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倒台头号功臣张玉凤神秘丈夫曝光

张玉凤在保住华国锋与汪东兴位置上起着重要的筹码作用。若没有她的存在，毛泽东在指定接班人时，华国锋不一定是惟一的人选；在毛泽东死后不久，就向华国锋进言拿下“四人帮”的汪东兴，肯定不存在。那么“四人帮”的灭亡可能要推迟，很大可能是要以血的代价解决之。

1987年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发生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 “5·6”森林大火，此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措施，我们铁路部门也被要求，尽快撤换正在使用于车辆制动的铸铁闸瓦，因为在林区下坡路段的这种靠金属瓦状制动块，抱紧高速运转的车轮踏面会产生火花，极易引发近在咫尺的森林火灾。

由此我厂开始研发、试生产低摩合成闸瓦，至1990年可批量生产，但与此同时南方一些路外企业也有同类 产品上市，而且价格低廉还有回扣，致使我们的产品市场受限。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通过我厂一位职工的退休父亲关系，找到时任铁道部部长的李森茂，想通过部里下达一份文件进行干预，李部长将此事批转到铁道部物资管理局调研处理，就这样我们与直接处理该事务的物资处处长，刘爱民相识并有了频繁来往，有时到他家会捎去一些土特产，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张玉凤的爱人。

我与刘爱民近距离接触，是1991年在北戴河召开的东北铁路五厂协作会议上，他是以被邀请的部领导身份参加会议，会上他仅作了一个十分简洁的讲话，并一再声明自己是来学习的。开完会后又组织大家到几个地方游览，我们吃住在一起。他是个典型的东北大汉，1.8米多的大个，满头浓发，四方大脸，浓眉大眼，谈吐适中，不肆张扬很随和的一个人。他和张玉凤是老乡，当年从牡丹江消防兵，转业到铁路当了一名车工，于1967年与张玉凤结合，第二年有了大女儿刘肖宇，属猴。1970年7月张玉凤调入“中南海” 成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后，时间不长他也被调入铁道部，不久就提升为铁道部物资处处长。但从口音上却听不出黑龙江味，而是很浓的北京儿化韵味。

一天在登承德的棒槌山时，我发现他的后裤兜有一处寸长的新缝的口子，就逗趣地拍拍他的屁股说：“挺大的处长，怎么还穿缝补的裤子？”他笑道：“见笑啦，这是我的手艺，穷嘛，就得缝缝补补再三年。”当时我差一点就要问：“怎么不让老婆缝？”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大家在说笑中对他都忌讳谈“张玉凤”三个字，我立即改口：“不向你借钱，别哭穷。”“真的，我们机关比不了你们工厂，咱们工资差不多，但你们每月有可观的奖金呀，我们这清水衙门每月就那点钱。”确实是这样，那时的政府公务员真没啥特殊的。

不久我们得到通知，刘爱民要到我们厂实地考察，并带着妻子一起来，结束考察就回牡丹江老家探亲，为此厂长带人专程去一趟北京迎接。按照厂长的回电精神要做到三点：一、不许向媒体透露。二、只住招待所不住酒店。三、不许摄影拍照。

为此厂领导专门在小范围内又召开了一个会议，再三强调的是要高度保密，因为这是人家提出的要求，并做了一系列接待准备工作。他们到达已是晚间就安排到铁路招待所住下。第二天就接刘爱民到厂子来，同时又派厂办的一名女同志去陪张玉凤（没有告知她张玉凤的真实身份）同时给她一个任务，要目测张玉凤的脚有多大，但绝不许问。第二天让她去选购一双最好、最适宜的半高跟棉皮鞋。因为那时已进入深秋，早晚已见寒气，而张玉凤还穿着一双单鞋。

晚间厂领导要接风宴请他俩，但被婉言谢绝，张玉凤说：“要不就到韩厂长家看看，顺便吃顿家庭便饭吧。”领导同意，但却不能在老韩家吃饭，因为他是回民，所以就改到我楼上的一位副厂长家里，因他家条件肃静，一个儿子在外地当兵，两口子没别人，房间也宽余。并让那位女同志把新鞋拿来，让张玉凤试穿，没想到非常合适，她高兴得一再表示谢意，并坚持要付款。这次我们才知道，张玉凤是个铁路世家的人，他的父亲是个铁路老工人，后来她夫妻俩也在铁路工作，家中有八个兄弟姐妹，她排行老四。由于生活困难，她在14岁小学毕业就不念了，成为牡丹江铁路客运段的一名进京乘务员，婚后育有两个女儿，一个在大学一个高中。由于她的特殊工作顾及不了家庭，孩子都是婆婆和刘爱民带大的。

