是第一代与参与军事征伐和制宪会议的建国之父们毫无关系的职业政客。他先是学习法律,后来开始热衷于纽约州的政治,并在1812年成为州议会的参议员。政治成了他的生命,在政治风浪中求生成了他的职业。在派系林立、强人操控的纽约民主共和党中,(喜欢在自己的帽子上装饰一条公鹿尾巴,因此得名的)“鹿尾”(Bucktail)共和派是党内的生力军,这些人举止斯文、衣着得体、处世精明,且服从纪律,而“鹿尾”派的主要组织者就是范布伦,这是他在政界初试身手。他们相信,在政党内不存在“寡头铁律”,他们现在拥有的影响力和地位,是党内同仁努力的结果。他们利用议会内的党团骨干会议制度和庇护式机制,奖励和提携忠于本派系的成员,以此形成对议会投票的控制,这套后来成为经典的政治机器名声远扬,也可以说是臭名昭著,人们索性将“鹿尾”共和派称作“奥尔巴尼摄政团”(Albany Regency,奥尔巴尼是纽约州的首府)。

在纽约州之外更宽广的美国政治舞台上,“鹿尾”派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它属于安德鲁·杰克逊麾下的全国民主党,支持他赢得了1828年总统大选。杰克逊就职后立即奖赏范布伦,任命他为国务卿。范布伦以此为跳板,爬上了副总统的高位。对范布伦的任命,说明人们接受并赏识他在民主党内巧妙设计的后援系统,他们派出活跃分子挨家挨户分发传单和政治集会的门票,组织马车将选民从家里送往投票站;一旦杰克逊当选,范布伦立刻帮着在民主党忠勇之士之间分派联邦政府的职位。他表示,这套被人诟病的“政党分赃制度”十分符合“民主”精神,它证明了最普通的美国公民也可以担任政府公职,完全不需要一个寄生的公务员阶级。

范布伦的绰号之一是“小魔术师”,他对竞选总是兴致勃勃。他相信组织是胜利的关键,在开发和笼络党团积极分子上很有一套手法,比如他有一伙“童子啦啦队”,为了呼应杰克逊的外号“老山胡桃”,他们在民主党组织的竞选大会上分发沉甸甸的胡桃木棍子。范布伦学着杰克逊的样子,自称“老金德胡克”(Old-Kinderhook),特别喜欢充满挑战、火药气十足的竞选集会。他对自己的政治对手非常大方,但需要玩手段的时候下手毫不留情。他会私下里联络记者,说动他们发表一些有关民主党本党的负面消息。他推崇努力工作,耐心等待,拥有与同伴同甘共苦、团结一致的美德。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个人魅力,也算不上有演说才能,但这些都没有伤害到他的政治生涯。他是现代政党政治的忠实信徒,坚信政党是代议制民主的生命力所在,深谙使用现代技术运作政党的技巧。在他看来,政党就是一架权力机器,它具有将不同背景的公民卷入国家管治机构的良好功能。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公民通过政党代议采取政治行动,让这些管治机构对公众的责任变得更加明确和可靠。政党大会——与议会内的党团骨干闭门会议截然相反,让人民有机会参与选择领袖和制定政策。但是,从相反的方向看: 政党机器可以操纵代表大会,让政府拥有更大的管治权力,推行某些原本可能引起剧烈冲突或者原本无法执行的政策。如果政党机器失败了,没有达到原定的目标,握有选票的支持者就会抛弃它们。这时,当权派会乖乖地认输下台,让对手上台,然后在规定时间内运作他们的政党机器。

美国的政党政治世界极为碎片化,范布伦的高层政治生涯起伏跌宕。1835年5月,他在巴尔的摩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全票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次年在总统大选中获胜,他迅速登上总统的高位,愉快地尝到了自己一手炮制的药酒的甜头。这时的范布伦已经谢顶,但是脸颊两侧还长着红色的连鬓胡子。他宣布他打算“踩着名声赫赫的前任的脚印”前行。但范布伦的运气不佳,他亲身体验了代议制民主对区域安全和变幻无常的市场经济的高度依赖。在他的总统任期内,英属加拿大政府的武装力量实际上已经越过边境,进入了美国领土,在美国激起了一股反英情绪的浪潮。更严重的问题是,在范布伦总统任期的第一年,美国遭受到严重的经济危机,行政当局和民主党之间出现分歧。人们很快将范布伦戏称为“马丁·范不能”(Matin Van Ruin),他失去了连任总统的机会,在1841年总统大选中被辉格派推出的候选人威廉姆·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将军击败。范布伦平静地接受了失败,但他在代议制民主世界给我们留下了一大一小两笔遗产。

大宗遗产是一个后人可以复制的政党运作模式,这个政党纪律严明,追逐政治权力。小宗的遗产是一个由两个字母组成的词汇,它在全世界大行其道,几乎无人不晓。1840年,范布伦开始竞选连任,他的支持者发现,哈里森的辉格派政治机器开足马力,拿范布伦尽情开涮,极尽嘲讽之能事。范布伦不仅是“小魔术师”和“马丁·范不能”,而且还有若干更暧昧的头衔,比如“国王马丁一世”和“金德胡克老狐狸”,后面这个外号是想提醒选民留意他所余无几的红头发和他的狡黠个性。哈里森的支持者给自己的候选人取的绰号是“蒂帕卡努”(Tippecanoe),这是美国中西部印第安纳州拉法耶特市以北几英里的一个地方,自此地以西,是一片辽阔的沃土,印第安土著在那里繁衍生活了几千年,而哈里森将军在这里打败了印第安人,让他们最终失去了对这片土地的控制。哈里森的竞选搭档是约翰·泰勒(John Tyler),辉格派的竞选班子顺手拈来一句短小精悍朗朗上口的口号“蒂帕卡努加泰勒”。范布伦的竞选彼时已经落于下风,但他的竞选助手们还是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应答。从印第安土著乔克托人的一个词“okeh”,他们想到了改造“老金德胡克”形象的办法,用“O. K.”作为“老金德胡克”的缩写,建立民主党“O. K. 俱乐部”,它取“范布伦一切顺利”,或“完全正确”(oll korrect)的谐音,O. K. 两个字母迅速传播,今天已经是世界上所有人在赞同一件事情或赞同一个人时共同使用的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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