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宋子文交恶：宋霭龄是幕后推手

在宋霭龄的推动下，蒋介石与孔祥熙的关系日益密切。另一方面，由于宋子文与蒋介石之间缺少情亲沟通和化解渠道，两人矛盾则是愈演愈烈。除去个性方面的差异，蒋、宋交恶，不可忽视其中宋霭龄之刻意经营及其对蒋所施加的影响。本文摘自微信公众号“文史e家”，作者朱晋平，原题为《宋霭龄对蒋介石的刻意“经营”》。

宋霭龄是宋家的大姐，她在处理和蒋介石这个妹夫的关系上，着实用了许多心思，下了很大的功夫。

1927年6月，蒋介石正热恋着宋美龄。此时的蒋介石虽然已经是北伐军的总司令，但是在宋家人面前底气还不是很足。而宋家大姐看到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前途将不可限量，因而极力促成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事。6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述了宋霭龄对自己的劝诫，谓：

“琳姊（宋霭龄）评余欠准备工夫，全凭临时应付，此诚道着矣。”

可见宋家大姐对蒋介石虽然有些不满，但总体上还是愿意收这个妹夫的。1927年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他也许是接受了宋霭龄的教导，经过一番精心准备之后，于1927年10月，在天津《益世报》以“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的身份发表了一封情真意切的“情书”：

“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姐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曩日之百对战疆，叱诧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才华荣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如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这次正式的求婚终于打动了宋美龄的芳心。随后，蒋利用下野赴日游历之机，前往拜访在日旅居的宋母，当面请求其允许与美龄的婚事。宋母虽然当面同意了婚事，但不知为何，却不愿意让美龄来日本，恐怕蒋、宋在日结婚。蒋对此事“不胜怅望”，但已无可奈何。1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新婚不久，宋霭龄再次规诫妹婿，认为他“游怠为虑，且轻视之”。这次蒋介石不以为然，在日记中为自己辩解：

“其实不知鸿鹄之志也”。

蒋介石与宋美龄婚后，蒋介石既感受到了“非任何事可比”的“新婚之蜜”，也出现了因性格不和时而相聚时而分离的小插曲，而与宋氏家族的关系也逐渐复杂起来。1929年，因中东路问题中苏关系紧张时，宋庆龄发表宣言，痛诋政府与苏绝交。宋子文则在此外交困顿之时，不辞而别，这无疑令蒋介石不胜苦闷。在日记中慨叹：

“政府中人有权相争，有责规避，一家如此，一国亦如此，国之不亡，其有日乎？”

恰在此期间，宋美龄因流产大病一场，无后之忧便成为蒋、宋婚姻生活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而蒋经国长期在苏联未归也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就在这个时候，宋霭龄开始刻意经营孔家与蒋介石的关系。1930年10月31日，宋霭龄携孔令俊、孔令伟来到奉化乡间，与蒋介石夫妇相聚。为排解蒋想念儿子的忧愁，宋霭龄主动提及营救经国回国的事，这无疑令蒋非常感动，他在日记中写道：

“孔姊与吾妻对经儿之念念不忘，甚可感也。”

宋家大姐不仅忧蒋之所忧，还投其所好，对蒋本人不吝溢美之词，深得蒋之欢心。蒋在日记中记曰：

“蔼姐以奉化山高土厚、树直水清，而岩险瀑激，包括我个人之性情。余亦以为然也。”

在孔家外甥们的陪伴下，蒋介石与他们谈笑风生，让蒋感受到家庭生活的愉悦，在日记中说：

“大姐诸甥与子良皆甚欢乐，为自生以来所未有。余夫妇当亦甚乐。”

喜悦放松之心情，跃然纸上。类似的一幕，在30年代蒋介石的日记中时常可见。1931年3月8日，蒋因扣留胡汉民引发政坛轩然大波，内心焦虑紧张之际，在日记中记称：

“下午与大姊三妹诸甥、哲生等在陵园管理会屋后野餐，自行烹调乐也”，“近日郁积之气，为之一伸”。

蒋氏夫妇生日、节庆日或返乡省亲等亲人团聚时刻，孔氏家人总是紧随其后。1931年3月30日，蒋在日记中记道：

“下午陪妻游览郊外，以祝其今日为旧历三十三岁之诞辰也。惟我夫妻与仪甥知之，不使外人闻知，以此自测我夫妻德业之进退，事业不足奇，德业乃为可贵也。”

蒋介石与孔家外甥的亲密程度可见一斑。

在宋霭龄的精心安排下，蒋介石与孔家的关系日渐密切，而宋子文则缺少与蒋之间的亲情沟通、化解渠道，致使二者之间矛盾愈演愈烈，卒至破裂。1933年10月29日，蒋介石允准宋子文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与财政部长职务，由孔祥熙接任。蒋介石感到如释重负，30日在日记中写道：

“中央子文辞职照准，后患豫（预）防乃一关系存亡之事，十年隐患清于一旦，亦可告慰于先人也。”

蒋、宋交恶，除去个性方面的差异外，也不可忽视其中宋霭龄之刻意经营及其对蒋所施加的影响。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回忆中提及：

“在30年代初期，子文被撤掉财政部长，是孔夫人策划的，并由孔祥熙取而代之。”

可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宋霭龄对蒋介石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