按计划第二天，要带他们去距市区30公里的乌裕尔河下游，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参观野生丹顶鹤等珍禽动物及湿地生态环境。但又一次被婉言谢绝，匆忙启程回了牡丹江。

张玉凤虽然在这里只是短短的小住，但给人的印象挺深刻，身高约一米五八，长得脸庞清秀，五官端庄，肌肤白皙，是一位很文静、很质朴的女性，她举止文雅，讲话轻声细语，待人诚恳，不张扬，不矫揉造作，是年47岁。这个时期按她的要求，工作已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又调回到铁道部，这位伴随着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那位老人，度过其生命的风烛残年的她，身上藏有太多解读毛泽东晚年个性的密码，是中国大陆铁血政治最具权威的见证人。经过人生的跌宕起伏，今天又踏踏实实回到普通人当中。

人的命运是不由己的，一旦上苍将你放到某一个偶然机遇位置，你可能会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在某个角度看，我认为张玉凤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

试看多疑、多虑的毛泽东，在他病重的晚年（1976年4—7月）做了一系列身后大事的部署，以保江山不变。首先在政治局常委会组成人员上，他反复斟酌。第一次名单里有毛远新、江青、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五人；第二次又追加了汪东兴和张玉凤共七人。这两次变动都没有变更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的安排，这样做有其深奥的诡异之处，因为毛泽东是精通古史并擅于以古治今之人。

第一、汉高祖刘邦薨逝后，吕后杀死赵王如意和他母亲戚姬的教训是前车之鉴，这怎能让毛泽东不惊魄。由于张玉凤在毛泽东晚年与之形成的特殊关系，使得毛泽东在考虑他身后事时，不得不顾忌江青在他死后会对张玉凤下手，因为他太了解江青这头母狼积聚多年的嫉妒之火，在她一旦掌握生杀大权之后会肆虐，那对张玉凤肯定是灭顶之灾。将汪东兴和张玉凤追加到政治局常委里，可使江青与张玉凤平起平坐，地位相当。

第二、江青、毛远新都是他首选的继位人，但考虑江青的为人和毛远新的资历均不能服众，唯有华国锋可取。还有一层更深的厚望是，华国锋在其中可起到平衡江青与张玉凤的关系，使其各安其分。于是华国锋才成为毛泽东唯一可心、可信、可选的继位人。

第三、为了更好保证张玉凤的安全，在第二次追加的政治局常委会名单上，毛泽东还加上了掌管中央警卫团的大管家汪东兴，但这也为“顾此失彼”作了最后的诠释。

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个人的意志而改向，即使暂短的瞬间走偏，也终会被纠偏。1976年10月6日晚，发生在中国的逮捕“四人帮”喜讯，就是这一哲理的印证，其中华国锋起到决定性作用；汪东兴起到有力保障的辅佐。这正是毛泽东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之处。尽管在他去世的前五个月就宣布了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不久又颁发正式文件，由陈锡联取代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完全褫夺了叶剑英的军权，形成了汪东兴控制中央警卫团；张春桥、姚文元控制了舆论宣传工具，致使元老派在中央已没有任何实权的无后顾之忧局面，但也无济于事。

基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张玉凤，在保住华国锋位置上的重要筹码作用；在保证汪东兴上来同样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可以设想若没有她的存在，毛泽东在钦定继位人时，华国锋不一定是惟一的人选；在毛泽东死后27天，就向华国锋进言拿下“四人帮”的汪东兴，肯定不存在。那么“四人帮”的灭亡可能要推迟，很大可能是要以血的代价解决之。

这就是——某一个偶然机遇位置，你可能会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之必然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张玉凤在中国第二次获得解放上，起到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尽管她本人浑然不知，亦未被理论界所公认。

（本文摘自海鸥的个人博客，原题为《我所认知的张玉凤夫妻俩》）